▲革命了（何业琦）
事实上，深度学习历史概念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根据史料进行合理的推理和实证。这也是深入理解教材文本的必由之路。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局限”，教师用书《中外历史纲要（上册）》强调在历史意义方面重点深度学习“从君主专制制度到共和政体的转折”，在历史局限方面紧扣“革命的组织者”，即“缺乏一个能够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大多数民众，以及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进行思考，并且提示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国民党的改组等史实进行深入理解。也正如必修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册）》所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政体，而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并不能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也不能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尽管民国初年由于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蔑视共和政体并未真正贯彻实施。因此，明显不能对此进行“轻描淡写”地“肤浅”学习。近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可承受之重。君权的至高无上，强调以君主为中心建置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君主之下的所有人在这种等级“名分”下只能诚惶诚恐地遵守，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甚至是逾越，这就是所谓的“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第5卷）。这就是说，除了君主外的所有人既不能“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更不能“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除了法国、美国外，英国、意大利、德国、沙俄等都无一例外地保留了君主制。可见，保留和延续君主制还是一种世界潮流。这就是说，从古代中国传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政体的主要形式来讲，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沙俄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改革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主张在中国保留君主制也是很有“理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只不过是都归于失败。
▼白洋湖畔（潘华）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条件，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首次“破天荒”地在中国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创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于1908年颁布《革命方略》明确宣布，“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全集》第2卷）。可见，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是何等“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巨变。虽然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政体受到北洋政府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帝制复辟，以致民国初年共和政体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是它确实“舍得一身剐”，把“皇帝拉下马”了，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其直接结果至少有两条。其一，沉重打击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由于《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且之后也一直未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甚至连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也只是在形式、名义上统一中国，也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再也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可靠的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这又是一次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打击。其二，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显然，辛亥革命是首次试图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这对于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具有推动作用，有利于确立民主共和的价值观，也就是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据朱执信回忆，民国初年“国民相信自己是主人翁，官吏自问没有什么威光”（《朱执信集》下册）。事实上，这种民众意识的觉醒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条件。从汉武帝时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来，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之首，皇帝既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思想文化中诸多观点或看法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来源，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方面沉重打击了帝制的政治思想与观念，另一方面也对传统中国以儒家为主流思想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产生了猛烈冲击。因此，哪还有什么陈腐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不可以怀疑、不能够被打倒的呢？群众中那些封建的思想一旦被破除，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为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奠定了基础。
▼树密山深云满屋（陈林干）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主要包括扫除弊蠹、保护人权、振兴实业、改革教育等四个方面。在扫除弊蠹方面，其一，整顿官场，包括清除了旧时中国官场“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还有实行低薪制，所有在职人员（到最下级的“录事”为止）一律每月领取津贴30元（军用票，由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也全由政府提供食宿，“亦一律齐等，满清官僚气习，扫荡无遗”（《胡汉民自传》）。南京临时政府发布通令，宣称凡政府官员都是“人民公仆”，绝不是“特殊之阶级”，革除“大人”“老爷”等相称的官场恶习，政府内部一律以官职相称，社会上则改称“先生”或“君”。其二，革除陋俗恶习，包括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在20日内剪除发辫，禁止赌博，劝禁缠足，禁止蓄娼，禁止迎神赛会等等。在保护人权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反复强调“自法兰西人权宣言书出后，自由、博爱、平等之义，昭若日星”“共和告成，人道昌明”“凡属国人，咸属平等”（《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第41号）。还有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赋予女子参政权，这是近代中国首次“破天荒”地赋予两千多年来备受歧视的妇女以参加各级政权的权利。也包括禁止奴婢买卖，禁绝贩卖华工，保障封建时代备受歧视的“疍户”的公民权，禁止刑讯、体罚等等。在振兴实业方面，南京临时政府特设实业部，各省设立实业司，以发展农、工、商、矿各业，作为“富国裕民之计”。为此，南京临时政府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则列，如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对于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南京临时政府无不批准立案，包括煤矿、银行、航运、军械制造、皮工、铁工、制革、磨面、轧米、榨油、工艺、渔业等等。如有地方官司侵夺私产、破坏营业者，即令有关部门彻底清查，妥为解决。此外，南京临时政府提倡垦殖事业，垦辟荒地者予以五年不升科的优待（按清朝旧例，一般来讲，荒地开垦二、三年即升科）。
▼秋韵（余明海）
在改革教育方面，基于“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的方针，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各地废止小学读经和跪拜孔丘之礼，禁用前清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旧时皇帝“御批”各书和《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诸多有碍民国体制和共和精神的书籍，概行禁止讲授。这是为实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扫清障碍。又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进行学制改革，包括旧时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缩短小学和中学的学习年限，取消读经课与增加自然科学、实业、实用知识方面的课程。此外，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其中，内阁向国会负责，内阁国务各员辅佐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参议院为立法机关，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和行使立法权；法院为司法机关，独立审理民刑诉讼，行使司法权。这就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告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也就是宣告了民主共和原则的正义性和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也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简单来讲，南京临时政府主要从扫除弊蠹、保护人权、振兴实业、改革教育等四个方面清除了“专制之政毒”，促使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新的变化，冲破了封建主义的藩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综上所述，从革命党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与创立民主共和国、颁行政策法令与革新措施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看，辛亥革命具有明显的革命性、民主性，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松风云天（王利华）
辛亥革命之所以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主要在于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法令与革新措施，所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它的全部施政活动，都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彻底性。南京临时政府在《告各友邦书》中正式承认清政府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负责“偿还”清政府所借的全部外债和承认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所掠夺的种种特权，幻想以此换取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承认中华民国，与民国“更笃友谊”“提携亲爱”。这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没有通过运用国家力量，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从而也就没有履行将清政府“辱国举措”“一洗而去之”的庄严承诺。伍廷芳甚至以外交总长的名义颁行保护租界的十条“规则”，“既禁止中国人携带武器在租界内行走，也禁止缉拿逃入或潜藏在租界的反革命人犯，还禁止搜查和扣留济敌军火、私运违禁物品的各国兵轮等等”（《外交总长颁行〈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两千多年来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拦路虎。这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要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变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强调“平均地权”，试图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所致力的“民生主义”只不过是“注重实业”，对于土地问题很少触及，并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甚至是基于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使罪迹彰著的'前清官吏’的财产成为'已在民国保护之下’而不加以触动，以致许多大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正宗爱国报》总1851号）。显然，利于国计民生的私有工商业必须保护，但是基于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有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宗旨。简单来讲，对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压迫与经济侵略等问题，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也就是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芦塘秋趣（潘华）
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使中国从此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主要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广大民众，以及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其一，革命党人没有提出一个彻底的、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许多革命党人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真面目，甚至还天真地认为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幻想得到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并且非常担心革命的迅猛发展会招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以致在革命之后总是避免触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完全没有“直接”触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许多革命党人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也十分肤浅。基于家庭和所受的教育，许多革命党人与封建制度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从而只是把清朝统治者看作革命唯一的敌人，既看不到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官僚看作同盟者，以致不惜向他们作出种种重大让步。基于这种历史条件，当推翻清王朝统治之后建立了民国，许多革命党人认为已经实现了革命的目标，从而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明确方向，妥协逐渐上升为主流，如删除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平均地权”被虚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遭到抛弃，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予以取消，最终造成革命的半途而废。这就是说，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止步于“推翻皇帝”，对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情况和各种社会力量没有正确的了解和分析，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其二，虽然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是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份响应的重要原因。然而，辛亥革命没有依靠并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同他们相脱离了，也就是使革命党人因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反动势力的反扑中最终走向妥协和失败。这是革命党人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
▼初雪（陈国飞）
其三，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吴玉章回忆录》）。甚至有“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说法，导致革命一旦遭遇具有较丰富反动政治经验的旧社会势力有计划的集中力量的进攻，迅速地归于失败。正如胡汉民指出，革命后之所以没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党人自身缺少严格的组织性与纪律性”（《胡汉民自传》）。这就是说，显然，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从对辛亥革命缺陷的反思开始的，它在中国思想界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它最初追求的目标是“个性解放”，这还没有跳出西方思想界的窠臼，以后就逐步发展到对社会改造的探索。事实上，只有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才可能对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有“个性解放”可言。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它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表明，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要在中国这样幅员广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实现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201-1206.
［2］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38-243.
［3］金开诚（主编），张利（编著）.中国历史朝代更迭·辛亥革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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