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有句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思想家伯林对这句话偏爱有加，用之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这就是《扭曲的人性之材》（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实话说看这个书名有点如坠五里云雾，是绝然想不到这是康德的那句名言化来的，幸好书中译文尚好，否则差点因为这个题目错过了伯林。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伯林的著作中有种冷静的激情：冷静是因为理性，激情是因为同情和投入。冷静的激情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复杂难言的体验，一种感情上强烈的感染和认同感。那种心潮澎湃的体验，那种逐渐清晰的思想脉络，那种优雅无比文风，那种博闻强识的学识，毫不夸张地说，构成了一种伯林所独有的精神魅力的磁场。我个人偏爱的大都是这种理性与感性兼具，智慧与体悟并存的作者，英国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也同属此列。
在他的《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版）中，他开篇即言：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这倒不是危言耸听，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这些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他们发展、增加和评论并运用这些原创性的观点，而我们这一代只能站在历史人物的肩膀上无所适从，我们没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只能利用历史。2009年10月30日，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家中病逝，这位法国思想界最后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离去，无疑更佐证了伊格尔顿的悲观性的观点。这位与萨特同时代的伟人的辞世，不仅仅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预示了一个世纪的终结，那个盛产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伟人的20世纪的终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世纪终结者。
列维-斯特劳斯最富盛名著作应该是那本《忧郁的热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该书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时成了畅销书，现如今已是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用桑塔格的话说，《忧郁的热带》的伟大在于“列维-斯特劳斯利用他的经历的方式——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身体艰辛的意义，反思着新旧世界的城市，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这本书同时还有三联书店的版本，同一个译者。其实我更赞同用不同的译者，多个版本可以对比选择，会更有利于读者。
说到了桑塔格，想起她的最后一本随笔《同时：随笔与演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中也谈到的翻译问题，她在其中提到说，之所以翻译“成为一项如此复杂的工作，是因为它回应各种各样的目的”：其中就有“从一种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是困难重重的，而某些文本更是坚决拒绝屈服，这是因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意识，当翻译程序启动时，这些东西就会出现——这种特质，由于没有更好的字眼，我们只好把它称为可译性。”在一本本身就是翻译的著作中能读到这些关于自古存有，至今争议不断的关于翻译的理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同时》译者是黄灿然，在后记中，他对这部译著不同以往的偏于生涩的风格辩护，他说他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桑塔格的文风，那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在翻译上，他认为翻译的真理是，读者比译者聪明，因此译者不应该把读者婴儿化，“如果我译了一个异质性的句子，如果这个句子在诗歌读者中只有一个读者看得懂并大为激赏，且成为他写作或思考的刺激剂，则我就毫不犹豫保留这个句子。如果把读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分为十级，那么我要瞄准的是金字塔顶的那一级，而不惜放弃另外九级。”这已经不仅仅是译者一个人的问题，还有读者本身。这才是黄灿然这种翻译理论中最让我敬佩之处：翻译不仅仅是对自己提出高标准，而且还要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提出要求。这种互动的翻译理论让翻译的不可能成为了一种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努力达至的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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