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1932年出生于湖南，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留校任教，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等课程。1988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常务委员等职。著有《仰韶文化研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史前考古论集》《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长江文明的曙光》《中华文明的原始》等著作。
严文明先生治学严谨、思想深邃，他的研究涉及考古学文化区系、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理论、聚落考古方法与实践、稻作农业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等多个领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严文明先生视野宏大，他倡导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和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严先生教书育人，学生桃李满天下，他重视田野考古学的基础训练，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至今仍活跃在田野考古和遗产保护第一线的优秀考古工作者。
躬耕仰韶 学术发轫
严文明先生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1953年毕业于长沙一中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学习。毕业留校后，按照苏秉琦先生的安排，严文明先生专攻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仰韶文化研究成了严先生的学术起点。
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仰韶村之后，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就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仰韶文化的争论仍然很多，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和来龙去脉并不清楚。严先生坚持从遗址和地层单位出发，重新梳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三里桥、半坡等遗址的材料，阐明了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到庙底沟类型的发展轨迹，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两期四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这项研究从纷繁杂乱的材料中理出头绪，由此“找到了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钥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仰韶文化究竟是父系还是母系社会的讨论颇受关注，不乏研究者陷入其中。严先生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考古材料出发，在仰韶文化分期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筑、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和彩陶流变等内容。尤其80年代之后，严先生从姜寨聚落布局研究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所有制，从元君庙、横阵墓地的研究提出仰韶社会以氏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等等。这些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的考古材料，成功探索出了中国史前考古开展聚落形态研究的有效方法，确立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社会考古研究的新典范。
韩建业教授曾客观评价道，严先生积30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其学术意义绝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构筑体系 书写文明
从仰韶看中国，严先生结合自己在北大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编写教材的工作，分别对长城以北、甘肃、山东、长江中游、江浙地区乃至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文化进行通盘梳理，第一次综合提出整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大框架谱系。针对当时学术界较为混乱的新石器时代分期状况，严先生全面梳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在此基础上将其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开创性地将零星发现的仙人洞、玉蟾岩一类遗存划归新石器时代早期，而将早于仰韶文化的老官台、磁山、裴李岗等文化置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并指出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特点。这个阶段划分既符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实际，又具有全球视野，同时还兼顾上溯旧石器时代传统、下承三代青铜文明的特点，从而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有效纳入到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格局和世界历史的宏观体系中，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力。一些学术界曾颇为困惑的问题，例如全国各地普遍使用但内涵不同的龙山文化，被严先生以“龙山时代”的概念重新概括，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奉为典范。
在文化大格局背景下，严先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征，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理论。这一理论是在苏秉琦先生“文化区系类型”思想基础上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多元一体”特征的高度概括，既强调黄河、长江流域的主体性，又突出周边文化区系的重要性，同时阐明了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层次性特征，是指导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十一五”以来国家科技支撑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即以此理论为指导，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稻作起源 国际视野
除了文明起源，农业起源也是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国际热门话题。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尤其受到关注。国际上曾流行山地起源的“印度阿萨姆邦起源”等学说，而国内从事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多是农学家，也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了“华南起源说”的理论。严先生很早就开始从考古资料出发关注稻作农业起源问题。通过反思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结合长江中游彭头山、八十垱以及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等年代更早的稻作遗存的证据，严先生提出了著名的稻作农业长江流域起源的“边缘起源论”。他认为，华南地区气候条件好，资源丰富，相对而言长江流域冬季资源匮乏，秋收冬藏的谷物农业更适合于这里早期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稻作农业并不发生在野生祖本丰富的华南地区，而是在气候条件变异较大的边缘地带。国际上，著名考古学家宾弗德等人也提出过农业起源的“边缘论”，但用人口压力来解释，并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严先生指出并非所有农业均为边缘发生，稻作农业的边缘起源是由中国南方的环境气候特点所决定。严先生边缘起源论以考古材料为系统支撑，是目前有关稻作农业起源最有影响力的学说，并不断得到新发现考古资料的证实。
在开展稻作农业起源研究过程中，严先生十分注重国际合作和多学科研究的视角。早自1993年开始，严先生就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先后与美国知名农业考古学家马尼士合作对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等重要早期新石器遗址进行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测定了超过一万年的陶器，而且发现了超过一万年的早期栽培稻的植硅石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被评为“八五”期间(1991—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3—2005年，严文明先生再度推动了与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欧弗·巴尔—约瑟夫的深度合作，联合开展湖南稻作农业起源研究项目。研究团队先后在国际知名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科学》发表文章，用多学科的方法揭示出仙人洞遗址发现的世界最早两万年陶器的证据。这一研究成果最终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科技考古专家吴小红教授评价道，多学科综合研究是当代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严先生不仅亲身实践，而且领导和规划了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学的发展，对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教书育人 田野实践
严文明先生一直强调教书育人的重要性，他在北京大学教学和工作期间对考古系的建设，尤其是考古人才的培养模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3年，在严文明、俞伟超先生的积极推动下，北大考古系正式从历史系分离出来，组建了全国高校第一个考古学系，由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这对我国考古学科建设和考古人才培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严先生从自身的求学经历出发，特别注意到考古学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性，注意到田野考古实践的重要性。他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通过田野考古实习培养学生考古实践技能的方法和制度。考古系将大学本科阶段的考古专业学生实习分为教学实习、基础实习和毕业实习三部分。低年级学生在学习考古学基础知识的课堂之外，进行现场教学实习，增强对考古学基础知识的理解;高年级学生则要完成一个学期的基础实习，通过集中的考古发掘训练，系统学习从调查、发掘、室内整理到撰写考古报告的全套技能;毕业年级的学生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自主选择更有针对性的考古遗址进行发掘，并撰写毕业论文。严先生要求青年教师全面参与、指导学生田野工作，在田野中锻炼成长，既做到了教学相长，又为考古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和储备了后备力量。
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考古专业学生不仅专业基础扎实，而且各项能力出众，很快适应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并在一线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现在，严先生的很多学生不仅是考古界的学术精英或学科带头人，而且还不乏优秀的文化遗产管理者和知名的博物馆人才。在他的建议下，以田野考古实习为核心的考古人才培养模式被教育部推广至全国多个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考古人才的标准模式，对我国考古学科的建设影响深远。
严文明先生先后主持了20余次重大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目，他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他的很多重要思想来源于田野工作的实践。他严谨务实、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不尚空谈、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深刻影响了一代代的考古工作者。
文章原标题为《移一时之风气 示来者以轨则——记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刊载于《学习时报》2018年1月５日第7版
本期编辑：董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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