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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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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大事，我的父亲会认为，自己会永远在闽南的某个小岛上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虽然他永远是不甘平庸的。
动荡的岁月里，刚读完高中的他早早离开了家，来到闽南某岛上参了军，那时他只有16岁。我的父亲来自贫困的闽东山区，对于这样无权无势的家庭来说，拿到工农兵大学的保送名额简直是天方夜谭。在部队里，他以书为伴，笔耕不辍，不久就被提拔为文书，不到二十岁，就在国家级报刊《人民日报》、《前线报》上发表了许多新闻评论。1979年，他在部队获得了参加地方高考的资格。1979年夏天，他以全省文科榜眼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
如果不是当时的北大慧眼识珠，也许我的父亲将与北大擦肩而过。在部队里被誉为“一支笔”的父亲，立志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他的高考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但得知他出色的成绩后，北大招生组的老师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愿意上北大哲学系。于是，我的父亲，此前从未出过省的农家少年，踏上了通往中国最高学府的征程。
父亲很喜欢对我讲他的大学生活。那个时代，仿佛刚刚复苏的大地，人们对知识和理性的渴求，如久旱逢甘霖的贪婪和急切。一腔报国热血，涌动在每一个天之骄子的心中。那时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1979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为468.5万，而录取人数仅有28.4万。而30年后的2009年，1020万考生中，竟录取了629万大学生！
在如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浮躁几乎充斥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了出名，年轻的孩子可以在电视节目上满口脏话，可以将细嫩的肌肤公之于众，可以在微博上各种炫富炫干爹。他们无视学识，无视责任，无视理想，只在乎一时的“走红”和快感。如果说罗玉凤、干露露、杨紫璐们只是个案，那么看看我们的周围，如何呢？“翘课”、“临时抱佛脚”、“论文枪手”，这些语词，在大学校园中早就不新鲜了。
未名湖（图片源自网络）
因此，我想把三十年前的未名湖畔的故事告诉大家。那时的学子，目光如同那时的未名湖一样清澈。这是我的父亲常常对我讲的。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鲜事物远没有如今这样丰富。那时的北大，专业列表并没有如今这样琳琅满目，专业名单中，工科和经济学科几乎不见踪影。北大的主要专业是：中文系、历史系（含考古系）、哲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理系、法律系、国政系、政治经济学系。所以，各位看官，不要很诧异地问我：“令尊成绩那么高，为什么不报光华管理学院？”说句实话，那时的学生，还真是凭兴趣报志愿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哦，不，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是不用愁工作的，因为工作岗位是“计划”好了的，而且还都是有编制的。什么冷门专业热门专业，在当时是不存在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9级这个大家庭，于我而言，不过是我父亲的大学班级，很多北大校友曾戏称此班为解放后“第一牛班”。毕业30年，这个班走出了四位部级干部，十五位厅级干部，二十多位教授专家，十多位商界精英，十多位资深媒体人士。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上，父亲的三位大学同班同学入选了中央委员名单（福建省入选的委员也是3人）当然，用这样量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班是否“牛气”，也许有些官本主义。我并不是想说，历史上的这个班有多么出色，而是想阐述这样一个朴实道理：态度决定高度。
我的父亲是北大79哲学班的班长，也是当时燕园里为数不多的“穿着军装的班长”。
父亲的一位舍友曾经为他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
“天刚晓，班长起得早，未名湖边跑一圈，豪气冲云霄。”
早起跑步，是大学时的父亲的习惯。北方的冬天，寒风刺骨，但是父亲从未赖床。晨跑，是他生活的主旋律之一。直到现在，父亲的生活作息依旧惊人的规律。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为全家做好早饭，七点半，准时上班，晚饭后，必要进行一小时左右的“饭后百步走”，晚十点，准时睡觉。二十多年穿军装的年岁赋予了他严格作息的习惯，他的生活犹如安排精密的列车时刻表。他极其规律的作息深深影响了我，我讨厌熬夜，讨厌将今天的事情拖到明天去做，讨厌晚起，讨厌将早餐和晚餐并到一块儿吃……在我所生活的年代里，我觉得我甚至有点“精神洁癖”，因为在我周围，我很难找到一个按时作息的人。
父亲爱读书。我家的书房像个私人图书馆，家里珍藏的书，涵盖人文、社科、财经、体育，等等等等。父亲说，那时的他，宁可吃不饱肚子，也要把每个月攒下来的国家补助用于买书。我常说，我的父亲像本活的“百科全书”，遇到不懂的问题，如果上百度不方便，直接问他就好了。社会科学本就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若只学专业知识，难免陷入形而上学，所以父亲广泛涉猎，他还喜欢蹭课，旁听中文系的课、法律系的课、物理系的课……他说他最喜欢上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的课，先生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其博学儒雅可见一斑，袁先生的课堂外挤满了旁听的学生，很多学生找不到空座位，就这样在寒风中站上两小时，丝毫不觉得疲倦。
毕业后的父亲实现了他做新闻工作者的理想。虽然有些曲折。
如果你还保存着1983年的《北京日报》，也许你会在某一期的头版看到关于我父亲的事迹报道。作为军人，一切都得听组织安排。毕业后，他必须回到部队，还是闽南那个小岛。那些年，福建省的省委书记每到凤凰花开的时候，都会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看望福建籍学生，要求他们回省工作，为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一批批优秀学子现在都成为家乡各领域的中流砥柱。那篇报道写的就是父亲放弃留京，毅然回闽建设家乡的事迹。
一切大事业，都要从基层做起，不管你是不是天之骄子中的骄子。在闽南小岛上的一年，父亲依旧笔耕不辍，许多高质量的报道见刊于“两报一刊”，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于是一年之后，省城的一家部队电台找到了他，他在那里一干又是十二年，官至副总编。
很多时候，生活并不是你所料想的一成不变。现在，父亲因为人事安排，已经先后效力于三个不同的单位，每个工作时期，他都是所在单位的能人，因为他从来都是把工作当事业来干。曾经以为自己会与新闻打一辈子交道的父亲在完成从记者到领导的角色转变后，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就像大学时期的他，无论刮风下雨，一如既往地“天刚晓，未名湖边跑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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