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都是书家，自然就少不了当时的人、后人的品评议论，还非要比比高下，说说短长，这也是避免不了的。
桓温的儿子桓玄，很喜爱王羲之父子的书法，喜爱到什么地步呢？据说曾做了两个书袋，分别装着他们父子二人的字画，放在左右欣赏。桓玄自己还曾编撰了一本帖书，里面搜罗的都是王羲之父子的墨迹。
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曾一度推崇王献之。他们认为，王献之从其父学书，天资极高，而且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里记述：“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王羲之。梁代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里写到：“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遗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
不过，王献之和他的作品在唐代的运气并不算好，由于唐太宗贬抑王献之的书法抬高王羲之的书法，把王羲之提高到“书圣”，这就使得王献之的作品不能像他父亲的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尽管唐太宗贬抑王献之的书法，但是，唐代的一些书法理论家、书法家，并没有低看王献之。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他接着就比较说：“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这样的比较，其实就是表明：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书，而王献之的草书超过了他的书圣父亲。比较王羲之和张芝，张怀瓘还认为：“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张怀瓘的这些都称得上是切实之论，张怀瓘也堪称是王献之在唐代的书法老铁了。
到了宋代，王献之总算时来运转，他的书法知音逐渐多了起来，在书坛上的地位也逐渐被抬高起来。
宋初的书坛，是并举“二王”的，不薄大王也不薄小王。宋太宗赵光义虽然是行伍出身，却特别留意翰墨，花重金购募古先帝王名臣的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了十卷，这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淳化阁帖》。《淳化阁帖》刻印后，“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淳化阁帖》里面收录的二王的书法作品，占到了总帖子的一半，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有二十余件。
到了北宋宣和年间，王献之又有了新的知音——热爱书画且书画造诣深厚的宋徽宗皇帝，他偏爱王献之的书法，命令内臣编撰了《宣和书谱》，《宣和书谱》里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加到了八十多件。遗憾的是，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超过七件，而且还都是摹本，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
宋代书画家米芾天资超拔，偏爱大令的书法，可谓是王献之书法的忠实拥泵，后世的知音，他评析王献之的书法《十二月帖》：“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临写王献之的书帖达到了出神入化、以假乱真的地步，经常被当时的人做为真迹收藏。米芾在其所撰的《书史》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余临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废帖装背，以与沈括。一日，林希会章惇、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斋，各出书画。至此帖，余大惊曰：‘此芾书也。’沈悖然曰：‘某家所收久矣，岂是君书？’芾笑曰：‘岂有变主不得认物耶！’”黄庭坚对大王小王父子的书法评得切实中肯，“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尘气似二王者。”以文章的风格譬喻父子二人书法风格，确实是相得益彰。庄周文章汪洋恣肆，大象无形；左氏文章严谨端庄。
明清季的王铎，应该是王献之的铁杆粉丝，单单从他临写的王献之的书帖来说，就足以证明了。王铎的临帖，有的是实临，有的是意临，有的是名为临帖实际上笔法自运。有的是临习全贴，有的是节临。留存下来的数量不少王铎的临王献之帖，几乎每一幅都是精美佳作。其中，王铎的《临王献之帖》草书长卷，为绫本，长236.5厘米，高27.7厘米，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整幅作品神完气足，气势恢宏，清雅大气，笔力圆转劲健，布白精到讲究，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其它的纸本竖轴像《鹅还帖》、《奉对帖》、《岁终帖》等，也都精妙绝伦。王献之的原帖，尺幅都不算大，字体也不大，作品风格清新超拔，笔畅势圆，洒脱自然，清雅闲逸，满满的晋人韵致。王铎临写的帖轴，用的是行草大字，笔力劲健，浑厚自然，大气磅礴，酣畅淋漓，沉着痛快，面貌为之一新。王铎临写的王献之行草书，有的是纸本，有的是绫本，有的是竖轴，有的是手卷。王铎的临写，一点也不拘泥于原帖，有的完全脱离了原帖面貌，个人风格凸显。王铎所临习的王献之书帖，大都来自于《淳化阁帖》。王铎把一度把《淳化阁帖》视为至宝。
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认为，张旭、怀素一派的“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看看，王献之的书法知音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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