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李某父亲被强制拆迁的一帮人殴打、捆绑，后被塞入一辆面包车的后备箱强行拉走，凶多吉少。李某驾车追之。面包车侧翻，李某一气之下踩碎了面包车的前挡风玻璃。
公安局对李某刑事拘留后，长安区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对李某提起诉讼，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免于刑事处罚，但需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车辆所有权人挡风玻璃损失6610元。李某上诉后，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区法院重审后认定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区检察院对此提出抗诉。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准许西安市检察院撤回抗诉。
《国家赔偿法》第21条规定：二审发回重审后改判无罪的，作出原有罪判决的一审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2018年3月，李某以区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向区法院提出赔偿申请，请求区法院赔偿因侵犯人身自由损失125570元（限制人身自由441天，按照2017年职工日平均工资，每日284.74元计算。《国家赔偿法》第33条）；精神抚慰金100万元；家人上访误工费20万元；取保候审期间难以找到工作损失105780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区法院仅仅支持了第一项，即侵犯人身自由损失125570元。
李某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继续申请国家赔偿。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长安区法院偿因侵犯人身自由损失125570元；精神抚慰金3万元，并向李某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国家赔偿法》第35条）。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生效后。2018年12月7日，区法院通知李某——你到法院来，我向你赔礼道歉。李某认为没有这样赔礼道歉的，向省高院提出申诉。
对于这个案件，最戏剧性的戏剧性的一幕可能就是区法院通知李某到法院接受其“赔礼道歉”，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的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之一就是“赔礼道歉”。作为公权力侵犯私权利处理方式本身就标志着一个社会法治化的进程，因而，在其中，“赔礼道歉”本身就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法治意义。
“赔礼道歉”，最起码公权力应该低下其高傲的头颅才对，依旧趾高气扬，赔的什么礼，道的什么歉，正如一句戏言“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嘛”，这是一种极端的想法，但是却能反映一定的现实，如何能使“赔礼道歉”发挥真正的作用，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如果，连公权力机关都如此敷衍了事，毫无诚意，那所谓的赔礼道歉也只是形同虚设。
李某的执着，或许也是某种法治的希望，我想起李敖曾经讲过的，也许只要我们认真，这一切都会真的，包括法治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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