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懂得如何去工作和如何去爱，那么他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从容地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1856
我们的成年生活主要由两个大方面组成。但是，对此还是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埃里克森称之为亲密感（形成亲密关系）与繁殖力（生殖和对后代的支持），而弗洛伊德认为是健康的成年人，是可以同时爱和工作的个体。还有不同的表达，例如亲密关系与成就，依恋与生产，承诺与能力。虽然表达各异，内涵却是相同的。大多数的成年人将爱关注在对伴侣、父母、子女的家庭承诺上。工作则包括我们所有的生产活动行为，而无论是否有回报。
在成年人的生活里，爱占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以爱为基础的亲密关系无非来自于因血缘而结成的父母子女之间亲子关系与因姻亲而结成的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我们动情，然后坠入情网，结婚——一次只有一人。一夫一妻制度从法律上确立了这种亲密关系的独占性与排他性。这也是“爱一个人，穷其一生”的理想在现实中的表达。也正如费希尔所言：“一夫一妻是人类社会的标志”。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安排也是有道理的：那些养子女到成熟的父母比不这样做的父母更有可能将基因传给后代。
当然，在诸多爱的方式中，有一种爱最令人满意，也可能会更持久，那就是：建立在相似的兴趣和价值观、感情分享和物质支持，以及亲密的自我表白基础上的爱。但这这种爱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据统计夫妻双方都受过良好教育且在20岁后结婚的婚姻关系更加持久一些。但是，令人担忧在于现在的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大不如前，离婚率正在迅速攀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个问题：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依赖的降低和双方的期望值却越来越高。迈尔斯在其《心理学》教程中写道：我们现在不仅希望建立一种持久的情感依恋，而且希望我们的配偶既能挣钱，又会照顾人，既是亲密的朋友，又是温柔和充满激情的恋人。
成年人生活中的爱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直接的反映在以其为载体的婚姻关系中，在我看来这与爱中所蕴含的责任的消减有很大的关系，爱在向情与欲的方向衰减。有人试图通过婚前同居来避免离婚，而实际上按照研究统计的结果，婚前同居的离婚率相比于婚前未同居的离婚率更高。研究表明，那些婚前同居者最初并不憧憬理想化的长久婚姻，且他们同时没有婚姻的支持保证。而且，婚前同居由于没有法律责任的约束，更多在结婚前就已经解除同居关系。
当然，即便是天长地久的婚姻也难以会有矛盾。有的夫妻吵吵闹闹过一生，最终也能少来夫妻老来伴；还有的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是一辈子。你会发现，其实那些能够持久的夫妻关系并没有可量化的根由。戈特曼在观察了2000对夫妻提出一个预测成功婚姻的指标：积极与消极互动之间的比率至少要达到5:1。也就是说稳定的婚姻需要有五倍以上的微笑、接触、大笑和称赞，而不是挖苦、批评和冒犯。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消极的恶性循环，成功的夫妇学会彼此之间公平的争论（表达感情而不伤害对方），学会厘清矛盾。
通常，是爱孕育了孩子。所以，爱的另一个载体就是亲子关系，而且这会对婚姻关系之中的爱造成强化或者挤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最持久的变化就是拥有孩子，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当孩子开始耗费时间、金钱与感情精力时，夫妻对婚姻本身的满意度会下降，这一点尤其对于职业化的女性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但是，如果能够兼顾两者，不偏不倚，就能获得双赢的结局，既能够增强个体对婚姻的满意度，而且能培养更好的亲子关系。
接下来就是成年人生活的第二大方面了，就是工作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你是谁”的答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你做什么工作”而决定的。工作不但决定着一个人的经济实力，而且也与一个人的兴趣，志向，价值关系紧密。所以，工作既可能给一个人带来幸福，也可能造成一个人的烦恼，幸福可能就在于找到既符合自己的兴趣又能给自己带来胜任感和成就感的工作。这时候，工作就应该被称之为事业了。反之则就是造成烦恼的根源之一。
在今天的社会中，工作变动不定，就业环境严峻，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选择合适的工作都是非常艰难的。但对于成年人来说，迫于经济压力，对于工作也有“饥不择食”之感。其实，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工作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就难以实现与自己的兴趣志向与价值观相吻合的自由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所追求的工作前提是实现经济自由，而后才能实现从容的工作。
最后，我还是引用迈尔斯的一句话结束本话题：幸福就是有一个可以给自己提供支持的亲密伴侣，并将自己看做是特殊的和重要的，并拥有令自己骄傲的可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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