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做市商，他曾骑在驴背上直击海外高频老油条！
嗅到机会
2017年，中国期货市场的监管者尝试正式引入做市商制度。
改革的号角吹响，这引起了一位年轻的深圳交易员汪沛的高度关注。
汪沛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当时他在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大型证券公司量化自营部担任高级投资经理，负责股票、ETF、分级基金、股指期货等策略。
证监会和交易所意识到这一问题后，要引入做市商制度，活跃非连续活跃的期货合约，并且准备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希望鼓励证券公司自营团队，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等申请做市商资格。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汪沛心情振奋。2017年10月，他给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领导写了一封5千字的信。在信中汪沛分享了自己了解到的国外做市商情况，并对如何设计激励机制激励做市商、降低交易所补贴成本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周后，汪沛接到了一通来自大连的电话，大商所的领导收到信之后，非常认同他的观点，邀请他去交流。
从大连交流回来，汪沛了解到了证监会及交易所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也搜集到了一些其它信息。汪沛开始思考，这也许是自己创业的一个好时机。
汪沛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父亲是出版社总编，母亲是大学教授。他从小就对计算机、数学感兴趣，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先后在微软亚洲研究院、IBM中国研究院、穆迪和中金公司实习，随后步入量化金融的世界。虽然在此之前从未创过业，但是他对机会和风口却有很灵敏的嗅觉，也从来不害怕做出别人不一样的抉择。
当初北大毕业后，同班同学都去了国内的互联网大厂，Google或者微软，汪沛却选择了冷门的量化，这属于另类中的另类。当他大部分同学都选择留在北京拿北京户口，汪沛又选择了南下深圳。他自己对量化领域感兴趣，并且认为这是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他的选择在当时看来不是最流行的，这种非主流的决定反而让他感觉到“安全”。
“真正要做好一件事情，往往不是做当下流行的事情，而是做未来流行的事情。就像买股票一样，不是买当下最火的股票，而是买还没火，但是预判未来会火的股票。”
做市商制度引入后，汪沛发现，能够拿到做市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者期货公司，许多都暂时持观望态度。因为对这件事情前景的不了解，他们不愿意承担风险，也不愿意招人，所以既没有团队，也没有系统。
当时汪沛的团队在证券公司的量化自营部最多管理20多亿人民币资金，主要负责ETF和分级基金的套利和做市交易。他对做市商的盈利逻辑理解很清楚。那时他的团队开年初会议，基本就能确定年终的利润总额和收益率。所以他明白，做市这件事可以做到很稳定地盈利。
直击海外高频老油条
在总部位于深圳这家大型证券公司工作的几年，汪沛形成了一种机构化的思维方式：“第一要控制回撤，控制风险，第二要尽量打通整个产业链”。
比如做市业务，可能有人以为做交易策略就是自己在一个小房间里研究数据，不怎么和外界打交道。但汪沛的亲身经历证明，要做好做市业务，既要和交易所打交道，又要和基金公司打交道，还要和资金方打交道，整个产业链串起来之后，做市商才有比较好的交易环境，比如优厚的佣金返还和较宽松的交易限制。
“这种情况下做交易，相当于打仗之前把粮草和武器装备都准备好了，已经有了先发优势，就不会在市场和别人硬拼。”
这段宝贵的经历启发了汪沛，做策略也是一门“生意”，不是单纯的闭门造车，不是光靠一个高智商个人或团队就能做出来的，而是要做很多“脏活累活”。
他体会到“脏活累活才是好活”的道理。因为有大量脏活儿累活儿其实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打通，这样使得在每个环节上，团队都拥有一定的优势，拼在一起，才会获得比较稳健的收益。
“如果只是拼技术或者拼速度，或者拼因子，很有可能发生内卷的情况，你快，别人也快，你挖因子多，别人更多。”他告诉我。
2017年12月，思考成熟的汪沛正式离职，并组建自己的做市商服务团队。初期，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并与深圳本地的市场与IT团队保持一定的分离，他选在人力成本较低的福州组建了交易员队伍。团队总人数接近20人，给做市商提供软件和咨询服务。业务顶峰时期，有20多家大中型期货和证券公司都在使用他的服务。
这其中，汪沛对新加坡亚太交易所（APEX）感情最深。创始人朱玉辰是中国期货行业传奇性的人物，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创始人。新加坡亚太交易所是朱玉辰创立的第三个交易所，也是中国人在海外第一个拿到牌照的交易所。
这个交易所上市的第一笔成交，就是汪沛团队报的一单棕榈油期货合约。
2018年国庆长假，汪沛正在丽江玩。虽然国内休息，但海外开盘，他的交易员团队并没有休息。当时他们发现市场上有股很强的力量，在不计成本地卖出棕榈油。那个时候大商所没有开盘，无法进行有效对冲，因此很多海外的做市商都选择不报单，但汪沛的决定是坚持报单，把价格稳定住。
当时汪沛一边在茶马古道上骑驴，一边举着信号微弱的手机和交易员通话，交易员用发抖的嗓音，跟他报已经浮亏的金额，汪沛一边指挥着福州的交易员报单。
当天交易下来，汪沛亏了17万美元，成为团队做市业务历史上最大的单日亏损。
虽然亏了钱，但在给提供流动性这件事上的坚持，使得汪沛和交易所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交易所更信任我们了，因为他们知道，真正遇到危险，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我们会站出来给市场继续提供流动性”。很多国外团队虽然名气大得多，但此刻却以个人利益优先，选择不做市。
海外做市经常面对的是海外高频“老油条”，他们有各种措施来薅做市商的羊毛，有的还会利用交割规则来逼仓做市商，这样的针锋相对，让汪沛和他的团队必须和海外的高频玩家斗智斗勇。他也能以做市商的身份换位思考，去理解高频交易团队在怎么赚钱。
2020年发生“原油宝事件”之后，汪沛专门组织同事开会，分析海外投行的交易套路。“快交割的时候，期货流动性很差，有些交易所却要用这时候的成交均价来作为结算价，这就导致交易者有极大动机操纵成交价，靠结算获利。”他还曾经就这个事情向某海外交易所提出改进建议，却没有被采纳。
最聪明的人越不愿意做
我就越愿意做
做市业务其实并不仅仅是纯交易，也涉及到许多对外和对内关系的维护，作为创始人，汪沛最开始对市场和IT人员都会分享很多业务细节。直到有一天，他登录交易服务器，发现多了好几家未知的期货公司的做市账户。经过调查，才发现有部分市场人员，串通IT系统管理员，用公司的做市系统私自接了许多客户，并且绕过公司走账，公司因此的潜在损失有几百万元人民币。
事情发生后，汪沛反思了自己管理中的漏洞。利益面前，人心经不住诱惑。他认为必须要面对人性，同时要对自己的公司有把控力。在后来的管理中，他一方面缩减了团队规模，一方面自己抓住市场的负责权，团队主要分担研究和IT开发工作，这样就降低了管理的难度。
从2017-2018年，汪沛团队的国内期货做市生意不错。但随着交易所推出更多的做市品种，国内大型的期货公司和证券公司，也慢慢开始看清这件事的风险和收益，知道他们自己做，也能够养得起团队，就更愿意把业务自己做。另外在供给端，汪沛发现第三方团队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他因此决定缩减国内的做市业务。同时他在新加坡注册新公司，开始开拓海外高频做市业务。
海外做市业务做到一定程度后，汪沛也逐渐感受到，全球高频交易巨头已经占据了核心市场位置，他们只能在市场的缝隙中寻求生存空间，无法继续做大规模。于是在2019年，汪沛又带领团队开始进行新一轮的业务拓展，开始做A股的量化交易研究与实践。
为什么要选择A股市场来做量化交易呢？汪沛是这样思考的。首先，A股市场容量很大。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
“每一个金融市场都相当于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有草，有羊，有狼，有老虎，有秃鹫，各种生物都有。某种交易策略，如果只是捕猎羊群，而且很快把有限的羊吃完了，那草原上的食物链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但是A股是一个很大的草原，在其中分散地捕猎点东西，并不会显著打破这里的生态平衡。”
其次，他深入研究A股的高频数据后发现，A股的量化程度没有期货高。很多人认为期货市场T+0，能放杠杆，有利于量化交易。但汪沛拿考试举例说，“并不是卷子越简单，就越能拿到好名次。”
“最后的情况是，期货市场的主流高频策略大家基本都知道大体逻辑，从而变成拼速度、拼硬件、砸成本。而一类策略的市场竞争发展到拼速度的阶段，就意味着从蓝海变成红海。”
A股交易意味着T+1交易，加上千分之1的印花税，还有双边万分之2以上的佣金，这些额外的成本在汪沛眼里，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最聪明的人，不会做这件事情，他们会更愿意去期货甚至数字货币上赚快钱。
“高频策略在期货上，可能一天能翻好几倍，在A股一天只能赚千分之几，百分之几。而最聪明的人越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就越愿意做这件事情。”汪沛说。
汪沛的A股程序化交易策略，在2020年取得了年化收益率+93.2%，最大回撤-7.2%，夏普率5.73的实盘（自营盘）业绩。经过积累与改进，2021年更是取得了年化收益率+75.8%，最大回撤-3.38%，夏普率7.59的实盘（自营盘）业绩，资金容量也从不到1个亿人民币扩展为几个亿。
共赢
从纯自营到涉足资产管理和私募基金行业，是汪沛已经做出的又一次业务拓展。最开始转型做股票交易时，他还有一个观察 —— 中国投资者一般对A股比对期货有更高的认可度和了解度，这意味着一个好的股票策略，在募资端会比期货策略优势更大。
而且股票端合作的是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的规模比期货公司普遍大很多，客户资源也丰富很多。而选择程序化股票交易，往往会带来很高的换手率，这样证券公司也更愿意和自己合作。
“我们自己获得发展，客户获得稳定收益，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因为我们存在，带来大量的交易量，交易所也通过我们，使很多股票或期货更加活跃。这是一个共赢的局面。”
2020年，汪沛在保持自营团队的同时，加入了一家北大师兄创办的量化私募基金，他作为研究总监，负责股票交易。
和之前纯做自营时期相比，做资管后他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他发现，做资管不会只专注于交易策略研发本身。因为去年产品规模上很快，他得不停接待，他发现沟通和表达很重要，表达时，要考虑客户的想法，考虑策略的可解释性，善于打比方，客户才更容易接受。
他的努力也逐渐看到成效。加入的时候管理规模大概八九亿元人民币的规模，现在管理规模突破40亿元人民币。
当然创业不会总一帆风顺。
创业板在8月24号之后改为注册制，创业板的涨跌幅从10%扩展到20%，但他的A股交易策略依然使用原来的模型和参数，结果遭遇了-7.2%的最大回撤。
这件事让汪沛反思 —— 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的时候，不能只依靠历史数据给出模型继续交易，必须要对策略为什么盈利、是否能够在新市场继续盈利，有深刻的业务逻辑理解。
“注册制之前和注册制之后的创业板，性质不一样了，可以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不能用他以前的性格来预测他未来的性格，这次回撤是我们在A股中最大的回撤。”
爱分享的量化从业者
汪沛创立的“准星量化”（对应英语是Focus Quant）位于深圳大学城附近。今年夏天我在这里见到他，跟他聊了聊创业以来的经历。也聊起“准星”这个名字的来历，他跟我解释，准星是枪炮射击用的瞄准器件，第一代表着“精准”，第二代表着“科技”，而英文“Focus”也代表着“专注”。
“专注”可谓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之一。汪沛给自己和团队设定的目标是，在每个阶段都主要专注做一件事情，力争在某一个细分领域做得更好，“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最好，我们就分得再细一点，直到在某一个很细的领域做到全市场的第一梯队。”
现在汪沛每天坚持早睡早起的生活，6点起床，7点他第一个赶到公司。从7点到9点开盘前这段时间，汪沛用来看书。他看的既有业务类，比如市场微观结构、行为金融学，也有计算机类、数学类，还包括医学、历史、法律、军事、艺术、哲学类。
“哲学的方法论能让我跳出数学的思维方式，更加站在抽象的角度考虑问题。”
9点到9点15分，汪沛会和团队一起开会，他也会对策略下达一些指令。9点15分到10点30分，汪沛要求团队每个人都放下手上的开发工作，聚精会神对账户进行实时监控。
“A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交易量的分布并不均匀，一般开盘时间比较活跃，风险也比较大”。通过这种形式，汪沛也希望让团队每个人都能拥有实盘交易的经验，这会对他们充分理解业务逻辑，以及从事实际的IT开发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他担心同事又懂交易又懂代码吗？他说，虽然之前出现过相关的管理事故，但现在公司的根本赚钱逻辑已经不是靠这几万行代码，而是靠在战略上不断跳出原有格局、开拓新思路，在战术上不断创新迭代、不断适应市场变化，所以“就算把代码COPY出来也没用”。
10点30分之后，团队会开始分工进行新的策略研究与IT系统开发。开市期间，市场行情在不断发生变化，汪沛往往会进行神贯注地观察与思考。他思考时经常会在写字楼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并因此和同一楼层里各家公司的负责人都相互认识了。
下午收盘后，汪沛和团队会一起出去打篮球，大家脱掉上衣、打着赤膊，出门晒晒太阳，“这也是释放内心压力，唤醒生命能量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度现代化的时代，团队能保留一点野性的基因，或许更好。”
准星团队收盘后的去处——科比纪念球场
汪沛的许多策略的灵感都是在打篮球和户外游玩时迸发的。平时打完篮球后，他会回到公司继续开发，下班回家后他也会继续分析策略、整理想法。
平时如果突然有想法，但又不在办公室电脑前，他都会先把想法记在手机微信里，然后定期整理。整理之后，再化简成一些可以开发的需求，然后安排团队进行开发、数据回测，以及实盘上线交易。
周末的时间，汪沛经常积极参与深圳北大校友会的工作，他是200名北大深圳校友众筹的“未名湖会馆”的发起人和最大自然人股东。在他初到深圳时，北大校友给予了他许多无私的指点与帮助，他也希望给予回馈。
闲暇时，汪沛经常组织深圳量化圈子的聚会、吃饭、K歌、桌游、短途旅行等活动。和许多内向型量化从业者相比，汪沛的性格包容且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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