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东坡山脚下有一条小街，名字很好听，叫“元宝心”。小街很短，东起城隍牌楼巷，西接吴山，全长才100多米。据说这条街是南宋时期皇帝登吴山的御道。为什么叫“元宝心”呢？说法就多了。有一种说法认为，吴山的形状如一个元宝，呈“C”字形，元宝心这个位置，正好是吴山东边山坳的正中心，因此就给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还有一种说法，元朝时期，这里曾是朝廷的钱库所在地，因库里存了很多元宝，因而得名。今天我不是来考察元宝心的来历，而是要说在这条街上的一座祠堂——阮公祠。该祠坐落在元宝心街60号，是为纪念清代曾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所建。
阮公祠文物保护碑
阮公祠大门
阮公祠依山坡而建，经数级台阶，就来到了阮公祠门前，门楣上的“阮公祠”三字，出自康有为之手。门两侧有沈映玲书写的对联：
勋名著寰海东西绝徼威棱中朝相业；
经术冠大江南北主盟坛坫崇祀湖山。
阮公祠大门
从门旁杭州市政府立的文物保护碑得知，此遗址于2009年4月20日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一块牌子上写着阮元简介。这个简介对于阮元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真的是太简单了，所以在这里，我要重新介绍一下阮元。在阮元（1764～1849）86年的人生旅途中，可谓顺风顺水，仕途平坦，政绩卓著，著述丰富。他做官，做到了顶点；做学问，做到了极致。对待做官，就像做学问那样恪守恭谨；对待学问，就像做官那样力臻通达，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阮公祠简介
阮元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且皆为重臣。乾隆五十四年（1789），26岁的阮元会试第二十八名（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朝考钦取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五十五年（1790）钦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大考翰詹，乾隆亲擢为一等第一名，升少詹事，奉旨南书房行走。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补授兵部右侍郎，又调补礼部右侍郎。嘉庆十七年（1812）五月，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嘉庆十九年（1814）十月，赏加太子少保。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充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又调兵部。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上谕准以大学士致仕。八月，晋加太子太保。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晋加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于扬州康山私宅，谥“文达”。这就是阮元“三朝阁老”的履历，都是重要岗位。
在这期间，他还曾多次外任，皆为封疆大吏。乾隆五十八年（1793），提督山东学政，这是阮元外任之始。两年后的乾隆六十年调任浙江学政。嘉庆五年（1800）正月，奉谕实授浙江巡抚。十三年（1808）除丁忧后，抵杭州接印，再任浙江巡抚。嘉庆十九年（1813）调江西巡抚。二十一年（1815）调河南巡抚，不久补授湖广总督。二十二年（1816）接任两广总督。道光六年1826）任云贵总督。这就是阮元“九省疆臣”的履历。阮元外任期间，勤于政事，兴修水利，治匪治乱，惩治腐败，兴办学校，一生清廉。尤其在广东期间，力禁鸦片，积极备战，修筑炮台，功勋卓著。
阮元在繁忙的政事之余，致力于学术研究、金石收集、方志编撰、书法创作、诗文撰写等，一生著述十分丰富，且涉猎广泛，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皆有很深造诣。《清史稿·阮元传》对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做了这样的总结：“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篡诂》《皇清经解》百八十馀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揅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由此我们目睹了“一代文宗”的风采。
无论是为官、为文还是为人，阮元都达到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真正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三不朽”。他去世的时候，道光皇帝亲自为他写了祭文说：“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我们眼前的这座阮公祠，就是他“不朽”的标志。
阮公祠大殿
走进山门，仍是一溜台阶，走到台阶上面，整个阮公祠就呈现在了面前。正面是大殿，面阔五间，坐西朝东，敞亮通透。两侧有厢房和配殿。大殿正面上方，悬挂着“引领风会”四字匾额。两侧有用大篆书写的对联一副，曰：
邦水萃乡贤，历推后起人文，谁能为一代经师，三朝相业；
吴山崇庙貌，恰好重阳福地，真个看西湖月满，东渐潮来。
整个大殿为中堂布置，正中是阮元坐像，一臂扶于几上，一手放于膝上，面前有本正翻开的书，几的右侧还摞着几本书。两眼目视前方，作思考状。上方悬挂一匾曰“坐戏春风”，为阮元本人所书。像的两侧垂着一副小篆对联，亦为阮元所书：
阮公祠大殿
仙管禅机襟怀澹朗；
闲云野鹤逸趣天成。
中堂两侧的柱子上，亦有对联一副：
当代共仰经师，远绍旁搜，冠冕文章钦宰辅；
此间三持节使，畏神服教，馨香俎豆映湖山。
中堂前的柱子上，南北相对也有一副对联：
南国启文明，溯学海渊源，讲台横径来弟子；
中朝隆将相，问擎天事业，高峰矗汉肖先生。
大殿的棚顶上，悬挂着多块匾额，分别是：“九省敭历”、“泰斗仰高”、“一脉传承”、“乾嘉巨擘”。周围墙壁上，悬挂着阮元的一些书法作品，真、草、录、篆各种字体兼而有之。其中两副是阮元书写的对联：
大殿内的匾额
学如逆水行舟，稍纵即逝；
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追。
不是春秋亦多佳日；
别有天地似非人间。
《望远镜中望月歌》
墙上还挂有阮元手书的四条屏，当时只是拍了下来，没有细看，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电脑里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写的一首长诗《望远镜中望月歌》。
《望远镜中望月歌》四条屏
我国古代文人，大多喜欢望月，写下了许多与月有关的诗词，还编了许多与月有关的故事。而阮元借用现代化的工具望远镜观察到的月亮，与古人有了截然的不同印象，获得的感知也截然不同。望远镜大约在明末传入中国。《明史·天文志》载：“若夫望远镜，亦名窥筒，其制虚管层叠相套，使可伸缩，两端俱用玻璃，随所视物之远近以为长短。不但可以窥天象，且能摄数里外物如在目前，可以望敌施砲，有大用焉。”这是我国比较早的关于望远镜的记载。李渔《十二楼》在《冒神仙才郎不测·断诗句造物留情》一篇里，还为望远镜写了一首《西江月》：
非独公输炫巧，
离娄画策相资。
微光一隙仅如丝，
能使瞳人生翅。
制体初无远近，
全凭用法参差。
休嫌独目把人嗤，
眇者从来善视。
在《西江月》之后又写道：“这件东西名为千里镜，出在西洋……此镜用大小数管，粗细不一。细者纳于粗者之中，欲使其可放可收，随伸随缩。所谓千里镜者，即嵌于管之两头，取以视远，无遐不到。'千里’二字虽属过称，未必果能由吴视越，坐秦观楚，然试千百里之内，便自不觉其诬。至于十数里之中，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不但不觉其远，较对面相视者更觉分明。真可宝也。”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见到了望远镜，忙里偷闲，写下了这首长诗：
望远镜
天球地球同一圆，风刚气紧成盘旋。
阴冰阳水割向背，惟仗日轮相近天。
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阙。
诗一开头，就表现出了国人对天空宇宙的新认识，指出“天球”和“地球”都是圆的，打破了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天球”指月亮，“地球”指我们所在的星球。“盘旋”指这些星球在茫茫宇宙中形成自转。阴面结冰阳面化水，由此分出了向阳和背阴两面。“惟仗日轮相近天”这句十分重要，作者知道，不管是月球还是地球，是因为靠着太阳才能在天空中存在，其实就是在说地球和月亮绕着太阳公转。当然月亮的说法有点小误，不过月亮跟着地球绕太阳转也说得通。因这首诗的主题是“望月”，所以便适时地推出月亮。写月亮首先要写月光，作者知道，月亮是靠太阳才发出光来的，随着月亮的旋转，时而圆，时而缺。这些论述，一定程度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
广寒玉兔尽空谈，搔首问天此何物？
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为山明者水。
舟楫应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里。
昼夜当分十五日，我见月食彼日食。
若从月里望地球，也成明月金波色。
广寒宫
玉兔捣药
作者借助现代化的式具，把月球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以前所说的广寒宫、玉兔捣药，甚至嫦娥、吴刚，都是“空谈”。既然以上所说都是子虚乌有，那么这个月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作者也像屈原一样来“问天”。他跟屈原不一样的是，屈原只问不答，作者则是问后自答。他分析天上的月球应该跟我们的地球一样，发暗的地方是山发亮的地方是水。这话应该不准，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在月球上发现水。接下来就是作者对月亮的推测，当然也有想象的成份。既然上面有水，就一定有船航行在“大海中”，也有人生活在“千山里”。他认为月亮上也有时令节气，一个月也是30天，一半是白天，一半是夜晚。“我见月食彼日食”倒是十分准确，我们看到的月食，是地球在太阳与月亮之间的结果，而从月亮上看，则是地球挡住了太阳。随后作者又变换了一个角度，如果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也会跟我们看月亮一样，发出“金波色”。
邹衍善谈且勿空，吾有五尺窥天筒。
能见月光深浅白，能见日光不射红，
见月不似寻常小，平处如波高处岛。
许多泡影生魄边，大珠小珠光皎皎。
邹衍像
邹衍是战国时期齐国人，善于谈五行相克天人感应，被称为阴阳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 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中说：“邹子养政于天文。”在《时序》中又说：“邹子以谈天飞誉。”说明善于谈天是邹衍的一大特点。后来“邹衍谈天”变成了一条成语，意指能言善辩。作者的意思是说，邹衍关于天的言论，都属空谈，我这才是实谈，因为我有“五尺窥天筒”。那么作者通过“窥天筒”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与我们平常所见的月光颜色不一样，是“深浅白”；看到的日光也不一样，并不像我们肉眼看到的，发出的是红颜色。而月球也不像肉眼看到的那么小，能清楚地看到平的地方像波涛高的地方像海岛。“许多泡影生魄边”的“魄”字，原指月初生或圆而始缺时不明亮的部分，亦泛指月亮与月光。从望远镜中看月亮发出的光，像一个个水泡，像珍珠一样十分明亮。这是望远镜作用的结果。
月中人性当清灵，也看恒星同五星。
也有畴人好子弟，抽镜窥吾明月形。
相窥彼此不相见，同是团圞光一片。
彼中镜子若更精，吴刚竟可窥吾面。
吴刚伐木
上面说到自己通过望远镜观察到月球之后，又换了个角度，月球上的人看我们地球又是什么样子呢？他认为，月球上的人跟我们地球上的人一样聪明，他们看天上的星星，跟我们看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应该是一样的。下一句的“畴人”，古代指负责天文、历法、数学的人。畴的本意指家业世世相传。因古代天文、历法、数学这几个行业，基本都“各从其父学”，所以称为“畴人”。阮元曾著有《畴人传》，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全书46卷，269篇，收录自太古至清嘉庆年间天文、数学、历法等方面的专门学者275人。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收录了西洋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41人。阮元在湖广总督任上，力主抵制鸦片，反对给来华英国人太多的优惠政策。但他不是简单盲目排外，而是主张“师夷之长”。他编《畴人传》的目的就是：“网罗今古，善善从长，融会中西，归于一是。”他在《南怀仁传》附论中写道：“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足见其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科学态度。这也正是他能写出《望远镜中望月歌》这篇诗作的原因之所在。他又发挥想象说，如果月球上也有精通天文的人，用他们制造出的望远镜来看我们地球，也是一个“明月形”。就这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看不见谁，只看见了一个圆圆的光球。写到这里，作者又突发奇想，如果月亮上的望远镜更精确的话，那么吴刚就会看到我的脸面。
吾与吴刚隔两洲，海波尽处谁能舟？
羲和敲日照双月，分出大小玻璃球。
吾从四十万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
羲和驾日
说到吴刚，作者又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幻想着能与吴刚见面。可是跟吴刚隔着“两洲”，谁能给准备一只小船，乘船登月，就可与吴刚见面了。没找到造船的人，却找到了给太阳驾车的人——羲和。《淮南子·天文训》上说：“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原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羲和，日御也。’”“羲和敲日”四字，让我们想到了鬼才李贺《秦王饮酒》中的著名诗句“羲和敲日玻璃声”。羲和敲打着太阳，意在督促其快些走。因太阳光明，李贺将其想象为玻璃，经敲打会发出玻璃声。这种联想，只有鬼才能想得到。而作者坐上羲和驾日之车，从太阳这个角度看去，则看到了“双月”，即地球和月亮，把李贺的玻璃转嫁给了地球和月亮，看到了大小两个“玻璃球”。李贺的想象够奇特的了，而阮元的想像则更加奇特。下面的“四十万里”，说的是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那么遥远，要走很久很久，为了能在秋天到达月球，只有把秋再延长“三分”才行。因秋天是桂花开的季节，吴刚要酿桂花酒，作者大概是想赶在那个时候到达月球，好与吴刚痛饮桂花酒。让阮元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一美好愿望，到今天已经成为现实。1972年12月，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载着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两位宇航员，成功着陆。这是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我国登月计划也在突飞猛进，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宇宙探测器成功落月，实现了我国航天器首次在地外天体软着陆。不久的将来，我国宇航员就将真正登月，把嫦娥、吴刚奔月的故事变成现实。如果阮先生天上有知，听到这些，一定会激动得“泪飞顿作倾盆雨”。
阿波罗登月
抚杭政绩
跟着阮元到月亮上转了一圈，还得回到杭州的阮公祠。阮公祠的存在，证明了杭州人对阮元的在意，也说明阮元对杭州贡献不薄。乾隆六十年（1795），年仅32岁的阮元，就出任浙江学政，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结束，在任三年多。嘉庆四年（1799）十月，奉署浙江巡抚。嘉庆五年正月，奉谕实授浙江巡抚。一直到嘉庆十年（1805），因父去世，解职归扬州。至嘉庆十三年（1808）守制期满，再回杭州接印，继任浙江巡抚。转过一年的嘉庆十四年，受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革职。前后算来，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达10之久，再加上三年的浙江学政，共12年。在浙江期间，他带领百姓疏浚西湖、修筑海塘，创办书院、图书馆，建造白文公祠、苏公祠，重修岳庙，组织学者著书立说、整理古籍，各方面都很有建树，政绩明显。直到今天，杭州人一直在怀念他。在大殿周围的墙上，悬挂着4幅绢画，就集中表现了阮元在杭州的政绩。
西湖的美丽，离不开许多任职官员的关怀与治理，其中就有阮元的一份功劳。阮元抚杭期间，为使西湖水道畅通，曾集资开通学士港、流福沟等水道，还在许多地方设水闸调节水量。嘉庆十四年（1809），又开始了疏浚西湖的工作，把挖出来的葑泥堆成小岛。后人为纪念他的贡献，将这个小岛命名为“阮公墩”。西湖从此形成了三塔、三堤、三岛的格局。墙上的挂图《疏浚西湖》说的就是这件事。
第二幅图为《创办诂经精舍》。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调任浙江学政。嘉庆二年（1797），阮元于西湖孤山上构屋五十间，集全省通经之士纂辑《经籍籑诂》。阮升任浙江巡抚后，将其辟为精舍，取名为“诂经精舍”。他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这样写道：“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王昶、孙星衍等著名学者被聘为主讲，教学方式以学生自学研讨为主、教师讲解指导为辅。嘉庆六年（1801），阮元亲自主持选刻了《诂经精舍文集》，此后，选刻学生佳作便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精舍的文集是其教学、研究水平与导向的重要体现。
第三幅图为《剿灭海盗》。嘉庆初年，浙江一带海盗猖獗，为害一方。为剿灭海盗，保证一方平安，阮元于嘉庆五年（1800）整顿水师，修造船舰，实行浙、闵、粤三省三镇联防，并亲自坐镇台州。于嘉庆五年、十四年两次聚歼海盗，把横行东南沿海地区三四十年之久的海盗消灭。
第四幅图为《修筑海塘》。浙江临海，海水经常泛滥，百姓深受其害。为造福一方，阮元在抚浙期间，先后在海宁修建范公塘、东西柴塘，以及萧山的西江塘。这些海塘，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
青衣洞天
从阮公祠大殿后门出来，可看到门上悬挂着“金石嫏嬛”四字匾额。“金石”二字，是指阮元在收集、整理金石方面做出的贡献。“嫏嬛”原指天帝藏书的地方，后泛指收藏珍贵图书的地方。这是指阮元在自著、整理、编辑图书方面的突出成就。
走出阮公祠大殿后门，迎面是一堵石壁，上面镌刻着“青衣洞天”、“吴山福地”、“十方大重阳庵”等十四字。壁下有洞，洞前有杭州市政府立的文物保护碑，保护的内容为“阮公祠重阳洞遗址摩崖”，公布于2013年12月16日。旁边的一块牌子上，有关于这处遗址的介绍，我从上面读到了这样一些内容：“唐开成年间（836-840），西川道士韩道古在此结茅以居。元大德年间（1297-1307），西川道士冉无为云游到此，建三清宝阁，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广微子，书'青衣洞天’、'吴山福地’、'十方大重阳庵’十四字于壁。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立为全真丛林。洪武二十九年（1396），道士钟道铭重建。天顺二年（1458），主持梅道暹修葺。清初改成'直指庵’，寻复重阳庵旧额。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太平军火。光绪六年（1880）改建为阮公祠。”原来这地方是民居，石刻藏于人家的院子里，直到2007年重修阮公祠时，将民居迁走，才得以重见天日。
重阳庵摩崖石刻
石壁上的“青衣洞天”，指的是从这往东不远处的一处天然洞穴。青衣洞看上去没什么特殊之处，洞不是很大，有水从里面流出，水流也不是很大。壁上刻着“涌泉”二字。洞口有介绍青衣洞的牌子。通过牌子得知，关于此洞，还有一个奇怪的故事。大约在唐文宗时期，有个道士走到这里，看到一位眉清目秀的青衣童子，上前问话，童子不答，返身入洞，久久不见出来。道士觉得奇怪，便想进洞看个究竟。可刚一进洞，就听见洞里风雨之声大作，吓得他赶紧退出。人们根据这个传说，便将此洞命名为“青衣洞”。由于这个神奇的传说，早在唐代，就有道士在此结庵而居。这个地方，还与南宋时期颇有争议的人物韩侂胄有了瓜葛。
青衣洞
韩侂胄的南园
南宋庆元三年（I197）春，从临安凤凰山的重华宫里传出太皇太后吴氏的懿旨：将南山别园赐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韩侘胄。获赐南园后，韩侂胄在南山穿山引泉、起榭盖亭，开展了一番大动静的装修工程。他在现在阮公祠这个位置，建了座“阅古堂”。堂后引青衣洞为池，环砌以玛瑙，取名“阅古泉”。
韩侘胄像
南园建成后，他又突发奇想，要请一位文坛翘楚为之写一篇记，他想到了杨万里，却碰了一鼻子灰。《宋史·杨万里传》这样写道：“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中书省官员）。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
杨万里像
这个“他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陆游。他不但写了《南园记》，还写了《阅古泉记》。后一篇记这样来描写阅古泉：“袤三尺，深不知其几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饴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净，可鉴毛发。虽游尘坠叶，常若有神物呵护屏除者。朝暮雨旸，无时不镜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可饮可濯，尤于烹茗酿酒为宜。他石泉皆莫逮……公常与客徜徉泉上，酌以饮客。”这两篇记颇让陆游蒙羞，说他晚节不保。两记曾刻成碑，立于南园内。韩被杀后，人们冲进南园，将碑推倒。《宋史·陆游传》说他：“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后来有许多人为陆游漂白，如《宋人轶事汇编》就说：“韩平原南园成，遂以记属之陆务观，辞不获，遂以其'归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满溢勇退之意。韩不能用其语，遂败。”又《鹤林玉露》：“《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尽管如此，作者本人还是觉得不够光彩，在他晚年编自己的文集时，就没有将这两篇文章收入其中。后来多事的叶绍翁则一五一十地将这两篇文章收在他编的《四朝见闻录》一书中，他还写了一段说明：“近闻《阅古记》不登于作《记》者之集，又碑已仆，惧后人无复考其详，今并载二记云。”由此我们才能够看到陆游这两篇屡遭诟病的文章。
陆游像
韩在宁宗朝权倾朝野，所作所为，可圈可点，可元人脱脱所撰《宋史》，却将他跟秦桧、贾似道一起列入《奸臣传》，则有失公允。在他掌国期间，围剿理学，追杀朱熹，搞起了“庆元党禁”，是他抹不掉的污点。遭到后世朱熹追随者的咒骂，就是必然的事了。但他力排众议，兴兵抗金，却是伟大的壮举，有人称他为民族英雄，当不为过。
北伐一开始十分顺利，金兵节节败退。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投降派、主和派也在猖狂活动，有人暗中密谋议和，有人则直接投靠大金。这时候的韩侂胄，一夜急白了须发。他当机立断，罢免了无能的将领，并且拿自家资产犒劳三军，还派出和谈使者，以延缓金军的攻势，同时招兵选将，筹划再战。不久，西线的叛变被镇压，大量州县被收复，东线金兵的攻势在淮襄等地相继受挫。可就在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一个诛杀韩侂胄以求和的阴谋却在潜滋暗长。自太皇太后吴氏和韩皇后相继病故，韩侂胄失去了最强大的依靠。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投降派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以“矫诏”形式，趁韩侂胄上朝之际，将其诱至玉津园夹墙内秘密处决，随后又把苏师旦处死。他们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用韩侂胄的头，换来了屈辱的“和平”。此事史称“函首安边”。此事一出，震动了朝野。有位太学生愤怒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
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晁错已诛终叛汉，於期未遣尚存燕。
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
当韩侂胄的头被送到金朝的时候，金人却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这样写道：“韩侂胄函首才至虏界，虏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看了这与南宋朝廷截然不同的做法，真的让人唏嘘不已。当代历史学家蔡美彪这样来评价韩侂胄：“韩侂胄执政前后十四年，权势显赫，曾与赵汝愚一党相互倾轧。最后适应朝野抗金的要求，发动北伐战争，由于坚持抗敌，遭受投降派的杀害而牺牲。但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后世史家立论，或沿袭旧说，也不免有失公允。”难道说历史真的像个小女孩，可以让人随意打扮吗？
本来写阮公祠，又扯上了韩侂胄，有点远了。回过头来再梳理一下阮公祠的发展历史。早在唐代，这里为道士所建茅庵。南宋时期，韩侂胄在茅庵基础上建阅古阁，元代改建重阳庵，明代改为直指庵。光绪六年改为阮公祠。民国时期被废弃，一度为浙江农会事务所，也曾做过聋哑学校，后来又成了民居。2007年重建，恢复了阮公祠原来的面貌。
从青衣洞拾级而上，就来到了吴山景区大道，大道边就是十二生肖石，抬头仰望，就是吴山上最辉煌的建筑城隍阁。一般游客参观阮公祠，都是从十二生肖石这下行，走到阮公祠大门那再回来，很少有从元宝心上来的。我也是这样走的。为了给读者一个清晰的阮公祠的游览路线，才按我的行迹反着写。
2019年3月9日第一稿
2019年4月17日第二稿
2019年5月7日第三稿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