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与“吃药”
无论从哪方面讲，我现在都算是一个病人。病人也没啥可怕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绝症，压根不必担心立马死去。只是感到很麻烦，除了像常人一样需要吃饭，有了病的人还需要吃药。
我的血糖其实并不很高，倒是心脏颇令我忧虑。
高血糖被称作富贵病，据称是吃出来的病，可见我也是一个管不住嘴巴的人。听母亲讲，凡特爱吃的人，前世笃定是饿死鬼，我可能也忝列其中。但心脏肯定不是吃出来的，我想，就我来说它可能来自于遗传。
心脏问题虽说令人担忧，可毕竟勿须日日服药。但血糖却麻烦得很，不服药就控制不了血糖。服就服呗，不就几粒小药吗。可是，服了一段时间却发现不行，只好换药，再接着服。过一段时间再测血糖，又不行了，还是高！那阵子我急了，到处给熟悉的医生打电话咨询。医生们看上去也很无奈。他们的办法实际就是加药，原先服一粒现在服两粒，甚至三粒、四粒。我说，如果还不行呢？他们说那就只能再加。我想到了母亲的病友老唐叔，他服的药一捧一捧的，我母亲在世时常笑着对我说：“看你唐叔服的哪是药啊，他是在吃饭呐！”
老实说我弄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在我看来，疾病就像命运我们拿捏不准。即便单从医学角度来看，我们也是门外汉，只能听医者的。这并非是我们天生爱听话，而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除了听话想不到还有什么途径可走。实际上就我对医学的认知，我是最不信医学的人，至少我不迷信它。之所以当自己病了时会表现出那样的盲从，实际还是与自己对疾病缺乏认知有关，以为有了疾病便会怎样怎样。说实话，对于疾病轻视它不对，但也绝不至于恐惧它。所以，逐渐地，我不把血糖放置于心上了，但药也不能不服。不过，我没有按医者要求不断地加药。
“久病成医”，的确让我有一个发现：一种病服一种药，当这种药控制不住你的疾病时，医者会建议你再换另一种药，如是反复地换。在换的同时，医者会要求你加药。不只数量上增加，品种也增加，原先服一种药，现在要你服两种、三种，甚至四种。药越服越多，却不见有什么效果。“这究竟是怎么了？”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医者时，我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包括那些与我很熟的医者。他们大多笑一笑，而我则从他们的笑里感到了某种玄机。我一直试图弄个明白，可好长时间我都没弄出结果。
直到最近，这个结果才在报刊上被公然揭示出来，我感到惊喜，却更加地不安了。
惊喜缘于知悉了结果，而不安则在于这药到底还服不服下去？
来看《新民周刊》第38期的报道——
在我国，总数5000多家的制药企业中有97%以生产仿制药为主，是绝对的“仿制药大国”。但中国却远不是仿制药强国。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已上市的部分仿制药质量与原研制药疗效无法同日而语，在临床上的表现更是不尽如人意，相当一部分属“安全、无效”和“安全、不怎么有效”。
这段文字确凿无疑地告知我们，我们服了药之所以治不了病，就在于我们制造的药“安全、无效”和“安全、不怎么有效”。惟一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虽然没有效，却很安全。既然是安全的，大家放心大胆地服用就是了。
为何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我们有很健全的管理机关啊！我们有那么多吃财政饭的人在管着呐！如果说生产商与医疗机构、与医者建立了利益共同体，从而沆瀣一气，损害患者的身心健康并图财害命，那么，难道我们的管理机关、管理人员们也与这些利益共同体捆绑到了一块？从而也沆瀣一气了？
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杜冠华对此的看法则是：
我国执行的质量标准太低，技术审评要求的技术门槛过低，促使国内制药企业几乎无需深入研究即可达标。他指出，现行的质量标准只是控制成分、含量和外观性状，这些只反映药品的一个侧面，而根本的质量保证应该是使仿制药做到与原研药同样稳定、一致的药效。拿最简单的样品为例，国内药审部门要求药厂提供的中期试验规模为1万片，而在日本则需要10万片。因此，我国的一些仿制药目前能做到的仅是化学等同，而生物等同、安全等同、临床等同还遥不可及。
这里面透露出的问题更为严重：为何我国执行的质量标准不是高，而是低？为何技术审评要求的技术门槛不是高，而是低？是中国国民的身体比他国国民强健，还是中国国民比他国国民的命不值钱？这些原本应公开透明的东西，为何国民竟不知情？ 是谁赋予这些部门这样的权利制定这样不负责任却人命关天的政策？国民难道没有权利知道？
有业内专家认为，由于技术门槛过低，就仿制药剂而言，中国的质量水平不但比美国落后40年，比日本落后30年，与印度也有10年的差距。
可见，技术门槛过低不只给国民的健康带来危害，也致使整个国家在这方面的落伍。
当下医患关系的持续紧张，病人杀医生、砸医院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也许我们很难就这个问题下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定论。但如果医者缺少了仁心，医学缺乏了温度，那的确就会悖离医之根本。事实上，正是病人花了钱治不好病，花了钱把小病治成了大病，甚至治死等事件的不断发生，才导致了今天这样一种紧张的医患关系。有人也许认为这只是个案。是的，即使是个案，也必然造成人们对医疗机构、对医者的仇视与不信任。即便抛开这些个案不谈，当今的医疗机构、医者所奉行的早已不再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是将“救扶”视为赚钱谋利的工具。有人把医院看做不冒烟的工厂，可见医道仁心的缺失已到了何种程度！
事实上，病人吃药，医生吃饭，并不矛盾，也非常符合情理。关键是，医生吃了饭得把病人的病治好，这饭才吃得心安理得。否则，医德就有了问题。现在的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并很可怕，就在于医生不仅有饭吃，而且吃得很好，可病人呢，却只见吃药不见病好。一方面是药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医者明明知道药非万能的，甚至是不能的，可他还是要把许多的药开给病人。这么干，不只给医院赚足了银子，而且生产厂家也会给医者以提成。至于医者收受病人红包，更是司空见惯了。
如此一来，医生的饭只能是越吃越好了！
医院不可能是工厂，但现在既然成了工厂，那当然就要把赚钱的事置于首位。医生要吃饭也理所当然，只是医生不仅要吃饭，而且要吃好饭。有了这个要求，他就需要赚更多的钱，而不能指望他那一点工资。实际上，医院和医生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各种暴利就在这里出现了。
由于我的心脏不太好，因此我只讲这方面的暴利。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向媒体透露，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工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到了医院是2.7万元；一个进口的支架，到岸价6000元，到了医院是3.8万元。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超过了贩毒。
今年2月20日，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济南某公司一副总经理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即便全以国内所制造的医院价格来计算，也接近20万呐！
如此的暴利，真比黑心的工厂主还有过之而不及啊！只是这些暴利出现在医院这样的地方，实在令人心寒，而且惊恐得很。
面对这样的暴利，病人会对医院，对医者怀有怎样的情怀呢？在病人的心中，还会有尊敬、有感恩么？
通过媒体的这些透露，我们大约可以知道我们所就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了。即便有这些问题的可怕存在，我仍然视医院、医者是治疗、解除我们肉体痛苦的惟一所在和惟一人选。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价值更是不容否定的。尽管这些问题的存在是需要指出的、揭露的，也是需要鞭挞的、谴责的，但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恐怕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吧？在我个人看来，无论医院，还是殡仪馆都应是具有某种情怀的、精神的所在，绝不能成为大赚特赚的机构。而要体现这种情怀的、精神的，就应当是公益性质的，即便要我们掏一点钱也不要紧。所谓公益，就应当由政府买单，或者政府买大半的单。现在也有所谓的公立医院，可我们看不出它与私立的医院有什么区别，惟一区别就是公立医院的医疗费用远高于私立医院。
殡仪馆的情形更糟，以至于连死都死不起了。
医不起，死不起，恐怕就更活不起了吧？
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一文里，写到这样两段文字，谈不上多么吻合我当下的心境，更与药、与暴利不相吻合，却也并非离题万里，至少有那么一点意思，实在暗合我的心思。
他说：“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
《北京的茶食》一文的末尾，作者写道：“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对我等小老百姓而言，在这片土地上不是彷徨几年、十几年，而是彷徨一辈子。难道一辈子我们也吃不到安全、有效的药？难道一辈子我们都要忍受这医疗的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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