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由老子降圣，道家思想大兴其道。老子又著道德五千言始传世，留道德文章教化万千。诸子贤人得一而述三，各表己道，而后衍化出法家、阴阳家、杂家之说。道家之中亦各自阐述对道了理解，故而产生不同的道家学派，其中最大两只为：显学黄老学派与玄学老庄学派，另有杨朱学派、宋尹学派、伊尹学派、稷下学派、管子学派等。
老子传道文子、亢仓子,又传道德五千言于关尹子，另有士成子、崔瞿子、柏矩子、南荣子、孔子等问道于老子。老子传文子，文子传道于东，至于稷下，稷下诸子得到而有彭蒙田骈慎到，乃有稷下黄老学派，至汉为黄老之学，而后又兴黄老道，传《太平经》于世。老子传亢仓子，亢仓子传道于南，楚地故有又屈子《九歌》、《天问》之缥缈玄妙，故奠定南方道统之根基，汉有李家道、帛家道，东晋有上清道、灵宝道之兴起。老子传关尹子，关尹子传于西，故关中、川蜀有张道陵应时兴教，至唐有楼观道助唐讨逆，而后又有正一、全真皆出于此。
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其思想尚阳重刚，为显学，为政治学派。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思想极为流行,其既有丰富的理论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该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东周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齐国稷下与魏国时期，这一派的代表们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以道家思想为主并且采纳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
黄老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强目的性、操作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
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净无为、万民自化、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让民众发展自组织，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除此之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天下为公和用法律来约束君权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专制政治的反思和批判。
黄老道家主张治身治国，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试图将治身和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熊冬眠，冬藏春伸，喜水善捕鱼，壮硕孔武，这些生物特性都很符合古代的天道的概念。
黄老学派最主要典籍为《黄帝书》，《黄帝书》为合集。其中包括：《黄帝四经》(《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黄帝铭》六篇(存《金人铭》《巾几铭》两篇)、《坟》《归藏》《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黄帝泰素》《黄帝说》《黄帝十六篇》《鬼容区》《盘盂篇》《黄帝杂子气》《黄帝五家历》《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黄帝长柳占梦》《黄帝内经》《外经》《脉经》《泰始黄帝扁鹊俞木付方》《神农黄帝食禁》《天老杂子阴阳》《黄帝三王养阳方》《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19家方》《黄帝杂子芝菌》《难经》等等。
汉武帝时思想变革，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其儒为儒皮法骨的实干之儒，汉武帝大臣汲黯为黄老学派最后施政者。汲黯之后，黄老学派彻底没落，最后与老庄学派结合，彻底离开了统治阶层。
老庄学派
老庄学派把自然之道作为万物本原存在以及发展的规律，以道之自然无为为教育目的，重视“不言之教”。反对礼教的虚伪性和反对儒家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伦教育，提倡自然主义教育。要求摆脱经验知识的束缚，实现对自然。身的直觉体悟，通过学习自然而返归与保全人的素朴本性。老庄学派吸收阴阳家与方仙道的思想，继而产生寻仙问道之玄学思想，对道教的产生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汉末道教的产生于魏晋玄学的发展。
随着老庄学派发展，又衍生出了重玄学派又称双玄，语出《道德经》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重玄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股重要的哲学思潮，也是隋唐之际的首都哲学体系，上承先秦魏晋玄学的发展脉络，后启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考，在华夏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重玄”是两晋隋唐时期影响非常大的思潮。她是一种纯哲学思辩，两晋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由西晋末年的玄学家郭象在其《庄子注》中第一次提出这种思想的“双遣”、“三翻”的典型表述，从而形成以“双遣”、“三翻”为特征的重玄理论，并非受佛教影响而形成，而是为佛学理论所吸收，同时也为道教义理所摄取，因而不能谋求把它归属于某一家某一派。
重玄派这个派别的名称不见于道书，它的成员之间也没有宗教教派意义上的传承关系，只是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以“重玄”思想来发挥老庄之说的道士，后人便将这些思想相近的道士们划归为“重玄派”的范围。
重玄学继承了先秦两汉老庄学与魏晋玄学，并且通过认真严密的理论分析，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包含本体论、存在论、方法论、修养论、心性论、意义论的完整哲学体系，实现了相当于先秦两汉老庄学与魏晋玄学的老庄学的第三期发展。
杨朱学派
杨朱学派的创始人为杨子杨朱，其门下告子、子华子、詹子（詹何）、它嚣、魏牟等皆为杨朱学派，庄周受其学说影响。杨朱学派并不是旧时浅薄简单的“自私自利”，他们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旨在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贵生”、“全生”的观点，对稍后的庄周很有启发。《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
杨朱学派客观现实的阐述了人本的发展意义，对各学派都有影响启发，直到今天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还可以用杨朱学派思想进行阐述，如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均具有指导意义；但正如同任何所学学说不可全面引用只可借鉴使用一样，知其精华善加使用与取舍发扬必将惠顾今人。
杨朱学派的主旨是从个人本位出发，提倡“贵己”、“为我”、“轻物重生”，视个人感官的物质利益高于一切。该学派与儒家和法家在伦理观和教育观上的严重分歧。
杨朱取为我，提出全性保真。如同老子对宗教提出质疑，杨朱正式的开始对道德起源的反思质疑。他认为人性的道德只是外物，人性本是如水，至清至纯，土扣之则浊，道德是习惯风俗强加于人身上的习惯，可以说是最早的从心理角度，发现近代达尔文演化现象的思想家。他很悲观的指出，既然道德是虚无的。
杨朱的弟子子华子仅仅是从个人身体出发，一切有利于生存的都采纳，一切违背生存的都要求抛弃，庄周放自然，绝仁义，回归自然。
杨朱认为，必须“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从而“乐生”，以“存我为贵”。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所累，从而“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篇》）。如何实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篇》），这是杨朱学派的思想核心。
此后有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公孙龙等皆为杨朱学派的发扬与继承者。他们主张名实逻辑、推理、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认为生命比“爵为天子”、“富有天下”要宝贵（《吕氏春秋·重己篇》）；“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吕氏春秋·贵生篇》），把个人利益看得重于国家利益。
子华子主张使“六欲皆得其宜”，他认为使“六欲皆得其宜”的是“全生”，只有部分得其宜的是“亏生”，至于“死”，只是回复到未生以前的无知状态。如果六欲不能得其宜，受尽委屈和侮辱而活下去，这叫做“迫生”。人生在世界上，最好是“全生”，其次是“亏生”，再其次是“死”，“迫生”是不如“死”的（《吕氏春秋·贵生篇》引《子华子》）。
詹何是主张“重生”而“轻利”的（《吕氏春秋·审为篇》）。他们并不是纵欲恣情的享乐派，而是想通过“全性保真”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吕氏春秋》的《重己》、《贵生》、《本性》、《情欲》、《尽数》等篇，当即采自子华子、詹何等人的学说。
宋尹学派
宋尹学派代表人物为宋钘、尹文。《庄子·天下》：“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苛）于人，不忮（嫉）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明）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二人俱游稷下，尹为宋之弟子。承继老子自然之道的思想，糅合法家、儒家，以法于道而为仁义礼乐的根据，变自然法则为与法相联系的社会法则。
宋尹学派在人际关系上认为“设不斗争,取不随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即以“宽”、“恕”为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总原则。在国与国之间，他们主张“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即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据《孟子》记载,秦楚构兵,宋钘曾要往秦楚二国“说而罢之”。
宋尹学派以“救民之斗”、“救世之战”的目的，是“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为了达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内心修养上,他们提倡“以情欲寡浅为内”,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五升之饭足矣”。因此，荀子批评他们是“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又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即只知人欲寡，而不知人贪得，对人本性的认识不正确。
在哲学上，宋尹学派提出“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认为只有破除见侮为辱、以情为欲等偏见，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他们还力图从主观上消除荣辱、誉非、美恶的界线，要求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照他们看，因为荣辱等等是属于“外”的东西,不应以之妨害内心的平静,即使身陷囹圄，也不以为羞耻。“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宋尹学派认为，如能做到“见侮不辱”，就可以“救民之斗”，使天下安宁了。是战国时代的道家学派的前驱，而它的主要动向是调和儒墨。
《汉书·艺文志》于“小说家”著录《宋子》十八篇，于“名家”著录《尹文子》一篇，均佚。
伊尹学派
伊尹学派典籍《伊尹》在《汉书·艺文志》道家书中首列，可见《伊尹》在黄老学说中的地位。
伊尹是商汤之臣，在殷代地位很高，其名屡屡出现于甲骨刻辞中；传世古籍对伊尹的记载相当多，并将其作为吕尚、周公一样的贤臣予以赞颂。
春秋以降逐步形成依托伊尹之言的黄老学术派别，儒、墨诸家均有称引。从《韩非子》所谓伊尹“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来看，伊尹学派已具黄老学说的一般特征。
司马迁《素王妙论》佚文中并述黄帝、范蠡之学与伊尹、管仲之学，这也可看出《伊尹》与黄老之学的关系。汉志所载的《伊尹》现已不存，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九主》一文，系《伊尹》佚篇．这为我们研究早期黄老学说提供了珍贵资料。以及《吕氏春秋》中：《贵公》、《先己》、《论人》、《长利》、《知分》、《赞能》等篇。
稷下学派
稷下学派又称彭蒙田骈慎到派，是黄老学派之根基。
彭蒙，齐国人，游学稷下，是田骈的老师。他提出齐物论，强调事物均齐的重要性，这个思想用现在的话来表达，就是注意到了环境的平衡，只有做到齐物，才能保证持续性。
田骈，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先秦天下十豪之一。又称陈骈，齐国人，与田齐宗室出于同姓。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本学黄老，与慎到齐名。曾讲学稷下，雄于辩才。代表作品有《田子》。
田骈学说的主要表现一个“齐”字。认为从“大道”来看，万物是齐一的，即一致的。这种齐一或一致的说法，便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的人物奉作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在田骈看来，对待事物最好的办法是任其自然变化，强调“变化应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
田骈反对“好得恶予”，认为“好得恶予，国虽不大为王，祸灾日至”。田骈的这种思想，与当时稷下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慎到的思想相近。他们都讲究抽象的法治论，在思想理论上推崇法治，却不知法治是地主阶级意识和利益的体现，轻视贤能智者在法治中的作用，自以为是，一味独行，没有客观真理作准则，把一切都看成绝对的，要么就服从君主个人的意志，要么就服从社会上的习俗，整天讲论法律条文，却不知法治究竟是为了什么。
稷下学派强调法治，认为治国没有法就会变乱，必须事断于法，一切以法律为依据；但同时又讲究“势”，强调“势”的作用，而且强调到过分的程度。认为只要权重位尊，就能令行禁止，否认贤智人才的作用，否定尚贤使能，不知道巩固政权、夺取天下要用得其人。这些，都是脱离具体历史实际的空谈教条，缺乏实践作用。
田骈学习于彭蒙，得不言之教。学到“贵齐”要领，主张“齐万物以为首”，要求摆脱各自的是非利害，回到“明分”、“立公”的自然之理，从“不齐”中实现“齐”。他与慎到“之道”被称为死人之理，非生人可行，是一种脱离实践的教条，很难琢磨，人们都认为很“诡怪”，表现了田骈的论道本质和客观效果。
慎到，尊称慎子，春秋时祖上由山东迁居赵国。《史记》说他专攻“黄老之术”。慎到认为法治应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在治国方面，慎到重“势”和“无为而治”，清静而治抢法处势驭人。
《诸子概论》将道家之流派分为四种：有为派、无为而无不为派、无为派、无不为派。
有为派：黄帝、伊尹、太公、鬻熊、管子等人的著作。
无为而无不为派：《老子》，无不为即有为，所以黄老之学近似。
无为派：庄子任天，杨朱纵欲，《战国策·燕策》所记陈仲子遁世。无为派虽与《老子》同有“无为”，但《老子》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归结为有为，庄子则以“无为”为终极目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论庄子之学曰：“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无不为派：慎道、申不害、韩非等，已脱道家独成一家，即法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论老庄申韩之不同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之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檄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太史公尊黄老，其以老子为深源，申不害、韩非子与庄子虽有差异，然三人思想“原于道德之意”，即老子思想有自然、名实、法术之论。《诸子概论》之言：庄、韩两家之学皆出于老子。然庄则持绝对放任主义，韩则持绝对干涉主义，殆如冰炭之不相同焉。质而论之，老子之言多两端，而庄、韩各执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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