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诫蒋介石抗日不成，遂率部兵谏。
双方激战后蒋介石被活捉，此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南京、日本、延安等方立刻表态，日寇自然是想张学良等人直接杀了蒋介石；
而南京方面则围绕着救蒋和攻张争论不休，野心家们也想时局越乱越好。
关键时刻，我党正式表态，哪怕有任何嫌隙，在抗日面前也要暂时放下。
周总理等人亲赴西安，表明了我党的态度——和平解决。
最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在此基础上，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
可阴险狡诈的蒋介石却将一个大难题抛给我党我军，那就是部队必须缩编。
没有编制自然也就没有后勤补给、物资供应，
那么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如何打破蒋介石的阴谋的？又是如何壮大自身实力的？
八路军
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伊始，国民党多次围剿我党苏区，
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血案。
但在抗日大义面前，我党不计前嫌再次决定接受国民党改编，同其合作。
西安事变后两个月，我党派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同志赴西安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改编事宜。
彼时，全面抗日战争尚未爆发，南京政府许多人仍与日方各级高官有来往，两方藕断丝连。
再加上国民党方面在改编红军的指导思想上就有根本性的偏差，
他们想的不是将红军作为中国抗日力量的有机部分，
而是将削弱红军、限制红军、控制红军作为根本目的。
但毛主席等人也早有预料，当时，我军在陕北约有八万人的队伍。
如果按照蒋介石中央军的配置，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在八千人以上，一万人左右。
但当时吃空饷风气盛行，大部分部队也达不到齐装满员，
因此一般杂牌师也就三千到五千人左右。
基于当时的情况，我军谈判代表提出的编制数是四个军，十二个师。
其实，我军已经考虑到了蒋介石方面不会允许红军保留如此多的编制。
所以在谈判之初心里已经留有“余地”，哪怕蒋介石将我军压缩到七、八个师也能勉强接受。
可任谁也想不到的是，国民党压根就没想过让红军发展，
直接给出了红军只能保留两个师的编制计划，其余人等直接解散。
解散是不可能解散的，而要按蒋介石的想法来，八万人的部队分为两个师，
那一个师就有四万余人。
这哪里是一个师？这是将数个军的兵力放到了一个师的编制里，这种情况明显不可接受。
非但如此，蒋介石还要求红军不得设置军、总部一级机关单位，
并且朱德总司令必须出国考察，新编红军部队总参谋长必须由南京方面的人担任。
种种苛刻的条件下，使得谈判迅速陷入僵局，双方不欢而散。
正在这段时间里，全面抗战爆发了。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我党也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考虑，愿意在许多地方上让步。
短短一个月后，日军自华东地区进攻上海，威胁民国政府中心南京。
也因此国民党方面放宽了对我军改编的限制，允许设置师以上机关，
朱德也可留任新编部队，南京也不再派人到红军担任总参谋长一职。
但最关键的一点，国民党一直不愿意松口——增加师级单位编制数。
南京方面还是只给两个师的编制，后又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谈判，
蒋介石才勉勉强强答应增加一个师的编制。
我党顾全大局，同意了南京方面的要求，最终陕北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
下辖三个师，分别为115师、120师、129师。
虽然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称呼的是八路军，但事实上这个称谓只用了二十余天。
在9月11日，出于抗战需要，中国军队按海空军战斗序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编。
刚刚获得第八路军番号不久的我党武装被重新编定为第十八集团军，
归到第二战区阎锡山麾下管辖。
可是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便利等原因，
大部分指战员还是习惯性的将自己的武装队伍称之为八路军，
十八集团军则是较为正式的称呼。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国民党方面会对我军的编制卡得如此之严？
事实上，这涉及到了一场战争最核心的问题之一——经济。
战争的本质
编制问题根本上还是涉及到物资补给问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之后，接下来一个大难题就摆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面前：
陕北地贫，何以养军？
没有吃喝物资、弹药钱粮，纵是比钢还硬的红军战士也不可能长期保持战斗力。
为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策是扩红加东征、西进。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要扩大物资来源，同时发行边币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从而提升根据地生产效率。
在西安事变之前，虽然张学良的东北军常打败仗，但只要蒋介石不那么咄咄逼人，
东北军可以一直消耗下去。
可红军这边却消耗不起，可谓缺衣少粮。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方面已经资助了我军许多补给，
到全面抗战前夕我军已经有了八万战斗序列。
如果没有钱粮，仅凭陕北这块地方，哪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呢？
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便大不一样了。
拥有正式番号的部队都可以获得国民政府的补给，换句通俗点的话说，
那便是给枪弹、给粮草、给衣药。
在八路军改编后的第一个月，国民政府发放了叁拾万元的改编费用，
并核定八路军具体军费为每月63万元，下辖四个支队的新四军则每月发给6.6万元。
当时蒋介石嫡系部队一个师每月约发给25万元，杂牌师则是16万元左右，
我军一个师约在21万元。
考虑到我军不吃空饷的优良传统，国民政府实际上发给我军每师的军费,
与国民党杂牌部队相当。
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化拆散后，我军大部一度陷入终日想方设法筹措衣粮的局面。
这样一笔军费毫无疑问的缓解了当时我军的窘境，
这也是我党无论如何都要争取编制的原因。
只要我军名义上仍归属第二战区管辖，那么南京政府就没有不发放军费的理由。
除了获得军费，八路军三个师还得到了许多弹药补给。
就在改编前两日，国民政府给我军发放各类枪弹70万发、手榴弹1.5万发、
迫击炮弹600余发。
对于财大气粗的国民政府来说，这些枪炮弹药或许不算什么，
但对于当时的红军而言，这些弹药约是我军所有主力部队弹药量的总和。
后来，第二战区阎锡山也在9月一次性给我军发放各类子弹100万发、冲锋枪200支，
就连党中央也未曾预料到。
这也是为何蒋介石要死死地卡住我军编制的原因。
但陕北约有红军八万人，八路军只有四万余人的编制，剩下来的人该怎么办呢？
英明决策
就在红军接受国民党改编的同一天，1937年8月22日，
一场决定我党抗日武装斗争方式的大会隆重召开。
那就是洛川会议，我党、政、军主要领导22人参加此次会议。
在会议上，毛主席对抗日战争做出了高度概括的战略思想指导，
其中还包括如何对待国民党、如何扩大自身的问题。
这其中，肯定也得解决国民党在编制上卡脖子，我根据地产能不足、难以养兵的问题。
除去国民党给的编制之外，还有数万人的队伍该如何供养呢？
谈判之初，我方的提议是作为西北地区的留守部队，但被国民党否决，
毕竟地方保安部队也是有正式编制的军队。
国民党要是答应了，就相当于是变相同意了红军的扩编要求，这是他们不可能同意的。
于是毛主席与党中央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下子解决了这部分人的问题。
一是建立系统的军校。
中央军委将红大更名为抗大，通过招收办学的方式，一边培养人才，一边吸收大量理论知识、
教授能力优秀的军官。
既解决了数千人的编制问题，还以此建立了我党我军的系统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另一方面则是将剩余部队以独立团的名义编入八路军麾下，
八路军总部为其筹措一部分军费的同时，适当扩大各个独立团的自主权。
在保证八项规定的前提下，各独立团各自发展，定期汇报。
同时，独立团也属于正式的八路军武装，与国民党正规军拥有同样的身份地位。
这一开创性的举措使八路军许多支部队扎根于群众之中，一边发展壮大自身，
一边也更利于摆脱国民党部队的监管。
事实上，能实现独立团这种编制，也是因为我军支部建在连上，
有严密的组织性和党的坚强领导。
但凡领导稍有些涣散软弱的组织，类似于独立团一样的存在就很有可能尾大不掉。
而到了百团大战时期，八路军已经发展了数十倍，
这正是基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这个英明决策。
最后一个方面，则是建立留守兵团。
考虑到陕北延安是我党的中心所在，三大主力师东进山西抗日之后，
必然要有一部分精锐部队留在延安，护卫党中央的安全。
于是中央军委先是设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从全军范围内挑选精锐力量，
组成了八路军留守部队，司令员为萧劲光。
这支部队比起我军三大主力而言，最大的不同就是政治上极为突出。
毕竟三大主力除了自身筹措的补给之外，还有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
而留守兵团则既要耕也要战。
通过耕战合一的方式来解决经济粮食困难，这种方式在我军历史上比比皆是。
比如1940年时，由于物资周转太过困难，著名战将王震就曾带领359旅,
到南泥湾大生产大开荒，保障了自身乃至中央的物资补给。
而早在1944年8月，刘少奇就提议将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更名为人民解放军。
不过毛主席及中央军委考虑再三，还是觉得要以和平建国为重，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哪怕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之后，考虑到时局的变化，
八路军更名到解放军的进程也一直没开始。
直到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两年后，我党才在全军范围内彻底完成了从八路军
到解放军的转变，形成了大名鼎鼎的四个野战军加上华北军区。
改编后的东北武装力量被称为东北野战军，西北武装力量被称为西北野战军，
陈粟大军更名为华东野战军，刘邓大军则更名为中原野战军以及华北军区。
这种编制方式是按照地区来划分的，但随着三大战役的开展与结束，
野战军用地区来划分显然不太合适。
于是建国前最后一次大改编，将以地区划分变为顺序划分，
这也就有了我们熟悉的一、二、三、四野。
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军也经历了数次大改编，当然，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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