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这段话来自于《战国策》的记载，意思是：濮阳商人吕不韦到邯郸去做买卖，见到秦国入赵为质的公子异人，回家便问父亲：“农耕获利几何？”其父亲回答说：“十倍吧。”他又问：“珠宝买卖赢利几倍？”答道：“一百倍吧。”他又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他父亲说：“这可无法计量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艰苦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这段记载虽然文字很少，但过程记载的很清楚，为我们解读吕不韦弃商从政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从这段吕不韦与父亲的对话中，可以解读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第一， 吕不韦家族是经商的商人；
第二， 吕不韦父亲是个成功的大商人
第三， 吕不韦家族靠风险投资发迹
第四， 吕不韦的人生格局很大
吕不韦回到家就问父亲的问题，其父亲的回答只有六个字“十倍，百倍，无数”，但是这六个字给了吕不韦三个问题的答案，证明吕韦的父亲也是商人身份，而且吕不韦在当时经商已经很成功，在一些投资的选择，还要回家咨询父亲，证明吕不韦的父亲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大商人；吕不韦向父亲提问“珠宝之盈几倍？”，我认为吕不韦的父亲或吕不韦的家族至少经营着珠宝生意。珠宝在当时是投资风险高，回报也比较高的商品，也许吕不韦家族因此生意发迹。珠宝的消费对象是有身份的人，吕不韦家族自然与当时的诸侯和各地官员以及当地势力者必然有联系，这也是吕不韦同样选择异人作为风险投资和以后成功运作的基础。
既然吕不韦家族经商很成功，也积累了很多钱财，吕不韦完全可以拿着积累的钱财，投资更多的商品，以获取更多的回报，那么吕不韦为何还要弃商从政？吕不韦弃商从政是不是投机行为，弃商从政的行为是否是偶然的选择？
围绕这些问题，我认为：第一，从发展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有理想，才会不甘于现状；农民因为种植的粮食足够吃，才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手工业，而手工业商品和多余的粮食卖掉，人们因此积累财富，财富的增加，使人们逐渐脱离繁重的农业耕种和经营稳定但低回报的手工业，转而从事经商，经商投资周期更短，虽然有风险，但回报更高；吕不韦家族也一定是从普通的农民发展到经营珠宝生意直至风险投资，其中虽然历史没有记载吕不韦家族经营过手工业生产，我认为吕不韦家族也应该从事过。
然而经商生意做得很大，也只能在国家政策下经营，在古代并不开放的条件下，一旦经营的产业和从业者没有政治庇护，经商的发展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如遇到政策变动和一些官员的腐败，经商的投资很可能付诸东流，所以风险也是极大的。经商的社会地位在当时比从政也要低很多，而从政则可以提高社会地位，在从政过程中建功立业，也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功劳被后世传颂。这也是吕不韦从物质需要到追求精神需求的表现。
第二，背景因素：吕不韦弃商从政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第一，吕不韦家族经营的产业已经很大，而资金也足够充足，有条件为从政铺设道路；第二，当时秦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秦国需要各种人才支持秦国发展，因此各国人可以顺利进入秦国，为秦国做贡献；第三，吕不韦家族在经商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网络，为从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个人选择：吕不韦在当时条件下，有两种选择：第一，继续经商，如果吕不韦继续经商，那么吕不韦问父亲的话也许就是：“布匹之利几倍？”“香料之利几倍？”“珠宝之盈几倍”，如果是这样，吕不韦也许以后会是一个大商人，但是不会有传奇的一生；而吕不韦和父亲的对话层层深入，从耕田之利到经商之利，再到从政之利，实际上层层深入的问题，探讨了农民身份和商人身份以及政治家身份的不同价值。吕不韦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大的格局，才决定了他弃商从政的道路。
所以我认为吕不韦弃商从政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吕不韦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而是由吕不韦家族的时代背景和吕不韦的人生格局决定的。
至于吕不韦弃商从政之后获得的各种利益，犯下种种的政治错误，以及所造成的悲剧，下次有机会再来探讨。
201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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