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选举周期，选民都会在心中评估每位候选人的道德定位。公众希望知道候选人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自己吻合。一些政治话题似乎已经成为道德争论的标志，比如干细胞研究、堕胎和同性恋结婚。另外一些话题，比如外交政策和战争，看起来更为政治化一些，但是同样也由道德支撑。举例来说，候选人是否会下令轰炸敌方的城市——如果选民的子女正好驻扎在那里呢？候选人是否考虑到驻扎在那里的士兵属于某人？因为每个士兵都是某人的父亲或母亲，儿子或女儿，丈夫或妻子。
许多选民在投票前都会考虑候选人的道德定位。
如果您的想象力再进一步打开，您甚至会怀疑这名候选人是否会下毒手让一名婴儿窒息而死。这样的联想并非毫无道理，虽然这个问题如此让人不快。下面请听我解释：假设我们都置身于一场战争当中，包括您在内的一组人正隐匿在幽暗的地下室里，战战兢兢逃避坏人的追杀。这些坏人就在您头顶，沉重的脚步声让每个人的心提到嗓子眼。不幸的是，恰巧在此时，婴儿开始啼哭——这时会有人残忍地将其窒息吗？如果婴儿保持安静，那么每个人都可能幸存。如果婴儿不断啼哭，等到坏人发现你们，每个人都将面临死亡，包括这名婴儿。
您可能会理性地给出答案，牺牲婴儿而保全群体是更好的选择。但是您是否会选择成为将手捂在婴儿嘴上的那个“杀手”呢？同样，您是否希望选出一个可能这样做的总统呢？而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研究者也不可能相信。虽然道德长期以来都是哲学家专注的话题，然而近些年来神学家、毒品吸食者、神经科学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根据某些科学家的观点，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十分简单，总统候选人——或者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人——他们注定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道德问题。
既然您已经从文章的标题上读出了什么信息，那么我们就从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是僵尸最爱吃的器官——大脑说起吧。当我们面临着左右为难的道德抉择时，大脑在做些什么？如果每个人的道德都与他人不同，我们的观念是否都源于大脑某一片固定区域呢？
在2001年，哲学家和神经系统科学家约书亚•格林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他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对大脑应付道德困境时的反应进行了扫描。格林试图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脑中应对情感和应对理智的区域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该研究计划制订了这样一个方案：亲手杀死一个人来挽救整个组织，这个方案与上文所讨论的杀死婴儿来保全群体的情况大致相同。在处于这个道德困境的过程中，受访者大脑中的部分区域被唤醒，包括大脑额叶（frontal lobe）的两部分。扫描显示，大脑额叶中调节对他人情感的区域与大脑中负责心算，比如推理的区域同时比较活跃。此外，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也开始活跃，该部分可以意识到大脑中发生了冲突。这表明，人们在理智上挽救整个组织与情感上杀死无辜婴儿之间进行着挣扎。
为了保住其他人的生命而杀死婴儿？不同的实施者大脑有不同的反应。
受访对象在接下来面临一个新的道德困境，他们不需要杀死婴儿而弄脏双手。同样的人要死亡，但是其他人会替他们做，或者只需要轻击按钮即可完成这项任务。在这种情境下，扫描显示只有理智部分比较活跃。当人们不必苦于应对做某件事情所产生的罪恶情感时，他们只会进行功利主义分析，推敲哪种选择对更为有利。
在2007年，多所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展开联合研究，试图寻找大脑中哪些部分可以影响道德观念，并且当这些部分受到损害后会产生何种影响。这项研究只是一个小规模研究——受访对象包括12个大脑健全的人和12个脑损伤患者，后者的大脑在调节害怕等情绪的部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此外还有6名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损伤者，该部分通常被认为是调节羞耻、同理心、同情心和负罪感等情绪的中心区域。该研究提供了50个假设情境，其中的一些需要做出与道德相关的决定，而有些不需要。
在对某些特定场景的回应中，几个小组的结果出现了重合。在不需要道德选择的情况下，每个小组都做出了相同的回应。当遇到需要做出道德选择，但是不需要伤害他人的情境时，比如问到为了抵销税金而把一些人员费用改换为商业费用时，这些小组的受访者都希望有所通融。组中的所有人都不同意以自私的目的而伤害他人，比如扼杀一个父母不愿意抚养的婴儿。但是，分歧就出现在道德选择问题上，他们需要决定是否为了获得更大的好处而伤害他人。那些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的参与者更倾向于牺牲他人而换取更大好处，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机率要比其他人高出2-3倍。
根据实验结果，如果大脑中的部分区域，比如控制同理心和羞耻感的区域受到破坏，那么人们就更倾向于采取成本效益分析，从而选择谋求更大的好处。但是也有人对这些发现的潜在影响产生了担忧。大脑发生上述损伤在刑事案件中会产生何种影响？“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损伤”是否会成为法院通行的辩词？
未必，因为不同的文化对犯罪所考虑的要素也不相同。既然道德已经植入大脑，那么我们每个人为什么拥有不同的道德观呢？
我们可能把人类拥有的不同道德观念归咎于人类文化和宗教熏陶的影响。但是一些科学家却打破了我们以往固有的观念。他们声称，道德根植于我们的大脑，并且很少受到外界力量的影响。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马克•豪瑟（Marc Hauser），他利用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推断，道德长久以来就伴随着人类，甚至早于最早的宗教信仰。
当您意识到猿和猴子这样的灵长类动物也可以做出与道德相关的行动——比如意识到可能伤及其他个体时放弃食物——人类学就已经开始大行其道。虽然我尚不知道这些灵长类动物的真实动机，但是他们至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那就是在我们可能实现的公有制生活下，道德是多么的重要。但是豪瑟的实质性飞跃并非在于人类学视角，而是将道德观念与语言观念联系起来。
在上世纪50年代，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假定，我们天生具有一种“普遍语法”，不过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我们又有各自的规则和偏好。豪瑟认为，道德也是如此。我们天生具有一定的道德标准，比如“不伤害他人”，但是这种标准也会在教养过程中发生改变。豪瑟认为，这种无意识的联系与时间的限制有关。如果我们在每次谈话中都要使用大量的名词、动词或者图示，我们将什么也做不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每次遇到问题时也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道德上的分析。就如我们可以迅速发现别人说话中的错误，虽然我们无法仔细鉴定他说话的规则，我们只是无意识地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把人类天生具有的道德系统分为以下几种：
这些固有的系统可能是进化所保留下来的优点。举例来说，“纯净”意识可能来自选择最佳配偶和最佳食物。此外，寻求组织可以帮助个人生存，因为群体可以让您在遇到困难时获得帮助。而作为整体的组织又可以在最后三个原则加强后得以生存。
在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具有不同的道德体系。
这些道德体系同时还会受到不同文化的浸染而发生变化，这种文化实际上是人们考虑同样的情境并得出的不同结论。我们拥有上述五个共有的道德体系，但是我们往往在成长的过程中强调其中的某个或者其它。在那些崇尚杀戮的风俗，比如因通奸，甚至在公共场合与不是自己丈夫的男性交谈，在一些中东文化就认为，这是明显违背了尊重权威和纯净的原则。而一些西方文化却认为这些女性的死亡是对人不正当的伤害。
海德认为，有时我们甚至无法意识到我们的文化是如何强化这些观念的。这是因为我们大脑中更加理性的部分——也即上文中约书亚•格林的大脑扫描成像实验——可能比我们大脑中判断对错的情感部分进化得更晚一些。这些大脑系统之间也进行着竞争，理性部分试图分析情感部分为何如此运行。当理智部分无法判断情感部分的运行，这种情况被海德称为“道德错愕”（moral dumbfounding）。有时我们虽然无法判断某事的对错，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它确切地发生过。
正如您所预料到的一样，一些哲学家对于科学家介入该问题表示不满。科学家和哲学家依然要围绕这些发现展开激辩，道德的大脑与社会之争尚无法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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