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选录的五十二篇赋，基本上都是在当时获得了定评的名篇，这自然增强了《文选》的权威性。但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历史上有定评的作品，《文选》却不予收录，研究这一现象，可以进一步考察编者的赋文学观。
首先是荀卿赋。萧统在《文选序》中明确说：“荀、宋表之于前”，但《文选》却不选荀赋。对此，有研究者以为荀赋是子书的原因（1）。这个说法恐不一定确当，因为荀赋历来都是被作为赋看待的。如班固《汉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有古诗之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爱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即使萧统《文选序》也称：“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后。”
当然，荀卿五赋由于载于《荀子》一书，并且他在赋中所表达的思想与子书接近，可以说五赋具有子书之意。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中曾泛论屈、荀等赋家说：“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殆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这是从早期赋家（即班固《汉志》所列屈、荀、陆诸家）作品所具有的思想内容而言。台湾李曰刚教授也据此论荀子说：“其所作之诗赋若论文，完全本于学术思想之立场而表现，与战代诸子无二致。”（2）这些言论只是说荀卿赋具有子书的某些性质，甚至可以当成子书读。但它毕竟不是子书，它的形式仍然是赋，这是不能混淆了的。《文选》不录荀卿赋，肯定与此无关。然而荀赋在文学史上确属影响颇大的作品，前引汉魏六朝评论家的话可见后人都是十分肯定的。那么《文选》为什么不予录取呢？
笔者以为这或许与荀赋本身的类型与《文选》的要求不符。荀赋是什么样的类型呢？按，荀卿五赋《礼》《知》《云》《蚕》《箴》，据唐人杨倞注，《礼》：“言礼之功用甚大，时人莫知，故荀卿假为隐语，问于先王云：臣但见其功，亦不识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请解之。先王因重演其义而告之。”《知》：“此论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云》：“云所以润万物，人莫之知，故于此具明也。”《蚕》：“蚕之功至大，时人鲜知基本。……战国时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赋之。”《箴》：“末世不修妇功，故论辞于箴，明其为物微而用至重，以讥当世也。”从杨倞此注可知荀赋类型实近隐语。如《礼赋》说：“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欤？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欤？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欤？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欤？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欤？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从这篇作品可以概见其余四赋。梁启雄《荀子简释》说：“荀子《赋篇》的体例是：先敛藏起谜底，用隐语说出谜面，随后指出谜底。”这便是荀赋的基本类型，所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这个隐语类型是为后人所公认的。荀赋的这一类型在全部赋文学中，应当是非常独特的，所以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荀赋单列一类，与屈原、陆贾等并列。班固于赋分别四家的用意，没有作交待，这引起了后人的猜测。我想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班固祖述刘歆《七略》，刘歆没有交待，所以班固也不十分清楚；另一种可能是事实很清楚，这四类的划分，当时人一看就明白，所以便无须交待。如果是第二种可能的话，荀赋的隐语类型的确与屈、陆等不同。在《汉志》中，荀赋类共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可惜除荀赋十篇之外，并皆亡失，因此不可推测其类型。但荀赋之后有“秦时杂赋九篇”，《文心雕龙·诠赋》篇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语气似是肯定，或者表示的意思是秦世虽无文，但有些杂赋还值得肯定的。如果这些赋继承了荀赋的传统，也还可以说是有意义的。但问题不在这里，班固《汉志·诗赋略》所列第四类是“客主赋”，共十二家，二百多篇，班固称为“杂赋”。既然同为杂赋，为何“秦时杂赋”不入此类呢？可见二者类型并不相同。到底有什么不同，限于材料（这两类赋中仅存荀赋一家），就不好进一步推测了。对这两类赋，汉魏六朝的作家、批评家似乎也仅提到过荀赋，这便说明这两类赋的价值（类型和内容）的确不大，不可与屈原赋和陆贾赋两类相比。因此，对于建立了隐语类型的荀赋，《文选》可能认为不合其“文”的要求而弃取了。
其次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这篇赋因刘勰《文心雕龙》的称赞而出名。在《风骨》篇中刘勰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将《大人赋》作为有风骨的代表作品。显然，萧统与刘勰的看法不一样。其实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在汉代是受到批评的。《史记·司马相如传》记：“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是本意与效果之间的矛盾之处，后人由此得出大赋实际是“劝百讽一”的功能。《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批评说：“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缈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既从相如的作品中得出了经验，也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了教训，因此，扬雄在完成了他的大赋创作之后，陷入了深深苦恼中。于是最终他说：“壮夫不为”，似乎幡然省悟而挂笔。扬雄的观点，王充也欣然接受，《论衡·谴告》篇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看来，《大人赋》在这方面是受到批评的，但《文选》是否因此而不予收录呢？
与《大人赋》的效果相似的还有扬雄的《甘泉赋》，据王充《论衡·谴告》篇说：“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甘泉赋》既与《大人赋》一样的效果，也受到王充的批评，为什么《文选》反而收《甘泉》而弃《大人》呢？这表明《文选》并非依据汉人的批评，其关于思想内容的理解，也并不很简单。这里涉及到萧统的赋文学观。简单地说，萧统对赋的看法与其他人稍有不同。
关于赋的来源、发展，我们知道，汉人一般认为是屈原、荀卿导源于前，宋玉等人蹈迹于后。对于屈原，汉人虽有争论，仍然肯定他在辞赋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但对宋玉，往往批评的多。先看班固的说法，《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说：“春秋之后，周道寝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意。”班固这里叙述了赋的产生及发展，认为屈原、荀卿是创始人，他们的作品都合于古诗之义。很明显，班固关于赋起源于屈原的观点是萧统所不同意的。《文选》以屈原作品单独分类，说明了这一点。在《文选序》中，萧统则以荀卿、宋玉为起源者，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关于宋玉的评价，班固是持批评态度的。又不独班固，他之前的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死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对宋玉等人专好辞赋，而不如屈原敢于直谏，显然是批评的。又如扬雄《法言·吾子》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这是批评宋玉等人的赋繁滥放荡，是辞人之赋。至如晋人皇甫谧《三都赋序》说：“贤人失志，词赋作焉。孙卿、屈原之属，存其所惑，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这些意见都肯定了荀、屈的创作，而对宋玉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按照以上的批评，《文选》如坚持内容的雅正的话，是不该选录宋玉作品的。但事实上，《文选》不仅一气选了四篇，而且还专门为宋玉立了“情”类目，可见萧统对赋的评价与汉人有些区别。据此说来，《文选》不录《大人赋》，并不一定与它的“劝百讽一”有关。考虑到《大人赋》所写是神仙之事，这样的内容恐不符合萧统的思想（假使《文选》编选赋时所据底本出自萧衍的《历代赋》的话,情形也一样,因为萧衍中年信佛,对神仙道教之事持否定态度），所以不入选也就是正常的了。
两汉时期，还有一篇很有名的作品，即东汉冯衍的《显志赋》。冯衍字敬通，幼有奇才，然生不得志，有功而不被封。晚年困窘，栖迟于故郡，郁郁无欢而作《显志赋》。冯衍的遭遇及其作品，很能引起后世不得志知识分子的共鸣。江淹《恨赋》即以他作为一典型，称：“至于敬通见抵，罢归田里。”又晋人陆机作《遂志赋》，序中说：“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显志》壮而泛滥，……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陆机对冯衍及其《显志赋》的肯定、赞扬之意很明显。这一篇作品,《文选》却未收。《文选》赋有“志”一类，收录了班固的《幽通》，张衡的《思玄》，冯衍比他们二人都早，他的入选应该是无可非议的，而萧统却忽视了他，恐怕与《显志赋》中太多的牢骚不平有关，这不符合萧统“君子之致”的思想。此外，政治上冯衍忠于“更始”，没有及早归降光武帝，故不得任用。这样的人物，在梁武帝代齐之后不久，自不宜表彰，因此，这也可能是他不入选的原因之一。
两汉以外，魏晋六朝赋作受到时人好评的也不少。如曹丕《典论·论文》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裴松之《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论》作'逸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文选》于其中仅收《登楼》一篇。王粲《登楼赋》的确是一篇优秀作品，其名声当超过其余作品，陆云在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就说过“《登楼》名高”的话，这样，《文选》便选录了最著名的一首。不过，徐干也受到刘勰的称赞，说“伟长博通，时逢壮采”，与王粲都称魏之“赋首”。萧统却不予录选，看法与刘勰不同。
六朝时期在当时博得好评的赋如袁宏的《北征赋》《东征赋》、庾阐的《扬都赋》等（3），《文选》也都摒弃不录，不过更值得讨论的却是沈约的《郊居赋》。《梁书·沈约传》记：“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尝为《郊居赋》……”。《郊居赋》是描绘庄园之美和郊居之乐的作品，体制巨大，很像谢灵运的《山居赋》。沈约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对这篇作品非常重视，《梁书·王筠传》记：“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踡’，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次至'坠石磓星’，及'冰悬埳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赞。约曰：'知音者稀，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由此见沈约对《郊居赋》的看重。《郊居赋》在当时是受到好评的。《梁书·刘杳传》载：“（杳）因著《林庭赋》，王僧孺见之叹曰：'《郊居》以后，无复此作。’”说明《郊居赋》为士人所赞赏。在以前的论述中，我们曾叙述过沈约与萧统、刘孝绰间的关系，他做过萧统的老师，又以刘孝绰父执身份对刘大加奖饰，对于沈约如此看重的《郊居赋》，《文选》竟不予录选，这似乎有两种可能，一是限于体例，《文选》所收赋只至刘宋，江淹虽为梁人，但其作品都写于宋时。由于这一体例，《文选》于齐梁赋并皆不收，所以沈约《郊居赋》见弃。二是《文选》编选赋的底本是萧衍的《历代赋》，按照“历代”的体例，萧衍不收当代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沈约与萧衍的关系又不像与萧统、刘孝绰的关系，尤其沈约晚年与萧衍之间产生了矛盾，萧衍对沈约的一些作品如郊庙歌词，大加指责（见《梁书·萧子显传》），因此，萧衍编《历代赋》，不收沈约，也是有原因的。从上述《文选》不收一些有定评的作品看，萧统的赋文学观与时人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与学术界对萧统的评价并不太符合，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同时，这一问题也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注：
（1)《文选学新论》，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版。
（2)《辞赋流变史》，李曰刚，文津出版社，1987版。
（3)《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中华书局，1983版。
本文节选自傅刚著《从<文选>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原刊登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