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7日，十年动乱期间，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遭到精神和身体的残酷折磨，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清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光绪十二年任进士。戊戌政变后，祖父和父亲受到清廷革职处分。陈寅恪小时候在南京家塾就读， 1904年考取官费日本弘文学院，第二年秋因病回家。以后又几次出国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美国哈佛大学等有名学府学习，重点钻研梵文、巴利文和比较语言学，具有英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梵文、巴利文、满文、藏文、蒙文、突厥文、日文的阅读能力。这是陈寅恪先生在家学渊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学的营养。
1925年归国以后，与王国维、梁启超等同为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国学院停办后，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字，为他从汉文以外搜集史料以治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运用中西考证比较，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一经考证出关键问题，便用于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真相。这种精密科学的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了乾嘉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及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也有研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七·七”事变后，北平失陷，陈寅恪随学校南迁，走上颠沛流离的旅途。1938年英国牛津大学向他发出聘书，他成为第一位受聘的中国籍汉学教授。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但陈寅恪历尽艰辛，1939年才辗转到达昆明，第二年离昆明到香港，因战火停航受阻于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香港沦陷后，日本人震于他的文名，曾以照顾为名送面粉多袋，以事拉拢，但遭到陈的拒绝，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2年7月他离港抵桂林，先后任教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不久往成都移教燕京大学。面对民族危亡，哀鸿四野，国民党反动政权腐败专横，陈对此痛心疾首。他作《癸未春日感赋》: “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作贫”以示讽刺，表明他的高尚的情操。这段时间内，他在繁忙的教学中致力于学术研究，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名著。对隋唐史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教授前往伦敦治疗眼疾无效，辞去牛津大学虚位的汉学教授职位，返回祖国任教于北平清华大学，仍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解放前夕，他到了广州，拒绝国民党的高薪去台湾、香港，留在大陆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移教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更激励了陈寅恪为祖国学术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中《元白诗笺证稿》在1950年出版，这是他开拓学术研究新领域，以诗证史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历史著作，是以诗证史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示范。该书引史证诗，对元稹、白居易诗有精辟的新解；又从诗看史，运用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对唐代历史面貌有新的发现，他这种以诗证史精密的考证方法，把文学、历史熔于一炉，透过文艺作品中的个性，抓住其反映现实生活的共性，开辟了一条历史和史料学研究的新途径，对我国学术研究是一个新贡献。
1962 年陈寅恪右腿骨折，卧床疗养，目盲体残，仍坚持着学术研究和著述，他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写了《寒柳堂记梦》。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1969年10月7日，他含恨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太多想做而没有做完的研究。
陈寅恪先生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学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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