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妙艳
一直以来，我总是把贾平凹看成一个怪物，固然是从文学才能这个角度。而说实在，他的略带些关中粗犷的风格，是我所欣赏的，而后渗和一些佛相道貌，揉合了若干油腔滑调，却就非独让我感烦，而且带点生厌。幸好他又弄了一支《带灯》，让刮目相待，发现这位多病的老友，居然还蓄养有一点能转身的力气。许多“一本主义”的同类，和他一比特别的相形见绌。
一代人盖一代人的“时代烙印”，所谓作家者流也不例外。特别看重名字中“凹”字宛如火山口的贾平凹，在其人生“首喷”的时候，已经塑成传承自于明清作家的清新灵动、疏淡而有韵致，而后加上一点原创的关中才子的狡黠的语言的面貌。这个面貌和他有点笨拙的长相互为表里。八零后或者干脆包含七零后，难以寻觅这样的造型或者翻版。
我佩服这位乍看纯朴其实不乏精明的关中文汉，终于敢于承认自己于文风营造的过程之中，有过“玩的迹象”。当然，还没有达致“玩世不恭”的轻佻，所以他的语言，他的风格，于秀丽之中，还有那么一点儿雅，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贫贱出身的乡下孩子，而能依靠莲出污泥的文化自觉，而来构筑如此个性化的文学形象，这属难得，所以，少喝一点传统文化奶水的读者，对其有着什么高度的赞美与膜拜，在我看来，一点也都不过分。偌大一个中国，那么多的作家乃至作家群，像贾平凹这样，植根浅古文学而后又能修养成这个青出于蓝的境界，又能有多少呢？
对于传统文化的吸取，相比之下，贾平凹侧重于“言”于“文”的“界入”。这点与广东也是我的老朋友的雷铎非常相象。雷铎也有贾平凹的狡黠，甚至于借助古典的“言”而能摇身一变而为“易学专家”。但是他们在纵深，即史上直逼前古的精髓，传其精神，却未显露。正所谓“基于此”吧？曾经一个时候，有人估计贾平凹的“创作”也就“差不多”了。“大名之下，其实难付”，以贾平凹所取连贯性成就，和先贤巴金、茅盾们相比，其实已可称“前无古人”。但有谁敢于想到：这位曾以庄周梦蝶入手，构建《废都》的平凹先生，却能如同他的名字意义的矛盾性，而实现出人意外的蝶变！
我说的还是《带灯》。这部受启发于山区一位基层女干部的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其题材、主题上都有着浓厚的贾平凹式的时代色彩与地域色彩，以及共产党员作家那隐而不失的道德价值的痕迹。与平凹过去的同类作品《秦腔》、《古炉》有同存异。让我耳目一新的是它的文学语言构筑的有别于其前期作品的大气沉雄的风格。与有些读者的习惯不同，我的读书，是先按正文而后序言的倒读模式来完成的，固然是为了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带灯》却是把作者要作的说明作为后记的，不用倒读。接受《带灯》正文对贾氏历史风格脱胎换骨的崭新美学风格的震撼和感染之后，浏览了一遍它的其实也就是一篇长文的“后记”，这才终于明白平凹这个重大转变经历了处心积虑的阶段，是他又一次文化自觉的创新结果。这一点研究他的文学创作的学者将来会有科学的解读以为读者的指引。我作为文学“同年”所关注的是，擅长生病的贾平凹原来还挺有垂死挣扎的实力。许多自诩为健康有活力的同龄人，偏偏缺少他的这种以精神性劳动的转型升级的功力。
贾平凹说，上了年纪（也六十有一了），心性变了，从“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转而“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汉代文学以丰沛铺陈的赋为代表，而班超、司马迁们却以撰史的附加收获而在文学影响力上实现了“鹊巢鸠占”。贾平凹的转向选择是正确的，他看中了汉代史笔的“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的语言效果，于是从头开始认真学习、揣摩，从两汉作品中吸取营造现代作品风格的营养，“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为此他付出了脱化业己驾轻就熟的创新的努力。他形容自己的这种转身的艰苦：“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点，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大力丸”是没有吃到，但是贾平凹却实现了“后”时期的清爽转身，原来的清新的、灵魂的丝绸外衣，已变换成厚重的、典雅的行头。鹤发童颜的贾平凹正从有别于过去的阶梯，再次登上文学的高峰。
之所以这样，用古人的话是“诗歌应合时而作”，贾平凹采用现代而且带点科学性与哲学性的表达，则是：“天气就是天意”。凤凰 涅，火中新生。花甲老人贾平凹，阿兄真的要向你致敬。
于是想到活剥一下王静安的词意，为老而不僵的创意写作新人贾平凹写照：虽自簮花，群赏镜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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