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泰顺方言的现有生态
泰顺地处浙闽两省三府（今温州、丽水、宁德三市）交界处，这样的地理位置是其方言复杂化的首要因素。泰顺现有的三大方言是闽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小方言则有蛮讲话、闽南话、莒江—百丈话、罗阳—司前话、畲客话、汀州话、百丈口话及万排—章坑话等。其中蛮讲话分布范围最广（约占全县面积的五分之三），使用人口最多（二十余万），主要分布于东南部、南部、西部、中部及东北部（今泗溪镇、雅阳镇、仕阳镇、三魁镇及罗阳镇大部、筱村镇大部）；闽南话主要分布于东部（彭溪镇）及西南部（原垟溪乡、原龟湖镇后章一带诸村、原洲岭乡的少数村落），另有原万排乡下排村和高畬村，使用人口计约三万；莒江—百丈话主要分布于北部（今百丈镇及筱村镇一部分），使用人口三万多；罗阳—司前话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县城及其附近部分村落、司前镇、竹里乡），使用人口约六万；畲话主要散布于司前、竹里两个畲族自治乡镇及仕阳、筱村、彭溪、雅阳等镇，使用人口约二万，畲话属于汉语客家语系；汀州话也属于客家语系，主要散布于原万排乡上排村、仕阳镇林垟村、三魁镇秀溪边村、百丈镇碗窑村、原碑排乡大岗背村、原大安乡下塔村等，目前只有老年人和部分中年人会说，使用人口不出二千（泰顺汀州移民不像丽水云和一带的大片集中分布，故其母语被同化比较严重）；被同化严重的还有百丈口话，百丈口话只不过比莒江—百丈话更带文成腔，因其民于清末直接从文成珊溪（时属瑞安）一带迁来，使用人口极少；现仕阳镇南缘，即原万排乡和原章坑乡一带，由于毗邻闽之福鼎柘荣，所操方言几近福鼎—柘荣话，可称之为万排—章坑话，使用人口约一万（类似万排章坑这种情况，在雅阳镇临近福鼎的少数村落也可能存在，但原龟湖镇毗邻闽之福安，龟湖话却不至于如此接近福安话）。
二、泰顺方言的历史渊源问题
泰顺方言多数属于外来方言，目前确知的情况是这样的：罗阳—司前话属“松遂方言”，明朝前期因浙闽边境尤其是罗阳一带，受矿工暴乱之害，村落十虚八九，官府调移一批丽水人来定居，松阳、遂昌一带移民带来了“松遂土话”，其历史约六百年；闽南话则是明清之际闽南渔民大批北移（明末与倭患有关，清初与民族压迫及三藩之乱有关）而定居于原平阳和洞头一带所带来的外来方言，后来平阳（苍南）有部分闽南移民又往泰顺境内再次迁移而把闽南话带入泰顺，距今约三百年；汀州话也是一种移民方言，清初闽西汀州府一带“生齿日繁”田稀人稠与地方动乱而大举外迁，当时浙赣一带因战乱（三藩之乱及清兵平乱）人口大损，浙西浙南为其主要去向，所到之处，搭棚垦殖于山间，视为乐土，因而播入汀州客家话；畲族人自闽粤间大量北迁入浙也在明清两季，泰顺、景宁及其周边一些县市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最终定居地，不论定居何地，他们都是对内使用畲话，对外使用当地方言。真正属于泰顺本土方言的是蛮讲话和莒江—百丈话。
莒江—百丈话属于广义的瓯语（温州话），介于瓯语和括语（处州话）之间。瓯语和括语属于吴语浙南分支，大致在中古以前可以互通，越到后来差异越大。瓯语又以鹿城与永嘉片为纯正，往南自瑞安始生演变，瑞安越往西离瓯语越远而距括语越近。今泰顺北部与文成东部南部原属瑞安西境，这一带正是瓯语括语的过渡区（再往西即为处州的青田与景宁）。所以，飞云江中上游两岸的原瑞安县西境的瓯语（西片），对于立县历史不足六百年的泰顺来说，无疑是土生土长的土语。
蛮讲话属于闽方言闽东语系三个支系之一，这在中国方言学界早有定论，这是方言学家经过实地调查和对比分析发音、词汇、语法特点所得出的学术结论。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不同方言的发音的对比分析比较难懂，但判别一种小方言同闽语有无渊源关系还有其他方法，其中最简单明了的，是通过一些标志性词汇来鉴定。唐朝顾况有一首题为《囝》的诗：“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囝别郎罢，心摧血下。”诗后有原注：“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清朝唐孙华诗《贺同官黄擎庵纳姬》有两句：“生来阿囝夸头玉，绣葆携将郎罢看。”诗后也有相同的原注。这个“囝”字是闽语所特有的，本义之外引申为十分活跃的小称词缀，衍生出无数的小称词（本人在《泰顺闽讲话的小称现象》一文中有详细的分析），它是闽语最典型的标志性词语；而“郎罢（应作‘郎爸’）”起码是闽东话的标志性词语。这类标志性词语可再举一些例子，比如：丈夫侬（已婚或成年男子）、作母侬（已婚或成年妇女）、丈夫囝（未成年男子、男孩）、作母囝（未成年女子、女孩）、厝（房子）、目睭（眼睛）、特特（特意、故意）、鼎（锅）、暗晡（傍晚）、灠（口水）、揬（戳）、捒（推、搡）、囥（放、放置。古汉语释义为藏。二者有别），等等。这些闽语标志性词汇在泰顺蛮讲话里无一不有。其中几个人称名词笔者疑为闽东话特有的方言词，但目前未得确证。闽东语自南而北有三个支系：福州话、福宁话、浙南蛮讲话。广义的福宁话包括霞浦话、福安话、福鼎话、柘荣话、寿宁话、蕉城话、周宁话等。闽东话向浙南延伸的一个支系则包括泰顺蛮讲话和苍南蛮话（此二者之间的关联问题下文另述）。闽东话的三个支系之间尤其是每个支系内部的子系之间，有着相当一致性的词汇和语法特点，语音上虽有差异，但也仍有内在规律可循。就语音来说，由于地缘关系，作为闽东话第三支系的泰顺蛮讲话同闽东话第二支系的宁德（原福宁府）各县方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通性，其中同泰顺蛮讲话最接近的乃是福鼎话和柘荣话，在全国范围内再也找不到如此接近的别的方言了（这里必须明确的是，有的方言学家说泰顺蛮讲话和寿宁话连成一片，这是一种错误的论断，寿宁县只有东北角和西北部的部分乡村讲蛮讲话，真正的寿宁话跟蛮讲话的差异远大于福鼎—柘荣话。至于苍南蛮话，可视为蛮讲话之本家，下文另述）。
泰顺蛮讲话属于闽东语系，这已经不是个问题了，但现实中还有相当多的泰顺人尚不知晓泰顺蛮讲话和闽语的渊源关系，还认为同古代的“南蛮”有关，还认为是古代（比如汉代）中原政权“征蛮”军队所带来的中原官话同蛮族土语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方言。这是一种缺乏常识的想当然。古代中国除了中原还有“四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它们都是很大的地理民族概念，其中南蛮所涵盖的地盘大致是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吴、越（百越，含闽越）、楚、巴、蜀，还包括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附属国，一直到越南北部，如此广阔的南蛮之地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大小方言，包括闽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及其支系，无不是各时期中原官话随移民南迁而与当地土语融合形成的，可是哪一种的名称又带了一个蛮字？而偏偏在浙江南部一小块地面上（原平阳县南境）出现的属于闽东语支系的一种小方言就是古蛮族的语言了？就要以“蛮”字命名了？这是谁在痴人说梦？
该说说“蛮讲话”的名称问题了。既然蛮讲话（蛮话）同古“南蛮”毫无瓜葛，那么这个“蛮”字从何而来？是这种方言相比于其他方言而显出什么野蛮性了吗？如果蛮讲话的“蛮”字含有野蛮意味的话，那么请问蛮讲话有哪一点足以令人嫌之以“蛮”？周边哪一种方言就比“蛮讲话”来得文明文雅一点？请问谁有资格如此命名泰顺和苍南的一种方言？那么，蛮讲话和蛮话之名到底有何来历呢？方言学界曾经有人（比如台湾陶家伟先生及几位温籍方言学家）考证出其名系由谐音讹传所致，其“蛮”字即是“闽”字，在闽语中“闽”字即发为“蛮”音，“蛮讲话”原为“闽讲话”，“蛮话”原为“闽话”。信哉斯言！这是以浙江之立场而命名的。因为此名称的出现最起码在明朝以前，或可远溯唐宋，其时浙江大地尚无别的闽方言，仅有原平阳县的南部存在着一种小方言是属于闽语系的，故而称之为闽话和闽讲话。
今后你继续以蛮话和蛮讲话称谓这种方言也未尝不可，只是你心里应清楚其真名来历。
三、吴、闽两大方言区在泰顺境内的界线问题
泰顺的方言除了畲话和汀州话属于客家方言外，其他方言即分属吴语和闽语，其中莒江—百丈话、罗阳—司前话及百丈口话三种属于吴语，基本上分布在泰顺北部、西北部及东北部；蛮讲话、闽南话及万排—章坑话三种属于闽语，基本上分布于南部、西部、中部、东部、东南部及东北部小部分区域。除了县城罗阳及附近一些村庄外，吴语区和闽语区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自西向东大致沿原岭北乡、仙稔乡、葛垟乡、筱村镇、横坑乡等乡镇穿过。这些乡镇本身由于处于闽语区和吴语区的过渡区，所通行的蛮讲话被称为北蛮讲，相比于南蛮讲（正宗的），带有明显的吴语色彩，而且其地居民同时也能讲属于吴语的另一种方言（或罗阳话，或莒江—百丈话）。这里有个特别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下，讲罗阳话的县城及其附近村庄原先应该是蛮讲话区域，因为这一带正处于北蛮讲区和南蛮讲区的包围之中，自岭北、仙稔到罗阳再到南山、南院（甚至包括毗邻的福建寿宁县犀溪镇武溪、李家山等村），原先应是连片的蛮讲区，罗阳话是中途插进去的，是明初处州移民带来的“松遂土语”播入其中，县城便形成了一个方言岛这需要通过相关史料加以考证。
四、泰顺蛮讲话与苍南蛮话的关联问题
据笔者了解，至今尚无一个方言学家对苍南蛮话与泰顺蛮讲话作过深入而系统的可断定二者的小称现象也是基本一致的。
苍南蛮话现分布于东部沿海的钱库、夏口、陈东、芦浦、炎亭、项桥、海城等乡镇一带，使用人口约三十多万。泰顺蛮讲话和苍南蛮话在周围别种强势方言（瓯语、闽南话、闽东话）的包围和区隔下，它们怎么会是相同的一种方言？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要探究这些问题，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闽南话的强势进入与扩张。闽南话的进入是三百年前的事，蛮讲话和蛮话的起源起码可以追溯到唐之前，在闽南话进入之前，原平阳县（含今苍南全县与泰顺一部分）的蛮话和蛮讲话区域是连片的，其名称原先或许只有一个。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时偶然得到了几点相关线索，在此一并据以阐述：一、苍南现今的蛮话区在一千多年前基本还是一片海涂，不宜人居。这表明蛮话区在历史上有一个东移北挪过程，这个过程出现在何时？无疑是在闽南移民进入平阳（苍南）之后。试想，原平阳县可能特意空出相当于大半个现在的苍南县和小半个现在的平阳县那么一大片地盘虚位以待外来移民吗？这一带不可能没有原住民。而由于语言和习俗等等方面的缘故，原住民没有和那些“不速之客”在原地混居，而选择了整体“撤退”，东移北挪是“大势所趋”（也许有一部分西入泰顺和南下福鼎）。这样，原来连片的蛮话（蛮讲话）区域就被隔断了，一分为二了，之后随着闽南移民的不断壮大与扩张，彼此之间的阻隔就越来越深，而且蛮话东移后同沿海平原地区的瓯语等方言交流越来越频繁，受其影响也越来越深，与泰顺蛮讲话的差异则越来越大了。二、浙闽两省之间的现有省界是在明初才基本确定的，据说在唐宋间曾一度将原平阳县金乡以南之地划归福建管辖，这一区域大致相当于原蛮话、蛮讲话区域（包括后来划属泰顺县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不论蛮话蛮讲话起源于何时，在泰顺立县之前，它曾经一度是在闽地怀抱中发育的。这也有力佐证了它是属于闽东语系的，而且进一步旁证了苍南蛮话和泰顺蛮讲话区域原先是连片的。
五、泰顺蛮讲话的外播问题
在对蛮讲话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蛮讲话（蛮话）区域东起原平阳县南部，横向贯穿泰顺县后，继续向西延伸，经寿宁县东部北部（犀溪乡、坑底乡部分村落）和西部（芹垟、平溪等乡大部分），一直延伸到庆元县东南部（江根乡）和周宁县西北部（泗桥乡），这一区域南北宽一般不超出三四十里，东西长却达二三百里，基本呈带状分布。这种分布现状似乎昭示着一个问题：浙江南陲的蛮讲话（蛮话）在历史上遭到了浙江最强势方言吴语的强势挤压。这当然又是个复杂的方言变迁问题，有待方家深入研究。在这个问题有明确答案之前，有人认为涉及浙闽边境五县的蛮讲话（蛮话），历史上是以泰顺县为中心向东外播而至今苍南县，向西外播而至寿宁、周宁、庆元诸县的。这种说法仅供参考。此外，福安市上白石镇也有个别村落讲蛮讲话，估计其外播历史不过几十年。
六、来自政府的文化力量有多大
方言是一定地域内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同时，方言又是产生地域文化（乡土文化）的土壤，在文化发展的继往开来过程中，要成就一个地域的文化艺术，也离不开从方言研究中汲取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研究就绝不仅仅是狭隘的方言专业问题了。任何问题，思想认识是先决条件。当前许多文化遗产都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关涉文化的许多事情都存在着决策上的无知和政策上的失误的问题）。方言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这种社会背景下如何加强保护和研究工作，实在是个问题。尤其是像泰顺本土土话这种通行范围极小而又独具文化价值的弱势方言，尤其迫切需要加强保护和研究。泰顺境内多种方言尤其是本土方言，本来就存在着被蚕食被同化的危险，再加由于县内外方言环境无比复杂，各种社会生活中都需要借助于普通话，其普通话普及面之广、普及率之高、普及度之深，各县少见，如今儿童少年几乎全然不懂祖语方言了，方言已面临失传的严峻形势。欧洲一位语言学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比失去一座罗浮宫还令人痛心。”可是在中国，在泰顺，有几人能如此看待一种方言的存在价值？退一万步说，罗浮宫毁了还能仿造一座，一种方言灭了谁还能仿造出来？据悉，山西省襄垣方言已被列入省“非遗”项目，襄垣县委县政府还将襄垣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列入政府每年的工作计划。襄垣方言还是幸运的。实际上，泰顺本土方言的生存危机绝不亚于襄垣方言，可是泰顺本土方言的保护与传承问题还尚未真正提起？再看另一个方面，泰顺周边各县市在地方志编纂中都专聘了全国知名的方言学大腕来编写方言志，比如《瑞安方言志》、《平阳方言志》、《文成方言志》都是聘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方言学科副主编颜逸明（平阳籍）来捉刀，《苍南方言志》则聘请语言学专家、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温瑞政（平阳籍）来挂帅，宁德各县市诸如《福鼎方言志》、《柘荣方言志》、《寿宁方言志》等也都是聘请闽语专家教授（或博士）编写的，唯独泰顺非也。上世纪末修成的《泰顺县志》的“方言篇”，距离“方言志”相差甚远所存在的大小不合理处和错处亦甚多。
有学者说，应该把方言当作地域文化研究的金钥匙。可是，如果连方言都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还谈何金钥匙银钥匙？
至少在泰顺，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来自政府的文化力量。
（来源：《廊桥》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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