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增城区语言资源概况
王晓珊
一、广州市增城区语言资源概况
增城区是广州市市辖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3°29’至114°0’，北纬23°5’至23°37’之间。其位于广东省中东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广州市东部，西面萝岗，东临惠州，北连从化，南与东莞隔江相望。
截至2017年底统计数据，增城占地面积约1616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141万。增城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以东北-西南走向的低山为主，占增城面积的8.3%。丘陵和台地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分别占增城区面积的35.1%、23.2%。南部是三角洲平原，加上河谷平原，占总面积的35.4%。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充足的光照和肥沃的土壤成为增城区盛产优质丝苗米、荔枝、乌榄、迟菜心等美食的优势条件，这些海内外驰名的美食也逐渐成为增城特有的文化标志。在历经撤县设市、撤市设区的行政区域改革后，增城深化了流通等各方面体制改革，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发展。铁路、公路、航路的逐渐密集，尤其是近年来政府拟建并落实的地铁13、16、21号线，加强了增城与广州各市区和周边城市的沟通与联系。
据增城城市馆资料，增城建县于东汉建安六年（201年），隶属于南海郡。因南海郡原辖六县，新设一县，故曰“增城”。1993年撤县设市，2014年撤市设区。自2013年调整行政区划后，增城区辖荔城街道、增江街道、朱村街道和永宁街道四个街道办事处，中新镇、石滩镇、新塘镇、小楼镇、派潭镇、正果镇、仙村镇七个镇，以及282个行政村和55个社区。
二、增城的语言资源
增城区通行粤方言和客家方言，少部分闽南语和畲语。据2005年调查，全区人口794295人，粤语使用者471704人，占总人口的59.39%；客方言使用者322591人，占总人口的40.61%。闽南语和畲语仅有几百人，属当地的濒危方言，暂不算入百分比。20世纪80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增城设15个镇，分别是荔城镇、新塘镇、永和镇、仙村镇、沙埔镇、宁西镇、石滩镇、三江镇、派潭镇、正果镇、小楼镇、福和镇、朱村镇、中新镇及镇龙镇。据增城地方志办公室1991年的调查，石滩、沙埔、新塘为纯粤镇，荔城、仙村、三江、永和、宁西、福和、镇龙、中新、朱村、小楼、派潭、正果为粤客夹杂镇。其中，仙村、三江、朱村主要讲粤方言，永和、宁西、福和、派潭主要讲客家方言，而荔城、镇龙、中新、小楼和正果则是粤、客方言势均力敌。2013年最后一次调整了行政区划后，宁西、永和被划分出来成为永宁街道，与荔城、朱村、增江并列为四大街道，镇龙、福和并入中新镇，三江、沙庄（原沙庄街道）并入石滩镇，沙埔归入新塘镇，正果、小楼、派潭、仙村保留镇的级别。因此，按照新的行政区划来说，新塘镇为纯粤镇，其余街道和镇皆为半粤半客。其中，朱村街道、石滩镇、仙村镇主要使用粤方言，永宁街道、派潭镇主要使用客方言。
（一）增城的客家方言
增城最早是讲本地粤语（当地称“增城话”、“本地话”），后来大量客家人逐渐迁入增城北部和西北部的丘陵地带，客家话便成了另一种通行方言。客家人入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据现编《增城县志·人口卷》记载，较早迁入增城的客家人是北宋进士古成之的祖父古全望家族，于南汉大有七年（934）从广东河源迁至福和古屋。从明代开始，客家人大量迁入增城。资料记载，入增的客家人来自广东河源、福建汀洲、广西、广东新丰、博罗大罗陂、梅县、惠州、兴宁、紫金、龙川、英德等地。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增城客家话也被分为不同的种类。从方音差异最小化的角度出发，根据先民来源的不同以及语音的实际情况，增城客家话分为程乡话和长宁话。王李英、罗兆荣合写的《增城客家话语音的内部差异》（1998）提到，操程乡话的客家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0%左右，操长宁话的客家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左右。由于正果镇的客家先民大多数来自梅县（旧称程乡县），以该镇的客家音为代表的客家话称为程乡话。长宁话以派潭客家话为代表，派潭镇的客家先民大部分来自新丰县（旧称城长宁县），因此以派潭客家音为代表的的客家话也相应地称为长宁话。程乡话使用者大多分布在正果、荔城、朱村、中新、镇龙、福和、永和、宁西、三江、小楼、仙村等地，长宁使用者则集中于派潭、小楼。若按地域的标准划分，增城客家话有分正果客家、派潭客家、福和客家等。派潭旧称杨梅都，因此派潭镇的客家话也叫做杨梅话。有专家认为，程乡话、长宁话和杨梅话是增城客家三大语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粤方言在当地占有强势地位，它对增城两种客话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跟梅县话一样，程乡话没有撮口呼韵，而长宁话是有撮口呼韵的；程乡话古微母字念［v］，而长宁话古微母字念明母［m］，如巫、武、文、物等字。这些现象都表明长宁话受到粤语的影响要比程乡话大。
增城被广府片包围着，因此增城的客家人大都是双语使用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既会说自己的母语客家话，也能操着一口流利的粤语。一般情况下，客家人在家庭内部使用客家话，跟外面的人接触则使用粤语。这也导致了他们的客家话受到粤语的影响，混进了不同程度的粤语成分。另外，不同的客家话之间也容易相互影响。例如，因为长宁话与程乡话相距较近，或者两种客家话使用者相互结亲等原因，长宁话容易受到程乡话的影响，但仍然保留长宁话的面貌，《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称之为“半长宁”。
（二）增城的粤方言
粤方言是大量客籍移民从外地迁入增城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土著方言，因此也叫作“本地话”。陈卫强编著的《广州地区粤方言语音研究》（2011）中提到，在增城市，粤方言的使用人数约占总人口的61%，市内说粤方言的村落主要分布在增江两岸以及中南部的平原地带，其中南部的新塘、沙埔、石滩为纯粤方言区，仙村、三江、朱村的大部分，荔城、小楼、正果、中心、镇龙的半数或近半数，派潭、福和、永和、宁西的部分说粤方言。粤方言在增城境内有两个分支，一是以荔城街办为代表的增城话，一是主要集中在新塘镇的新塘话。增城话的分布范围以及使用人口远比新塘话来得多，除了新塘镇的新塘话以外的粤语都属于增城话。
就增城话来说，有老派和新派之分。老派增城话主要为中老年人使用，受到客家话的影响，与广州话保有一定距离，却与客家话有着某些相似的成分。詹伯慧（1990）提到，在声母方面，古匣母遇摄山摄合口一等字，如“壶、狐”，增城话跟客家话一样念［f］，而不像广州话一样念［w］；韵母方面，增城话跟程乡话一样没有撮口呼韵，而广州话是有撮口呼韵的；词汇方面，增城话存在一些客家话常用的词语，如落水（下雨）、鸡春（鸡蛋）。新派增城话则主要为青年人以及部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中年人使用，与老派增城话相比更接近于广州话，脱掉了某些跟客家话相似的成分。
（三）增城的小众方言
除了增城客话和增城粤语，增城还存在部分使用人数不多的小众方言，如闽南话和畲语。增城区南部鹤州村有一个闽南话方言岛，该村在20世纪90年代约有六百多人，讲闽南话的村民原居福建漳州，明末入粤到博罗，清乾隆间再迁来鹤州。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于2013年7月下旬对该点方言进行过语音调查，得出了更为准确的迁移路线：鹤州先民先是从福建漳州龙溪迁到惠州惠东，再到博罗仍图镇，最后定居于增城鹤洲，形成被粤客方言包围着的闽南话方言岛。随着语言的使用和发展，新派的鹤州居民已经很少使用甚至不会讲闽南话，而是改用增城话，只有老派居民才保留在家讲闽南话的习惯。
此外，增城境内还存在正果兰溪畲族聚居村民使用的畲语。日本学者中西裕树于2007年对增城正果镇畲族村进行了人口调查，包括吓水、通坑、榕树三个自然村，结果显示正果畲族村约有390人。畲语属于苗瑶语族畲语支，大多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份的部分山区。王远新（2004）中提到，除了广东省的博罗、惠东、增城、海丰保留了部分本族语言，其他四省的畲族村民大多都废弃了畲语转而使用汉语方言。跟闽南话一样，新派畲语使用者大多是双语使用者，他们对外交际的语言是增城客话或者增城粤语。不同的是，畲族人使用的增城粤语或增城客话带有一定的畲语底层成分。而老派畲族人在家庭内部还有可能使用畲语。
三、增城方言的研究
（一）增城粵方言的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广州地区粤方言的研究主要是市区权威方言的研究，而对广州地区粤语次方言的研究较少。80年代后，粤语次方言的研究才慢慢进入国内学者们的视野，但是主要集中在语音方面，而且研究尚不深入。
20世纪80年代中期，詹伯慧、张日昇以及粤、港地区几位年轻学者一起对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区域性方言调查。随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便于1987年面世。该书记录了增城荔城的粤方言语音材料，初步反映了增城话的语音面貌，为珠三角粤方言语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另外，同样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1988）也记录了一定量的增城粤方言词汇。以上研究成果提及的增城方言均是作为广州地区粤方言中的县城次方言被纳入研究范围内，专门针对增城粤方言作出研究的是增城籍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何伟棠先生。何伟棠先后在《方言》中发表了《广东省增城方言音系》（1986）、《广东省增城方言的变调》（1987），前者归纳了以荔城街话为代表的增城话的声韵调系统，也指出了增城话与广州话的差别及其内部分歧；后者梳理了增城方言的两种连读变调，包括不引起语义变化的两字组、三字组连读变调以及具有语法意义的语法变调。
90年代，詹伯慧《广东境内三大方言的相互影响》（1990）一文从语音、词汇、语法上举例说明了广东境内粤、闽、客三大方言相互渗透、相互借用的情况，其中指出了老派增城话受到了客家方言的影响而具有某些接近客家话的因素，与广州话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并从声母、韵母、词汇三方面举例说明了老派增城话跟客家话相似而跟广州话不同的几个特点。该文为增城境内的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了思路。另外，何伟棠发表的《广东增城同音字汇》（1990）按照韵母—声母—声调的顺序总结了增城话的同音字汇，反映了增城方音的整体面貌。随后再次发表了一篇《增城方言的语法特点》（1993），该文是为数不多的针对方言语法作出的研究，其结合了增城方言的变调情况，从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动词的完成体、动词的重叠形式、语气词的特点等方面讨论增城方言的语法特点。其次，在方言志的编撰上也颇有一番成就。增城籍的语言学家、华南师范大学的何伟棠和王李英主要承担增城方言志的策划和编写工作，两人对方言志的编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增城方言志首次综合归纳增城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上的特点，使增城粤语和增城客话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反映了一区双语的现象。何伟棠主编的《增城方言志》（第一分册，1993）主要介绍增城粤方言。该书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综述了增城的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也简单介绍了增城客话和增城粤语的地域分布和内部划分。第二章则是重点介绍增城粤语之增城话，包括它的音系及声韵调拼合关系、变调情况、增城话和广州话与中古音之间声韵调的共时历时比较、语音的内部差异及地域分歧、同音字汇、词汇特点、语法特点等各方面的内容，可谓是成果丰硕。第三章则重点介绍增城粤语之新塘话，主要包括音系特点、词汇特点、语法例句等内容。除了方言志，地方志也有介绍增城语言资源的篇章，如《广州市增城市志（1994-2005）》卷三十三《语言 风俗》、《增城县志》卷三十四《方言》，均对增城方言资源作出不同程度的描述。
到了21世纪，一边是逐渐出现了部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具体分析语音方面的某个问题，如《第十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便有《增城粤语的a和ɐ》（2012）一文通过采用共振峰数据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增城粤语的［a］和［ɐ］，比较了［a］和［ɐ］在鼻音韵尾［ŋ］和塞音韵尾［p］、［k］前舌位高低、前后的不同。另一边则是逐步完善对广州地区粤方言语音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陈卫强编著《广州地区粤方言语音研究》（2011），该书主要运用田野调查法和比较法，实地调查了广州市郊的16个方言点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参考其它地区的粤方言材料和历史文献材料，既描写了各方言的语音系统和语音特点，又共时比较了广州地区粤方言的内部差异，并历时分析了广州市内粤方言的发展演变情况。其中，增城作为当时广州的一个县城，其粤方言也被纳入了研究范围。陈卫强先生选取了荔城镇桥头村、石滩镇塘头村、新塘镇岗头坊三个点进行田野调查，因此该书也可作为探究增城粤语的语音面貌和共时历时差异的材料。
总体上看，增城粤语的研究多集中在研究条件有限的八九十年代，而且多停留在语音描写层面，挖掘尚不够充分，作为增城粤语分支之一的新塘话的专门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二）增城客家方言的研究
相比于强势方言增城粤语，增城客家话的研究会更少一些，并且同样集中在声韵调系统的平面描写上，更多深入问题依然有待挖掘。
最早提及增城客家话的应当数当地县志。《增城县志》的编辑出版可追溯到明嘉靖十七年，后来先后编修了五部《增城县志》。最新出版的是1995年于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增城县志》。其中记载着增城客家居民点、增城客家村落的开居情况、增城客家人的整体面貌、增城客家话语音系统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考察增城客家话的工具书。
从20世纪90年代起，增城客家话研究得到了增城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同样以语音研究为主。1996年8月21日至23日，由增城人民政府支持赞助，增城电视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在荔城举办了第二届国际客方言研讨会。华南师范大学的王李英与增城电视大学的罗兆荣合写的《增城客家话语音的内部差异》收录在由李如龙、周日健主编的第二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客家方言研究》中。该文总结了程乡话和长宁话的声韵系统，并比较了两者在声母、韵母、声调方面的异同及各自的内部差异，反映了增城境内的客家方言的语音面貌。跟增城粤语一样，增城客话也有一本方言志，即王李英主编的《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1998）。该书主要分为三个章节，对增城客家话的语音、语法、词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第一章导言部分总述了客家人迁徙入增的历史、客家话在增城境内的分布情况以及增城两种客家话的内部差异；第二章则是重点介绍增城程乡话的特点；第三章则是着重说明增城长宁话的特点。无论是两者的内部差异还是各自特点，王李英都从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细细分析增城客话的情况，给想要了解增城客话的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参考材料。
进入21世纪，深圳大学客家学会把增城客家列为研究课题，学会会长张卫东教授与副会长刘丽川教授曾多次到增城进行调研考察，其成果尚未见公布。
（三）增城小众方言的研究
相比于增城的粤语和客话，增城闽南话和畲语的研究要少得多。上文提到的《增城县志》、《增城方言志》中仅仅是略微提到了闽南话和畲语的分布地点以及使用人口，因此在增城的小众方言这一块仍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关于畲语研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增城正果兰溪的畲语仍保留本族语。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其光对增城的畲语进行了调查，也发表了相应的成果。他的《畲语和客家话》（1985）以增城下水村畲语为例，从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举例说明畲语受到汉语的影响而存在与汉语客家话相似的因素。另外，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畲语》（1987）中，陈其光先生对增城下水村畲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描写，并指出畲语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
21世纪初，陈其光先生也在《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2001）中描述了增城畲语的语音系统。除了语音、 语法、词汇基本情况的研究，另有学者对广东增城畲语的使用情况作出调查。如王远新的《广东博罗、增城畲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2004）通过实地访谈和入户调查获得相关资料和数据，对增城畲族语言的使用情况的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者通过调查对象的母语习得和语言能力、四种语言的使用情况、语言的使用场合以及交际话题等四个方面对增城畲语的使用现状作出了详细的说明，并从主观评价和行为倾向两个方面分析了畲族人民的语言态度，进而得出增城畲语得以保留的主要原因为民族聚居、婚姻制度以及对本族语的忠诚态度。
另外，关于增城闽南话的研究，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2013年7月下旬对增江鹤州闽南话方言岛进行过语音调查，得出了比方言志所记载的更为详尽的迁移路线：鹤州先民先是从福建漳州龙溪迁到惠州惠东，再到博罗仍图镇，最后定居于增城鹤洲，形成被粤客方言包围着的闽南话方言岛。
四、结语
广州市增城区辖荔城街道、增江街道、朱村街道和永宁街道四个街道办事处，中新镇、石滩镇、新塘镇、小楼镇、派潭镇、正果镇、仙村镇七个镇，以及282个行政村和55个社区。新塘镇为纯粤镇，荔城街道、增江街道、朱村街道、永宁街道、中新镇、石滩镇、小楼镇、派潭镇、正果镇、仙村镇皆属粤客混杂。其中，朱村街道、石滩镇、仙村镇主要使用粤方言，永宁街道、派潭镇主要使用客方言，其余地方则是半粤半客。增城除了通行粤客方言，另存在两种使用人口较少的方言：增江鹤州的闽南话和正果兰溪的畲语。增城语言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方面，专门研究增城粤客方言的学者和著作主要是王李英、何伟棠以及两人合力编著的《增城方言志》（一二分册）。增城的闽南话、畲语则较少人关注。总体来说，增城语言资源仍然有很大的研究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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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珊（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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