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时下报刊上的文章，能让我读了感慨系之的着实太少了。
但读了徐铭文先生近时发表于《汕头特区晚报·潮汕文化》专版上的《潮州自古无鳄》，我却“心潮滚滚”矣。如果从“文章学”的角度看，《潮》文算不上上乘之作，但它洋漾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仅仅这一点我看就够了。
时下，一些空洞无物、鹦鹉学舌式的官样文章，读了让人昏昏欲睡；而那些牵强附会，一味以主观代替现实的可读性极差的“潮学文章”，读了则让人气闷。
或者有些学者以为生为潮人，就应一味地吹捧潮汕，这才算潮汕先人的孝子贤孙，否则就是叛逆，就是败类，不肖子孙。我想，支配这种观念的主观愿望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这种主观愿望能够渗透一些辩证因素，就更妙了。因为不是这样，就很容易犯下麻子说成酒涡一类的错误，招天下人嘲笑——“欲雅变成猴小姐”。
徐铭文先生的这篇《潮州自古无鳄》以大量的史料证明潮州自古无鳄，韩愈不曾实际地真正驱鳄；所谓“祭鳄”不过是他扮演爱民如子、骗取民众信任的伎俩，所以不必借韩愈祭鳄颂韩愈治潮功大于禹、证明潮州文明昌盛赖韩文公的一手扶持。实话实说，实事求是，有助于人们摆脱对韩愈的盲目迷信，树立潮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繁荣自己的家乡的信念。读了确实感到痛快，大受启发。
韩愈在潮州祭鳄，使鳄鱼西迁六十里实属虚妄，反证了这位仁兄被贬出京到潮州后，没有一心一意为潮民办实事，而企图通过一些弄虚作假的花架子来赚取人民的信任，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见怜”。像这样的地方官，原原本本就不值得“去思”，然而自古至今的学者却鉴于他的声名大，千方百计攀而附之，以求得家乡能“出人头地”，落得无中生有为名流所累。这种缺乏地方发展自信心的做法，委实可怜。
韩愈是一位善于制造耸听危言的文学家，他来潮州期间，把潮州描绘得凄凄惨惨，极端荒凉落后，甚至违背事实否定了潮州已有的教育实绩，装模作样地写了《请置潮州乡校牒》。事实上他一间学校也没有办起来，办学的是早他40年由宰相贬来潮州当刺史的常衮。唐朝代宗时，常衮执政，坚持“非词赋登科者莫得进用”的原则，改变了在他以前关中集团世袭朝权的状况，开创了以文取士，能者上庸者下的活泼的选贤任能的政治局面。这位十分重视教育的政治家到潮州后，“兴学教士，潮俗为之丕变”，说不定以博识而名世的赵德进之类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忽视、漠视这些事实而已韩愈的一篇《牒》而吹捧他教化了潮州，实在是“过奖”了。
再者，潮州菜独具风味，不独在省内，就是在首都北京，也取粤菜而代之了。可笑的是在一本关于潮州菜的专著里，居然也说潮州菜式韩愈所传。我想那位学者如果愿意认真地读一读韩愈那首“南食”诗，看他把“南食”用料和风味的奇特描给得那样恐怖，就会对自己之所写汗颜了。
更有趣味的是曾在某学报上读到一幅一位全国著名画家所作的韩愈饮功夫茶图。功夫茶的出现并在文化上反映出来，是清朝中后期的事，莫非这是唐宪宗时韩愈所教之功夫茶茶道失而复得？
平心而论，韩愈对潮汕进步，并无多少建树，如同徐铭文先生文章所说，只因他那篇祭鳄文，使潮州名声大噪，不管如何，让全国知道有一个潮州，对潮州来说，总是一件好事。这虽与韩愈的本意无关，但潮州人感谢他，为他建祠，以他的姓氏为山名、江名，补偿也很够了。何必因韩愈的声名大，而被他打肿脸却以为是营养丰富，拉其虎皮作大旗，胡吹乱捧实则为了证明潮州之人文发达“由来有自”呢？潮汕人，你的自信心哪里去了？
潮汕文化确乎灿烂辉煌，在中华文化之林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潮汕文化是潮汕历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并非那位名人的赐予。同时也应看到潮汕文化也有相当分量的消极因素，只看到它的优胜而回避正视它的局限性，甚至以良好的愿望补拙，是不可能促进这种优秀文化的扬长避短，进取和发展的。而不愿看到潮汕文化应当不断提高，才能真正变为高层次文化的纯朴的乡土感情，也会演变为潮式阿Q精神胜利法。
“韩潮学”有待重新评估，“潮学”也有待拓展思维空间，加大比较分量。潮汕文化在发展中，潮汕文化学的研究也应步入宏观的科学的成熟阶段。低水平高愿望的状况不是我们这一代潮人所可永远保持的，因为这些与博大恢宏的潮汕文化不相称。
我并非潮学家，但我是纯正地道的潮汕人，我相信潮州自古无鳄，并由之发挥一番涉及潮学之粗想，见笑方家见罪乡人定然难免，诚惶诚恐之际也就草草收笔了。
199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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