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下旬
常书鸿肩负着重任
经过艰苦跋涉
终于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然而，在短暂的兴奋过后
摆在他面前的
却是残酷的现实
......
常书鸿等人在莫高窟前的合影
数百年前，随着敦煌从辉煌走向衰落，莫高窟——这个昔日繁荣兴盛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日渐冷寂。多年以来，由于无人看管维护，莫高窟饱经劫难，任由窟檐大量糟朽、窟室坍塌、河水倒灌。
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的破败景象
更为严重的是，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就像一道道细细的瀑布，日复一日从崖顶流下。经年累月的流沙堆积到洞窟中无人清扫，大量文物遭到掩埋。
鸣沙山与莫高窟位置关系示意图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原副所长
文物修复保护专家 李云鹤
当时确实条件特别差。洞窟前面每天清扫，你都清扫不干净。封闭时间过长，洞窟里面的壁画也好，塑像也好，坏得十分严重。
在那个缺少现代化装备的年代，清除洞窟黄沙的工作，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常书鸿思前想后，从住在莫高窟上寺的易喇嘛那里，打听到过去道士王圆箓流水冲沙的方法。靠着这种方法，常书鸿带领筹委会仅有的几个人，拉着沙排将下层一些洞窟内的积沙推到洞窟之外，再引来大泉河水将积沙冲走，分摊到茫茫戈壁和树林之中。
“流水冲沙”三维动画示意图
后来，为了能够在防治风沙的同时，进一步减弱人为对莫高窟的破坏，常书鸿又想方设法，在莫高窟前修筑起了一道1007米长的围墙。
修筑于20世纪40年代的莫高窟前的围墙
常书鸿等人抵达敦煌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年秋天，正当常书鸿等人在莫高窟修补着开裂的缝隙和破旧不堪的甬道、栈桥之时，常书鸿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董希文，带着妻子张琳英一路西行来到了敦煌。不久之后，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们响应召唤，陆续来到这里。
董希文与张琳英的合影
为了日后更好地开展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人手多起来以后，常书鸿开始着手主持一项更为细致的工作——开展敦煌壁画的临摹与调研。
常书鸿在洞窟中临摹壁画
临摹时，由于没有照明设备，洞窟中光线幽暗，工作时只能一手举着蜡烛或者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烛光忽明忽暗，眼睛就特别容易疲劳。临摹窟顶的壁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了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胀，恶心呕吐。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短短几年时间，第一批数百件壁画临摹品就此诞生。他们在这项庄严又细致的工作中，揣摩着一千多年前作画者的心境、用笔的习惯、构图的妙意，和他们背后那个无比广袤的世界，寻找着古老中国的艺术表达。
常书鸿壁画临摹作品
董希文壁画临摹作品
1943年秋，为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争取经费，常书鸿从敦煌回了一次重庆，也终于借此机会，勉强说服妻子陈芝秀带着女儿沙娜、儿子嘉陵，举家迁居敦煌。然而，不到两年时间，生活的艰辛琐碎和种种矛盾，还是不间断地向这一家人袭来。
常书鸿、陈芝秀和子女在莫高窟
常书鸿女儿 常沙娜
嘉陵刚出生一岁、两岁的时候，要去敦煌，我妈妈不同意，后来没办法了。刚到那里一看历代的彩塑，她也受了感动，从专业上、从雕塑的角度看，她也动心了。但是这个生活她受不了，心态慢慢地也不好了。
出于种种原因，1945年春天，陈芝秀借故前往兰州检查身体，离开了敦煌。不久后，就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她与常书鸿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
“悲怆欲绝”的常书鸿，称那时的自己就像“狂风恶浪中的孤舟”。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妻子几年来跟他一起遭受的痛苦，除了无奈，他更多的是深深的自责。然而，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的关键时刻，他最终还是决定，带着一双年幼的子女，留在敦煌。
常书鸿与一双儿女在莫高窟
建于北魏时期的第254窟，是莫高窟最具代表性的洞窟之一。窟内南壁前部阙形龛下，是著名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这幅壁画，被公认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件绝世佳作。常书鸿一生之中，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这幅壁画的喜爱，他称赞这幅画作在莫高窟壁画中最为精彩，也一次次为画作中展现的舍身忘我的精神所动容。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局部
陈芝秀离开后，在一个个苦不成寐的漫漫长夜，舍身饲虎的故事一次次浮现在常书鸿的脑海之中，画中所蕴藏的深意，深深地冲击着他的心灵。
在一双儿女悲伤、无助的啼哭声中，常书鸿默默承受着命运无情的打击。他要像舍身饲虎故事中的这位主人公一样，为守护莫高窟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义无反顾，矢志不渝。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郭冉】
来源：CCTV4《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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