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对方言学和家乡神木话发生兴趣是在陕西师大上学的时候。吴士勋、辛介夫老师把语言课讲得出神入化，引得班里不少同学都对语言课情有独钟，还成立了一个“汉语兴趣小组”。我逐渐感觉到自己的母语和普通话、西安话都有很大差异，于是产生了把这一切搞清楚的冲动。写毕业论文时，便以《神木话和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为题。由于不知道方音和普通话对照的方法，所以把论文的内容写反了，弄成了“普通话和神木话的语音对应规律”。结果只得了个良好。考取研究生以后的专业方向是现代汉语词汇、语法，马国凡老师特意为我安排了“国际音标与方言调查”课，我在课程结束后不久就写了一本十来万字的《神木方言志》，寄给教这门课的宋学先生看。宋先生竟大加赞赏，回信中写了不少鼓励的话。在这期间和以后，李荣先生提出“晋语”分立的主张，山西方言研究迅猛发展，先后参加《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和《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两个全国性大项目，对我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我把教学之外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内蒙古晋语和神木方言的调查研究上。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在一种半封闭的环境中摸索。
1997年，我有幸考入山东大学，跟钱曾怡老师攻读汉语方言学博士学位。这一刻成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在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时，我选择了《神木方言研究》，目的是在系统的语言学、方言学理论指导下，对多年积累的材料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分析、考察，拿出一个有分量的地点方言研究报告来。既是对十几年来关注神木方言的一个小结，又作为下一步开拓研究领域的基础。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肯定，并荣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2002年，我进入南开大学，在马庆株先生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修改论文也是在站期间的一项任务。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删而成的。
在读博期间和本书的写作、修改过程中，许多先生曾慷慨赐教。指导组成员杨端志、徐超、张树铮、罗福腾先生在开题报告会上对论文大纲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论文评阅专家陈章太、李行健、马国凡先生，答辩委员会成员张振兴、曹志耘、杨端志、徐超、张树铮、罗福腾先生，就论文的一些观点与我进行了讨论，提出不少具体的修改建议。马庆株先生也就方言研究的有关问题与我讨论过多次。先生们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修正了原文中的不少错漏之处。在调查过程中，我的中学老师王凤琴女士热情地联系发音人，车文蔚、高玉璠、贺万海等先生不厌其烦地给以最大限度的配合。父母亲患病在身，仍然全力支持和关心着我的学业，并自告奋勇，充当了高家堡话的发音人。所有这些帮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妻子周利芳女士为了支持我的学业，承担了过多的物质和精神的重负。毕业后又随我辗转流离，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没有她的支持，我可能永远圆不了自己的博士梦。说到这里，要特别提到天津师大的陈昌娟老师。她对人才的爱惜，她的真诚、正直、豁达、宽容，足以榨出人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在困难的时刻，她给了我们宝贵的鼓励与关心，使我能够顺利完成论文的修改。我们全家为有这样一位充满活力的忘年朋友而倍感欣慰。母校陕西师大及文学院领导“两顾蜗居”，用真诚和大度包容了我的年轻。又全力支持本书的出版。以我之驽钝和平凡，能够报答这种知遇之恩的只有十二分的努力。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不禁想起自己入语言学之门近二十年来所得到的许多指教和关怀。吴士勋、辛介夫、马国凡先生把我领进了语言学的殿堂。陈章太、侯精一、李行健、张振兴等前辈，曾经不遗余力地给我以指点和提携。曹志耘、罗福腾、沈明、赵日新、王临惠、冯爱珍、吴建生、彭小川、周磊、伍巍等同门和朋友，曾经用各种方式给我以真诚的帮助。这些前辈、师友的关心和爱护，永远是我不断进取的动力。最深的感激和敬意献给恩师钱曾怡教授。钱老师为学生付出的心血是超常的，她润物无声，不图回报，只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我怎样做学问、做老师、做人。对我的毕业论文，钱老师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本书数易其稿，她每看一稿都亲自作卡片、划表格，提出高屋建瓴、极富启发性的修改建议。在毕业前后的几年里，她还时时为我的将来牵肠挂肚。就像子女在父母面前羞于言谢一样，我深知，用一个“谢”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是多么苍白。能够在语言学事业和教学生涯中把有限的天分发挥到十分，那将是对恩师的最好报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