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何大安（1993）、邓军（2008）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第二人称代词“尔”“汝”在南北朝的使用情况，尝试探讨它们的差别到底表现在何处，并提出了“你”的“北朝出口”假说。
人称代词在会话中使用得最为频繁，因而本文以会话材料为核心语料；某些书信、家诫，甚至诏敕，口吻辞气一“如面谈”，可以看作“类会话”。会话和“类会话”尤以史书为富，所以南北朝史书是本文重点调查的材料。
史书所记会话，其生成方式有几种可能：一是说话人言谈的实录，二是史书作者在言谈实录的基础上加以改易，三是史书作者的拟作，因此史书会话的“作者”就有三种可能：说话人、史书作者+说话人、史书作者。这三种情况应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较难甄别，因此只能依据便于处理的方式来分析判断，否则简直无从使用这些语料。
一般说来，史书所载的对话——普通读者仅凭自身语感即能意识到浅俗鄙俚的——往往是说话人言语的实录，即使所记时代和作者时代不一致的史书也是如此。太田辰夫（1988/1991）指出北朝汉儿言语“只不过在《北齐书》《北史》《隋书》等史书中有极片断的传述。这些书籍都是在唐代编纂的，尽管如此，好像还没有必要把这些书里面记录的语言下限推到唐代。它们都是用当时的资料而在后来编写的，即使编纂时表达有所改动，也只限于把口语的表达改成文语的场合，把文语的表达改成口语的情形极少有”，汪维辉（2000/2017）也指出“就一般情况而言，史书中出现的那些俗语俗词，大多是保存前代的原貌，较少出自后人的改写”，这些观察和判断是很准确的。真大成（2020）曾考察《资治通鉴》与所据史料之间异文所体现的文白差异，确实如上述学者所说，改雅为俗的情况几乎未见于《通鉴》，也就是说，《通鉴》中那些口语片段都是沿用前代史料，那么判断这些片段的时代，就不必泥于北宋，反而看作原始年代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由此，正如太田先生所言，《北齐书》《北史》《隋书》所记载的“汉儿言语”可以看作是北齐周隋时代的语言现象。
鉴于此，本文在调查南北朝史书时主要使用当朝人物纪传中的语料；以会话为基本材料，以“类会话”为次要材料，以其他为辅助材料；此外从权将某断代史所出现的“尔”“汝”均定于史书记述年代。
（一）南朝史书中的“尔”“汝”
（1）或能因罪立绩，终不尔欺。
（2）顷威怀所被，覃自遐远，顺化者宠禄，逆命者无遗，此亦尔所知也。
（3）吾开怀矣，尔其无吝。
（4）尔操行殊异，神采英拔。
（5）我昨梦天下太平，尔其识之。
（6）我去不知朝夕见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乱人耳。
（7）我昔时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
（8）汝是王约邪？何乃肥而痴。
（9）阿六，汝生活大可。
从用例数量看，南朝史书中的“尔”远少于“汝”（37：235）。从分布看，“尔”主要用于策、符、诏等公文，即使用于诗、赋、书信，也是在正式场合下使用的；用于自然会话和“类会话”的数量极少。“汝”则大量用于日常会话，即使用于诏敕书信，它们也都属于“类会话”。从发话者或受话者的身份看，“汝”用法灵活，既有上级对下级、地位尊贵者对卑下者，也不乏相反的情况，地位相等者同样可用“汝”。从语体风格看，“尔”所在的语句往往典雅正统，“汝”所在的语句基本上明白如话。据此推断，南朝日常口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是“汝”，“尔”则完全书面化，已经退出口语。
（二）《周氏冥通记》中的“尔”“汝”
（10）周生，尔知积业树因，从何而来，得知今日乎？
（11）与尔别便数百年。我当知如一日，尔萦之经生死，一何苦哉！
（12）我体亦小恶，实时欲服药，竟当还。若未即还，汝可更来。
（13）人家养犬，亦须守吠逐鼠，养汝已不得供养，止书符写书，而不用意，用汝何为！
（14）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虚灵，而比于世中周子良邪！
据汪维辉（2000，2007），《冥通记》具有较多的六朝南方口语。《冥通记》“尔”的数量远超“汝”（71：6），如果这反映了真实口语的话，那么和上文推论正好相悖。
然而进一步观察《冥通记》71例“尔”出现的场合——均用于“降辞”（指道教仙真下降至凡间口授的修真要旨、命令等），“尔”均指代周子良，说话者均为仙真，这样整齐一律的情形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尔”是“别有用心”的产物。
我们认为，“降辞”全部用“尔”是陶弘景有意为之的结果。上文指出，南朝“尔”已经完全书面化，换言之，就是一个文言词。文言词，就语体风格而言，具有正式、庄典的特点；就功能而言，则具备“拉距”的作用。此类“降辞”“诰授”是仙真对凡人（周子良）的训谕和教导，必定是严肃而庄重的，而“汝”作为南朝日常口语显然过于随意，不符合“降辞”的语用需求，因此陶弘景刻意一律用“尔”。总之，《冥通记》“尔”的数量远超“汝”并不是真实口语的反映，而是在语用需求促发下刻意遣辞的结果。
（三）小结
综上所述，南朝口语第二人称代词说“汝”，“尔”已经完全书面化。梅祖麟（2011）认为“汝”在南北朝时是江东方言，从现存材料看，“汝”恐未必局限于方言；不过南朝口语只说“汝”不说“尔”应是事实。据曹志耘（2008），现代汉语方言中唯闽语说“汝”，汪维辉（2018）指出这是闽语的特征词。闽语中的“汝”应该就是南朝口语的孑遗。
（一）北朝史书中的“尔”“汝”
（15）尔乡里作贼如此，合死以不？
（16）我留刺史，尔送出也！
（17）谁是尔叔？敢唤我作叔！
（18）尔反时当以此骨吓汉。
（19）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
（20）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远我道，不远打尔脑。
（21）尔大痴！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谁检看？
（22）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违！
（23）天子自与汝和，我终不置汝！
（24）汝是我姨儿，何因倒亲游氏？
（25）忆汝辱我母婿时，向何由可耐。
（26）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
（27）汝取一只箭折之。
（28）谁向汝道耶？
（29）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是河水之河？
在北朝史书中，“尔”虽然也常用于诏策等公文，但它同样用于口语性非常鲜明的语句，说明它仍然活在北朝人口头，这从上引（15）—（21）诸例可见一斑。这样的语句，读者仅凭语感或者直觉即可察知就是当时口语；若一定要说“尔”或“汝”是文言，实在不合情理。“尔”“汝”在北朝的口语性还可以从其他现象表现出来。
在一个共时共域的口语系统中几乎不可能同时使用两个完全等同的第二人称代词，既然“尔”“汝”并用于北朝口语，那么它们必然有所差异。据上引“尔”在南朝文献和北朝文献中的分布推断，“尔”在南北朝时确实仅存留于北方口语，因此不妨提出一种假说：“汝”是北朝通行的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通语；“尔”可能带有更鲜明的地域色彩及更鄙俗的语体色彩，在特定语境中往往具有对受话者表示轻蔑、鄙视的语用效果。
（二）小结
北朝口语既说“汝”，也说“尔”，前者大约是通语，后者有地域色彩，大约是方俗语。梅祖麟（2011）认为“北人所说的河北方言第二人称不用'汝’而用'尔’'你’”，“从南北朝开始，汉语的河北、江东两大方言已经产生基本分歧，其一便是人称代词'你/汝’”，可能还不够准确。南北朝时期，大江南北之口语均应以“汝”为通语，只是在北方的方言俗语中仍然保留“尔”。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推测“'尔’的语音跟读音在南北朝时已经分化了”，并认为语音跟读音分歧之后，在字形上加“亻”作“你（儞）”以示分别，这是很有道理的。
由于缺乏资料，南北朝时“尔”的口语音跟读书音到底有何不同不得而知。不过据《广韵》推测，当时分化后的读书音跟口语音的差异应该不大。“尔”古为泥母字，《广韵·纸韵》儿氏切：“尔，汝也。”日母纸韵上声，这应是分化出来的读书音；又《止韵》乃里切：“伱（你），秦人呼旁人之称。”泥母止韵上声，这是保留了古读。日母、泥母关系密切，“尔”之口语音跟读书音的差异可能就在韵母微变。
太田辰夫（1988/1991）认为“你”是北朝的“汉儿言语”。据太田先生的分析，“汉儿言语”是当时非常土俗的口语。《广韵》释“你”为“秦人呼旁人之称”，这一记载当前有所承，如果所记准确的话，“你”至少在南北朝晚期唐代初期应属关陇（秦）方言。由此看来，“尔”既存于北朝的方言土语，还保留了古读。
由于“尔”读书音和口语音分化，为了相区别，读书音的记录形式仍作“尔”，口语音的记录形式则调整为“你”，“尔”“你”可以看作一个词因文白异读衍生出的不同的书写形式。不过这是专业研究者的定性，就普通人的语感和认识而言，“尔”“你”就是两个不同的词。进一步推测，这两个“词”的语体性质应该也有差异，前者大抵用于文言，后者乃是口语词。这样的话，北朝的“尔”其实可以分为两类：“尔1”读儿氏切，用于书面，完全是文言词；“尔2”，又写作“你”，读乃里切，用于口语，是当时的方俗语词。如《北齐书》“用终尔休德”和“王元景是尔博士，尔语皆元景所教”，前例应是“尔1”，后例就是“尔2（你）”。
汉魏以来，“尔”实际上已经式微，处于退出历史舞台的十字路口；不过“尔2（你）”作为一种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面临特定的历史契机可能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隋唐定都长安，关陇方言成为统一政治体中的强势方言，属于该方言的成分自然可能扩散开来，摆脱地域性，进入通语。在此背景下，原本兼具社团方言和地域方言两种性质的“尔2（你）”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作为强势方言的一份子，向其他区域扩散，逐渐脱离“汉儿”与关陇，终于走出中古并重新与“汝”开展竞争，最终成为汉语第二人称代词的唯一形式。
如果“尔”在北朝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它可能就随汉魏以来的衰微之势逐步退出口语；如果不是北朝完成统一从而使关陇方言成为隋唐强势方言，那么“你”可能始终是个方言成分。从这个意义而言，“你（尔）”就是经由北朝这个“出口”走出中古，迈向隋唐的。
阎步克（2017）曾论及北朝这个历史“出口”：“中古时代，是经由北朝而走出中古、走向隋唐盛世的；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政治低谷，北朝构成了它的'历史出口’。”从汉语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汉民族共同语至唐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不少重要的或具有分期意义的语言现象。北朝至唐代（或唐代中期）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历史阶段，那么唐代汉语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是否也与“北朝出口”有关？也就是说，中古汉语之所以走出中古，汉语史到了唐代之所以进入近代汉语，是否和北朝汉语变化具有紧密的因果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目前所见到的唐代的一些重要语言现象，其实早已产生或萌芽于北朝，它们在易代之际通过北朝这个“出口”进入唐代，从而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原文刊于《辞书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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