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40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奇怪的是，谭震林言辞如此激烈，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捏了一把汗，但仅被毛泽东责令“请假检讨”，而且在1973年党的“十大”，他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谭震林一生,敢说敢做,个性鲜明,人称“谭大炮”。他讲话作报告,也很少请人“捉刀”,有着浓厚的“谭氏风味”,让人耳目一新。

1940年,谭震林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化名林俊。一次,谭震林作报告,会前指定了一位上海来的大学生作记录,会上却一字未记。众人追问原因,大学生怔怔地说:“今天的报告太好了,我从没有听过这样好的报告。一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越听越爱听,竟把作记录的事忘了。”事后他还天真地追问:“林司令!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谭震林笑答:“劳动大学毕业。”

1942年11月,苏中区党委召开南坎会议,谭震林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作“精兵简政”的报告。亲历者康迪回忆:“整整一天,他不用讲稿,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苏中的工作。他还谈到苏联红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清清楚楚地讲到俘虏、打死、打伤多少德军,击落多少架德军飞机,缴获、击毁多少坦克、大炮、轻重机枪、长枪、各种子弹、手榴弹等一长串数字。”会后,康迪等人与报纸核对,任何数字没有丝毫偏差。

1957年,谭震林在湖南省攸县进行民主办社试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胡坚,用试探的口气建议一些报告由秘书代写。谭震林风趣地笑着说:“那不行,如果领导干部在会上照念秘书起草的稿子,那不成了傀儡?!再说,人家写的稿子,毕竟不全是自己的见解嘛!我看还是自己写好,这样无非是辛苦点。”

一次,谭震林在基层考察,遇到一场报告会。台上,一位干部正襟危坐,捧着稿子,念得磕磕巴巴。台下,有的人打哈欠,有的人打瞌睡。眼见如此,谭震林火了,当场打断他,问道:“你的稿子是谁写的?”被问者吞吞吐吐说是别人替写的。“那今天是你发言还是别人发言?”谭震林巡视了一圈会场,大声说道:“官,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不脱离实际才怪!今后你们要是再让别人写稿子,就是不称职!”

经常听谭震林报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读谭震林有代表性的讲话记录稿,即使没有写他的名字,也可以感觉出来是他的报告。曾在谭震林身边工作过的于玲回忆道:“他从不拿稿子,只是在香烟纸上写几条提纲,可是作起报告来却是滔滔不绝。他的报告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于玲回忆,有一次上海来的学生追问谭震林作好报告的秘诀,谭震林严肃认真地说:“革命事业是很复杂的,目不识丁,怎么能干好工作呢?就是打仗,也还是要有文化,军事是一门科学,不能单凭勇敢呀!凭勇敢仅是一勇之夫,不了解形势,不研究战略战术,就要打败仗。所以工农干部要抓紧学习,这就叫工农分子知识化。

但是光靠读书学习也是不行的,就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书读了一大堆,遇到实际问题就束手无策了,不是照搬书本教条,就是把别人别地区的经验照搬照套,不是'左’,就是'右’,脱离实际,迷失方向,常常犯错误。所以,读书之外,还要实干,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去提高。

在部队工作的,就要下连队到战斗第一线去,参加打仗,学会打仗;在地方工作的,就要到农村去,学习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我干革命、作报告靠的就是这两方面的功夫,这就是我的诀窍。在革命道路上成才,只有苦学和实干,才能积累知识锻炼能力。还有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具备牺牲精神。有了这个最高境界,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