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中国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定各国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陈云回到延安。
王明是带着帮助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回来的。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讨论抗战形势及国共关系等问题，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林伯渠列席了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总之，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意见，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核心思想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候补书记的特殊身份；王明也确实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起过积极作用；洛川会议关于红军作战原则存在分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对待大多数人没有经验等原因，许多与会者受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而此前一再强调必须警惕右倾投降危险、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毛泽东却相对比较“孤立”。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去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刚上任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大有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之势。王明在武汉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在跟中共实际领导人叫板，同赴武汉的周恩来、博古等人后来说，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
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若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将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影响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走向，因此，必须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克服右倾。1938年，中共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了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后任弼时留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王稼祥启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明确表态推举毛泽东当中共党的领袖。
1938年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开幕(11月6日闭幕)。在会上，王稼祥首先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已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也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王稼祥还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特意嘱咐的话：“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形成了热烈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气氛。共产国际和苏共也迅速表态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正式确立，意义十分重大。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复杂、极其尖锐的恶劣环境下，王明的错误主张一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稳固，才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直至取得抗日战争这一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是以正确的领导为基础的。事实证明，党没有核心，党的领导就会分散。党有核心，党即使面临困难，也不会分裂，还能继续前进。党的核心是党的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后来谈到“十二月会议”时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他强调要坚决保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要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他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国民党强共产党弱，蒋介石始终不愿与中共进行平等的党与党的合作，而把与中共的合作看作是中共方面对他的“输诚”，他不是联共而是要“溶共”。这样一来，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于一切都要与国民党协商，经过其同意，这显然是行不通的，等于是用统一战线束缚住中共自己的手脚。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这种思想也和他对国民党、共产党分属不同阶级的坚定看法分不开。他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做不到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中共发展，中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口号，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他指出，当时共产党只能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党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办法。毛泽东还指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此外，毛泽东还重点讲了战略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成果和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中。
《决议案》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并且完全同意毛泽东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于抗战基本趋势的分析，对于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和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以及其他事项”，同时提出“中华民族十六个月抗战的基本总结”“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国共长期合作，保证抗战建国大业的胜利，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5项“以为全党同志努力奋斗的准绳”。
《决议案》用了较长篇幅阐述“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问题，旨在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应该是在最能打击日寇的地方——前线和敌后方。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为此，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要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斗争相结合；必须建立和加强能独立工作的地方党部；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必须彻底肃清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敌人在共产党内部、外部所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决议案》还特别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决议案》在阐述“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时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他们在困难前面失望，而发生对抗战形势及前途的悲观主义。”这就明确了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一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时召开的，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全会通过的《决议案》就很多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和明确，具有极其重要、深远的意义。《决议案》确定了中华民族坚持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捍卫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正式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抗日战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此外，《决议案》还要求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决议案》还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以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最基本前提”，以保证“争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这些，对党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直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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