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

        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最看重功底。就像僧人设坛传经，没有人看哪个僧人写了什么鸿篇巨制，而是看他在讲经时，是否真有学问。有的学人穷其一生，可能只写了薄薄一本“小册子”，但腹中诗书却车载斗量。这种注重学问功底的“评价体系”，从他们治学的路数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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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文人的治学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我注六经”，一种是“六经注我”。所谓“我注六经”，就是根据其他典籍提供的知识来注经书，力求追寻经书的原始意义，所谓“无证不言，孤证不立”，意在强调言必有出处，不可望文生义，牵强穿凿。这种注释经书的工作，最见学术功底，也最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直到今天，为古籍作注，仍被视作古典文学研究的“见功力”行为。一部有价值的注本，比所谓的一部部“专著”，也更能引起同行的敬重。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做更深入的研究，融会其他领域的知识，打通经文与经文之间的思想壁垒与价值壁垒，对原有的经文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建设性的学术观点，建立新的思想体系。这一点我们从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路数，可以看出“六经注我”带给王国维的“学术便利”。上个世纪胡适曾提出个有名的口号，名之曰“整理国故，输入学理，再造文明”。我们可以形象（当然亦有失准确）地把“整理国故”的工作理解为“我注六经”的“打基础”、“见功底”的工作，把“再造文明”的工作理解为“六经注我”、“容纳古今”、“会通创新”的创造性工作。

    治学如是，读书亦当如是。在我接触的朋友中，有许多手不释卷的“书中瘾君子”，但也不乏把书读成“文明的碎片”的“书中迷路者”。正如一位学者说的那样，从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可以看出这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可以看出这个人学问的深浅。这话是否说得绝对了些，这里按下不表。但用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的路数来读书，的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用“我注六经”的方法来读一本书，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一个个细节入手，从一个个知识点入手，把书中的内容弄懂吃透。对书中所涉及的知识，进行“上下求索”式追问，包括对作者的知识结构的细心揣摩，对作者写作路数的会心与感知，等等。这个过程，也就是把书“读厚”的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书的文本中“走出来”，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会通其他知识，对所读之书做理性的分析、研究，力求找到富于启示意义的东西，从而为自己的思想及知识体系的建构，寻找理论的或资料的支撑。这个过程，也就是把书“读薄”的过程。

    我们说读书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修炼的过程，其实读书的过程，也是一种形成思维方式、学习思考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会读书”的过程。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方法来读书，不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读书效果，也可以让我们在读书过程中，学会做学问的基本路数，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不仅懂得了学术之“学”，也让我们懂得了学术之“术”，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渐渐有了“学”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