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将在中国武汉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此观点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并延续至今。围绕“轴心时代”话题研究和讨论的专家、学者众多，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更深入地了解轴心时代，把握论坛主旨，现将“轴心时代”相关文章辑录，发布在本头条号，以飨读者。
前轴心时代的中国与希腊
——早期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论纲
范毓周 王志轩
范毓周（左）， 王志轩（右）
【摘要】本文通过对文明形成的途径、社会结构、政治模式、思想文化四个方面的比较，指出东西方文明在人性及人类文明起源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在复杂的历史条件激荡下各自适应所属环境和自身背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元前11世纪中国和希腊由于迁徙和征服造成的社会结构变迁，对中国和希腊“轴心时代”因何产生，为何同时产生等问题，提出了新的阐释。
【关键词】前轴心时代；文明比较研究；新制度经济学
20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在其论述“轴心突破”时，特别重视个人（individuals）的思想贡献。实际上，早在雅氏提出“轴心时代”之前，学者间对于三大文明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都经过一次精神的觉醒或跨越已有一定的认识，例如马克斯・韦伯和闻一多先生都曾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有论述。雅氏的贡献主要在于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集中。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这一概念后，对于各古代文明在“轴心时代”因何而产生、为何同时产生，以及各文明在“轴心时代”的思想文化有何异同等问题并没有进行具体论述。二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振兴，中国学者对于“轴心时代”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20世纪70年代，台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曾组织学者对中国先秦时期思想与希腊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有论著发表。本世纪初，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社还专门组织了“轴心时代”专号，不少学者撰文参加了讨论，使得这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近年来一个学术热点。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文明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虽然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但是，这些比较研究尚局限于“轴心时代”。对于“前轴心时代”的问题，大多作为“轴心时代”产生的背景条件略有论及，迄今仍然少有专文探讨。实际上，“前轴心时代”是了解“轴心时代”的渊源和背景的基础。不理清“前轴心时代”的相关问题，就很难认识“轴心时代”的突破与飞跃。为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前轴心时代”中国和希腊文明形式的途径、社会结构、政治模式、思想文化四个方面进行框架式的比较研究。进而对两大文明的轴心时代为何同时产生、因何而产生的问题作出一些初步解释，以就教于方家。
中国和希腊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中对于今天东西方世界仍有重大影响的两大文明，其特质虽在表象上表现出种种差异，但就其总体发展过程、社会政治结构与思想文化等方面仍有较大的相似性。我们进行比较如下。
（一）文明形成途径
相似点：两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发达的智慧和尚武精神，他们长期对居住地进行开发，通过繁衍、战争与结盟等方式，逐步扩张了势力。
1.中国
（1）开发与繁衍：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欧亚大陆东部的广袤地区，到了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中国已经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其年代大约在前2395年到前1625年之间。随后商、周王朝相继兴起，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共同体初步形成，其生活空间已经覆盖了今日中国的主要地区。
（2）战争与征服：客观上讲，战争与征服是文明发展的助推器。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过战争和征服，加速了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生存空间。根据现存甲骨文初步统计，殷商时期共征伐方国136个，其中武丁时期征伐的方国有81个，祖庚、祖甲时期2个，廪辛、康丁时期17个，武乙、文丁时期28个，帝乙、帝辛时期8个。其中以羌方、危方、鬼方、大方、人方、夷方等为主要征伐对象；周在克商之前连年在西方用兵，克商之后，经过周公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武庚、东夷的叛乱，把东夷地区归入周王朝的直接领地。
（3）结盟与融合：民族融合也以结盟的形式进行，武王伐纣时就曾会盟西土诸侯，战后进行过分封。周公东征后，通过分封制度，以周与殷商遗民及东方各旧族结合为原则，进行分区控制。各诸侯之间依赖祭祀和婚姻建立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后来的华夏族。
2.希腊
（1）开发与繁衍：现有多方面的史料说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有一部分操希腊语部落，主要是亚该亚人，进入希腊中南部。他们吸取了克里特文明（克里特文明一般指米诺斯文明）的成果，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了迈锡尼文明，最终取代克里特而崛起。公元前1100年左右，多丽斯人开始统治希腊，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在公元前800年以后，希腊城邦兴起，希腊共同体逐步形成。
（2）战争与征服：克里特文明的毁灭可能与迈锡尼文明的入侵有关，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的故事也被考古学证明确有其事；多丽斯人的入侵则摧毁了迈锡尼文明，推动希腊人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海上殖民活动，定居点遍布于地中海沿岸。
（3）结盟与融合：在文化和血缘认同的基础上，出于共同的军事目的，公元前500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形成了斯巴达领导的军事同盟。
相异点：中国文明是一脉相承，连绵不绝的，而希腊文明有明显的断层，文明在废墟上被重建。不同的地理条件造成了两个文明经济生活的差异，中国具有大陆农耕文明的特征，工商业相对薄弱，希腊山地和近海的地理条件使得工商业和航海发达，但是农业仍然为最重要的产业；中国为土著民族，而希腊为入侵民族；中国分封扩张与希腊的殖民扩张有异，中国由国家进行封建式的扩张，目的是为了建立藩篱并控制各氏族，希腊殖民扩张一开始由征服而自发进行，后来则为母邦有组织地进行，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居住地和资源。
（二）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
相同点：农业都是两大文明的基础产业，家族为主要生产部门，东西方文明都经历了血亲家族势力逐步弱化的过程，个人自由增加。
1.中国
（1）经济形态方面。商代农业生产已处于一个较为发达的水平上，农作物品种丰富，今日的“五谷”已基本齐备，犁耕技术出现。工商业等都有一定发展，商代和西周时期，家族为社会主要生产单位，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众人”或“庶人”从事生产劳动。春秋时期，自耕农增加、井田制瓦解、各国开始税制改革。
（2）社会结构方面。前轴心时代的商、周社会以家族为主要社会单位，两个时代的家族有以下共同点：以宗族形态存在；族长在本族内有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经济上的支配权；家庭成员基于同族长亲属关系，亲疏形成政治等级关系；奴隶劳动不居于主要地位；家庭是政治军事集团，也是国家的政治单位。家庭演变趋势是亲属血缘关系与亲族观念对家庭形态影响渐弱；家族内部血缘亲疏与等级相关的制度在西周时得到强化。到春秋时，虽然形式上保存着，但实质上已经瓦解；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由起支柱作用转向对抗；家庭成员个人的人格和价值逐渐得到重视。这些演变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到了春秋时期，流动人口增加，新的“士”阶层逐步形成，郡县制出现，贵族体系开始解体，人与人的关系由血缘关系为主让位于地域和经济关系。
2.希腊
（1）经济形态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希腊文明开始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则，以种植葡萄、橄榄、大麦等为主；畜牧业占到一定比重。随着海外殖民地增加和航海业的发展，工商业逐步兴旺起来。黑暗时期在城邦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希腊社会开始使用大量奴隶劳动，这些奴隶或者为被征服民族，如斯巴达的美赛尼亚人，或者是战俘，或者为在市场购买的异邦奴隶。希腊公民则主要从事政治文化活动，从而获得了经济独立和个人自由。
（2）社会结构方面。随着殖民地的扩展和奴隶的广泛使用，传统社会的王和贵族越来越受到新兴富人阶层的挑战。地域和财富成为公民的主要属性，如雅典，按照居住地对公民进行了选区划分和部落重组，并按照财富标准划分公民等级。希腊的氏族组织残余逐步消失了。随后，随着重装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平民的政治权利也开始上升。
相异点：普遍使用奴隶是古希腊文明不同于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其社会结构表现为公民和奴隶两个对立阶级，希腊文明建立在普遍的奴隶劳动之上。希腊人以必要性为理由来肯定奴隶制，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是保证公民为国家服务的基础。中国文明的宗法制度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完全消失，它温情脉脉地长期影响中国社会。
（三）政治模式与权力结构
相同点：无论迈锡尼或是殷商文明，王在王国内部具有极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祭祀权力。公元前11世纪的民族征服与迁徙之后，经过长期而反复的斗争，中国和希腊的王权逐步削弱，低层贵族和平民开始进入权力核心。王权衰落，权力下移，邦国林立，平民崛起。
武王、周公、成康时期，周王朝凭借文治武功进入鼎盛期，但是社会矛盾正逐步积累，之后天子权力式微，国人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逐步增强，最终在厉王时期产生了国人放逐天子的历史事件，出现了“共和行政”、左右王权的新局面。在诸侯国内部，与周王室同样的变化也在进行着，卿大夫乃至家臣已经攫取了权力。纵观周王室和诸侯国内部发生的权力结构变化，与希腊的“寡头”或“僭主”政治非常类似。从国家的整体来看，地方诸侯实力逐步坐大，国家日益分裂，至春秋时期，周天子虽有天下共主之名，而霸主独享其实。
在前轴心时代，希腊并没有一个像周王室那样的最高权力存在，整个文明自始至终分裂为众多的城邦，维系希腊这个整体概念的是共同的文化和信仰。各城邦的内部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而复杂，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希腊城邦走的是同样的政治演化道路。它们的历史自世袭君主制开始，公元前8世纪左右演变为贵族统治的寡头政治。一个世纪以后，绝大多数的寡头都被独裁者（僭主）推翻。最后，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建立起了民主政治，有时也称为“荣誉政治”，即基于财产资格而决定政治权利，以对荣誉的喜爱为从政原则。从整体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和希腊，拥有众多的城邦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在轴心时代到来前夕，城邦是相对独立自主的，都划定了边界，可以宣战或议和，可以互派大使，签订合约，缔结同盟。城邦之间纵横捭阖，围绕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政治方面，城邦虽然四分五裂，但是其政治模式和权力结构有趋同的发展方向，文化和精神生活也是统一的，对共同体都有强烈的认同感。由强大的城邦担当盟主或共主，中国的春秋五霸与希腊的雅典、斯巴达都曾经担任类似的角色，以保持内部的协调和共同抵御外侮。
相异点：中国古代文明的集权程度要更高一些，虽然王权逐步衰落，但是前轴心时代的中国古代文明存在着一个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希腊虽然有各种同盟存在，却从未实现真正的或名义上的统一。或许是因为中国位于大陆，农耕经济更具优势而造成这一结果。同时，我们也可以以此出发，理解中国通过宗法制度影响王权，而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更为典型的现象。从日知等人的研究可知，城邦时代，中国和希腊出现了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充分论证了贵族议事会、卿大夫会议、国人大会及执政官的存在，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中西方政治结构的具体而细微的差别。
（四）思想文化
相同点：重视对神祗的祭祀；创作了丰富的诗歌和神话；发展出了初步的哲学思维；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整个思想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是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有其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功能。无论中国还是希腊，神话的出现与王权紧紧相连，它是现实世界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更是统治者话语霸权的结果。而哲学，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一种新社会结构的需要。无论东西方文明，文字对轴心时代的到来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字的普及是由上而下逐步扩展的，而希腊人则借用了腓尼基拼音文字。文字广泛的使用使得思想的传播超越了时空限制，这是思想文化繁荣的最基础条件和巨大动力。人们开始整理文字或口头的古典作品，如中国的“六经”和希腊的史诗，并记载对当世的思考。文字的普及、王权的衰落、城邦的竞争使得话语权不再掌握在少数贵数手里，人民不再处于倾听和服从的地位，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了。而在新的社会秩序确立之前，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也是必然的。
在轴心时代到来的前夕，作为知识阶层的“士”开始在中国出现，“士”的先祖都是贵族，随分封而分散各地。他们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却因社会的变迁发生剧烈的分化。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寻找出路，而他们的手段只有营造意识形态。希腊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并非我们今日所说的希腊国家的希腊人，而是那些为逃避多丽斯人的征服，在外国海岸上开拓殖民地的人，由于他们对迈锡尼文明的记忆和惊人的精力，远在马拉松战役以前创造了作为西方世界文明先驱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如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首先产生在米利都。因此，对于希腊文明来讲，是母邦继承了殖民地的成就。
相异点：中国的哲学家通过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运用关联思维和分类配位模式产生哲学思维，古希腊先哲则运用思辨和理性分析进行哲学思考。中国神话传说注重历史传闻，这是由现实生活中注重祖宗崇拜所决定的，而且中国特别重视对历史的记录，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整个希腊的黑暗时代几乎没有文字记录，留下的只有荷马史诗等口头文学作品，充满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古希腊神话传说具有浓重的人性色彩，这是现实生活中英雄崇拜的结果。所以，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文明相比，其浪漫色彩不足而现实精神有余。中国人使用了以象形文字为主体的文字体系，希腊人则使用以字母拼写为表述手段的文字体系。
（一）公元前11世纪前后的大规模人群迁徙和征服
要理解轴心时代因何产生，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公元前11世纪同时发生在中国和希腊的人群迁徙现象。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在中国，生活在西部黄土高原的周人通过武力侵入中原地区，取代商人成为新的统治者，他们随后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封制度进行了持续而频繁的人群迁徙，迅速扩张，加速了民族的融合。在希腊，则有来自北部的多丽斯人与此同时或更早些时候侵入希腊半岛，他们完全控制了阿哈伊亚人和克里特人。由于多丽斯人的社会组织较为落后，他们只是乱哄哄地烧杀抢掠，强占土地和奴役原住居民，原有的迈锡尼文明被摧毁殆尽。希腊半岛的战乱引发了连锁式的移民浪潮，原住居民为争取自由，设法在征服者势力之外积极殖民，寻求新居住空间。经过一两个世纪的迁徙，希腊已经不像荷马时代的狭长半岛，而是散布于自非洲至色雷斯及自直布罗陀至黑海东段各独立城市的一种颇为松弛的结合。从此，希腊人广泛分布于整个地中海地区，融合形成了希腊民族。
如何解释这一时期普遍的人群迁徙问题，我们推测，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有资料表明，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间，气候进入温暖期，牧区扩大，中亚游牧部落人口增加，活动区域扩张。就中国而言，商、周王朝的北面和西北面都承受了源自中亚游牧部落扩张的间接压力。从甲骨文可见，这一时期商与西北的方国进行了持续的战争。虽然战争频繁，但是这两大势力总体仍然保持了平衡状态。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公元前11世纪左右，出现了一个寒冷期，它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由此可以推测，气候的突变终于打破了势力平衡，表现为农耕文明防御的决心难以抵抗游牧部落求生的欲望，最终引发了连锁性的征服和移民浪潮。尽管周人克商和多丽斯人入侵希腊半岛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是，上述气候变化无疑是诱发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二）由人群迁徙和征服而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用最先进的经济理论去重新解释历史，把“制度”作为变量引入经济史和国家兴衰研究，并由于在这方面的贡献而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用他的理论重新解释了西方文明自农业出现以来的发展史。前轴心时代是一个制度发生剧烈变迁的时期，我们不妨借鉴西方已经成熟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和希腊的这段历史。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开宗明义：“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王国维先生还指出引发这一变化的原因：“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唯周独崛起于西土……以兵力平定东方……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显然，王氏把民族征服作为制度变迁之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周王朝所创立和强化的制度主要有嫡长继承制、分封制度、井田制度、世卿世禄制度，礼乐制度等。我们不妨建立一个模型来说明周王朝的制度结构。
这个模型的基础和前提是：西周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土地资源的大量供应和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面对新征服的广阔领土和众多资源，出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要保持政治稳定和攫取胜利果实，周王朝必须迅速地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统治，而分封制度和井田制度无疑是当时周天子和贵族都能接受的最佳制度安排。通过分封和井田安排，对占领地进行产权界定和产权分割，来标识周王朝对广大被征服领土的所有权，而周贵族也从中得到了实际利益。由于征服者人力资本相对于被征服的土地具有稀缺性，它的相对价格开始上升。因此，周王朝偏好对人的重视要远大于对土地的重视，而土地资本价格的相对下降，使得周贵族小的团体和个人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大量土地。土地产权就这样一次次分割下去，最终导致小团体和个人经济实力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卿大夫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诸侯对天子、卿大夫对诸侯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在瓜分利益的过程中，为了保持社会秩序和防止“搭便车”现象，周王朝强化了宗法制度，并相应构建了一套“礼乐”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只有一个目的，即说明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以保证分封过程中贵族地位的尊卑与经济实力相一致，从而确定“大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永远领导地位。但是，由于社会现实中土地产权的分割和大量低价供应，那些地位虽低但比较善于利用机会并孔武有力的低层贵族，从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原理出发，往往会通过掠夺、开发或交换方式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从而产生地位和实力的错位。这种错位累积到一定程度，社会结构终会发生质变。当土地资源渐渐变得稀缺时，纷争开始出现，以血缘和等级维系的礼乐社会的权力秩序被由实力和权谋维系的铁血秩序取代，进而引起社会旧意识形态的崩溃。而民族大迁徙之后的整个前轴心时代，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这种错位累积的过程之中。
在迈锡尼文明中，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一种被称为王宫经济的体系中，王借助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严密地控制和管理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经济形态，在东西方早期文明中普遍存在。多丽斯人入侵后，希腊半岛进入了“黑暗时代”。这一时期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只能根据考古资料和荷马史诗来推测这一时代原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再也看不到迈锡尼式的王权的存在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用制度变迁加以说明。对于多丽斯人和那些向地中海沿岸地区殖民的希腊人来讲，土地资源的大量供应和殖民者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同中国一样存在。生产要素的变化，像中国类似，引发了土地资源产权的确定和分割、小团体和个人实力上升、王和社会整体控制力量的减弱、人的社会地位和实力发生错位等一系列反应，进而造成以血缘和等级维系的社会权力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崩溃。希腊城邦的兴起，不仅是希腊平原分布于山地之中的地理状况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土地产权确定和分割的结果。在这一时期，东西方两大文明都发生了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其基础条件和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不同点在于，中国的结构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希腊则是自下而上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二者可谓殊途而同归。
轴心时代的到来，有其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而这些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形成，也有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比较前轴心时代的中国与希腊，二者文明的“轴心突破”都有相似的动力引擎：一是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有一定地域、一定人口并有文化和血缘认同的社会共同体，此时的人们认为在自己城邦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存在（“华夏”或“希腊”），自己是这个共同体内的个体成员，这是轴心时代到来的基础条件。其次是王纲解纽，社会失去了一个整体控制力量，分裂为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这样，把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机遇提供给这个共同体内的个体成员，为个人才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随着社会的失序，旧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迫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伦理和形而上的东西。三是在同一社会共同体内个体成员能够自由流动。这是因为同一社会共同体内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实体之间是相对的竞争关系，而非绝对的敌对关系，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和血缘认同，成员的自由流动不构成所谓“背叛母邦”的道义上的缺陷。这种流动不仅表现在地理上，还表现为个人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变化。在轴心时代到来之前，这些历史条件和背景同时在东西方逐步出现，为轴心时代文明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动力。
许多学者关于古代中国与希腊的比较研究着眼于二者的差异，诚然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应该看到，同为人类，有相同的心智和理性，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要远多于不同点，差异是细枝末节的，而相同是本质的。尽管文明有其多样性，但不同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也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取向。中国和希腊的早期文明进程虽然具体途径各异，但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内从深层结构上仍然是一致的。
历史学者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历史思考产生感悟以推动时代的进步。当前，不少人都在讨论迎接“新轴心期”的问题，对轴心时代形成的历史回顾有助于我们重新点燃心灵的智慧之火，为未来的发展照亮前程。作为历史学者，时代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思考。我们的文明诞生在这个有着46亿岁年龄的蓝色星球上只有短短的数千年时间，如果站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和空间高度，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历史古今贯通，中外合一。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到，“我们的回溯越接近轴心期，我们的关系就变得越密切，我们彼此也觉得越接近。我常感到，轴心期全貌未必仅仅是历史巧合所造成的幻觉，相反，它似乎是某种深刻的共同因素，即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希望若干年后，后人在回溯我们的时代时，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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