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
清源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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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OS CHINA与清源文化遗产系列国际文件联合翻译推介”本次推出的文件是《公共考古遗址管理的塞拉莱指南》文件由ICOMOS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ICAHM）编制，在2016年伊斯坦布尔大会上首次提交讨论，并于2017年底在印度德里召开的ICOMOS第19届全体代表大会上正式审议通过。
推介引言：
早在2017年3月，《公共考古遗址管理的塞拉莱指南》还在征集意见的过程中，ICOMOS CHINA就联合清源邀请该文件主笔——ICOMOS国家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前主席、美国考古学家Douglas Comer博士在清源讲堂分享了文件起草背后的思考过程。
现将文件终稿译成中文，并照例邀请了两位有着丰富的考古遗址保护管理规划编制经验的青年专家为我们导读。两位专家也都着重将这一文件与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管理机制进行了对比。
与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一致，对考古遗址的保护管理越来越重视遗产之于当代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并试图在管理过程中更好的贯彻已得到广泛认同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公共考古遗址和考古遗址公园正是作为这样一种方法，在努力将考古遗址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文件强调的社区参与、研究、阐释、背景环境保护等现今几乎已成为行业共识，但它们的实施却并不容易。对这一国际文件的推介，也是希望籍此引发对考古遗址保护、阐释和可持续管理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中国古迹遗产保护协会 解立
导读
壹
项瑾斐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线路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历史村镇专业委员会委员。
考古遗址是一种脆弱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也是解读人类发展历史的一种关键载体。考古遗址向公众开放展示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体系，外部因素的扰动可能会迅速对遗址本体及环境产生不可逆的破坏，这种破坏又直接影响公众对遗址参观与体验的效果。那么，面向公众的考古遗址需建立怎样一种保护研究与开放利用兼顾的管理方式，如何形成可持续的管理体系？很多国家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与实践探索。2015年的《塞拉莱建议》首次提出“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并将其视为能把遗址保护、科学研究与公众进行有机联系的一种工具或手段。201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推出的《公共考古遗址管理的塞拉莱指南》则是基于《塞拉莱建议》，为公众开放的考古遗址在规划方面建立可持续管理提出的指导性建议。《指南》与《建议》两者的结合成为第一个关于考古遗址公园的国际文件。
图/西藏阿里古格王朝遗址
向公众开放的考古遗址怎样通过考古遗址公园方式建立有效的可持续管理体系，《指南》提出了考古遗址公园管理规划的重要环节,其中包含“资源认定和评估”、“确立遗址边界和管理区”、“环境影响评估与研究”“监测规划”“考古研究计划等”等。考古遗址面向公众开放有别于其他类型遗产：对考古遗址的价值认知很难从其外部形态直接解读，而是依赖于田野调查与学科研究的成果和能力，考古遗址阐释信息又具有“动态性”（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遗址可能被注入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信息），因此考古研究是建立可持续管理架构的重要支撑，考古研究计划也是管理规划的重要环节；此外，由于考古遗址非常脆弱，遗址对外开放后，各项设施建设对遗址及环境的影响评估、以及相应的监测规划是评定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要指标，也是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架构的关键一环。
图/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古罗马遗址
我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方兴未艾,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09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2009年）正式提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总体思路，其中考古遗址公园在空间范畴、功能和性质方面的定义与《建议》提出的概念是同出一辙的。此后推又出了一系列针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评定、评估到运行管理环节的规章和文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申报和评估程序也符合“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反馈”的循环机制，这些都利于引导考古遗址公园逐步建立可持续的管理体系。
图/敦煌汉长城遗址
对照我国的考古遗址保护规划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相对而言保护规划的体例和内容更接近《塞拉莱指南》的考古遗址公园管理规划，但《指南》提出的有些建议对我们规划的编制仍具有参考和启发：如“社区参与计划”提出让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并对其进行认定、分类；“人力计划”提出了考古遗址管理机构岗位设置的依据和要求；考古遗址公园管理的经济分析、评估和决策往往是我们规划中的短板，而这在实际运行中又特别重要。《指南》提出对遗址管理区管理成本的合理评估、对环境影响进行经济后果分析，并在管理规划中提供财务计划等，这些都值得借鉴。
图/庞贝古城遗址
当然，《塞拉莱指南》作为第一个指导考古遗址公园管理的国际文件在一些方面仍待继续补充完善，如是否所有向公众开放的考古遗址都适用遗址公园方式、考古遗址阐释方案的制定原则、社区如何有效地参与遗址管理等等。所以说《指南》的推出开启了新的起点,引领大家在指定的方向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导读
贰
安磊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所大遗址与规划部主任，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理论制度研究和工程实践，著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用手册》。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印度德里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共考古遗址管理的塞拉莱（Salalah）指南”针对国际上已向公众开放或可能向公众开放的考古遗址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以实现此类考古遗址的可持续管理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为有效构建管理框架和系统提供了技术路径，即基于制定和实施专项管理规划的操作方法。
指南还特意提到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考古遗址在发展和管理中遇到的困境，以及不可避免的以旅游为发展目标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同时还专项说明了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一种特殊保护区在考古遗址展示和阐释方面体现的卓越贡献。
图/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古罗马遗址
确实，考古遗址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存在着本体和价值信息不直观而需要考古工作进行发掘，本体结构和材料因原有功能丧失而导致的脆弱性，以及因此带来的可观赏性差和管理对象、边界、方法难以确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在展示和阐释遗址价值的同时要实现可持续管理就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问题。
图/庞贝遗址
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是基于考古遗址这种特性逐渐产生的，是现今摸索出的一种较为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的考古遗址保护利用模式。与考古遗址公园概念出现较早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虽然正式起步较晚，但从管理的针对性和体系性来看，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体系建设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图/西藏阿里古格王朝遗址
基于我国不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单位”式的基础管理模式，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逐渐显现雏形并开始出现优秀个案，在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大遗址保护专项行动中酝酿成熟，在2009年的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达成学界共识，同年底正式出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图/南京市区明孝陵功臣墓遗迹
此后，2010年我国评定产生了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2年针对公园规划的编制乱象出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同时针对公园重建设轻保护现象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暨启动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的通知》；2013年针对考古工作欠缺计划性出台了《大遗址考古工作要求》；2014年针对公园评估和监管工作不够制定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评估导则（试行）》并正式启动了评估工作；2017年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印发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及运行管理指南》，并评定产生了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此同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修订工作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规范》的制订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社会组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联席会议也每年连续召开了7届，各省也陆续启动了省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工作。
图/西夏陵遗址
目前，我国已有三批共102家考古遗址公园（36家挂牌，66家立项），各类专项行业规定已经基本涵盖了考古、规划、创建、运行、管理及评估的各个工作环节，管理体系架构已基本形成，未来必将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遗址保护管理模式的国际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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