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的人口、资源、组织、产业等向城市集聚，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挑战，对如何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群众基础，回答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新的时代课题，各个城市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宁波作为沿海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从2000年的127平方公里扩展到目前511平方公里，增长了3倍多，近年来流动人口更是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城市的快速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城市病”，在基层社会治理上也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市政协关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建议，务实精准，操作性强。请市政府办公厅抓紧梳理分解，分送分管副市长和相关部门研究吸纳。”11月2日，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在市政协报送的关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若干问题”建议案上作出批示。至此，市政协协商成果的转化，进入快车道。加强村（社区）应对公共安全事件能力建设、推进执法进小区、加强应对公共安全事件能力、大数据助力……一个个凝聚“政协力量”的金点子将助力宁波的基层治理更深一度、广一度，响亮答复时代命题。
民生的事都是大事
作为宁波中心城区，海曙区很早就遇到了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难题。老小区、新小区，居民诉求纷繁复杂。垃圾分类需设置大件垃圾堆放点，养狗人士遛狗不牵狗绳、不处理粪便等问题都会因居民归属感不强、参与积极性不高，变成政府“唱独角戏”。尤其是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许多“水面下”的问题和短板都显现出来。
4月，市政协委员林琳在接到市政协“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若干问题”调研课题时，觉得这个课题调研真是恰逢其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扎根在海曙区基层的林琳委员对此深有体会。在疫情吃紧的3月，为接因疫情滞留国外的居民张先生回家，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进行的一场漂亮接力赛，让林琳委员至今难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宁波市各村(社区)行动迅速、广泛发动、防控有力，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同在疫情中参与防控的陈海英委员有感而发。
但宁波市村(社区)应对公共安全事件能力是否已经可以让人高枕无忧了呢？委员们调研发现：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事态变化极快；目前的指挥体系还不够完善灵便，汇报、指挥主要依靠打电话、人传人，效率较低；各级各部门在指挥村（社区）时，缺乏协同、各自为战等等。总体来看，基层组织在应对公共安全事件能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自主能力、专业能力、统筹能力、保障能力和指挥能力等方面的不足。
公共安全事件给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社会稳定大局带来严重威胁，而村(社区)就是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第一线和主战场。“建议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增强村(社区)应对公共安全事件能力，作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来抓。”“要通过完善工作格局、完善制度体系、加强队伍建设、充分挖掘资源、做好充分准备和强化数字赋能，增强村(社区)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提升应对能力，物质保障是基础。要做好系统谋划，加大经费、物资、场所等方面的投入，按照公共安全事件类别，分类编制科学合理、具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村级应急预案，由乡镇(街道)统筹，加强村(社区)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物资储备，并指定专人维护、更新。加大对技术和资金的保障力度，加强避灾场所的建设……”针对不足，委员们纷纷倾情建言。
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人，人和则社区安。小区内事务处置不当则可能会导致矛盾升级，进而引发严重社会后果。为解决住宅小区内的矛盾和问题，宁波市积极探索执法进小区，努力推动形成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格局。编制形成《居民小区易发违法事项执法清单》，集中力量开展车棚车库住人、不文明养狗、违章搭建等违法事项的专项执法行动，同时注重宣传教育，用典型执法案例促进居民文明规范居住行为。
“通过积极推进执法进小区工作，不少基层矛盾纠纷在社区得以化解，对新增违法事项也形成了有效遏制。这些专项执法行动和小区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调研的反馈情况看，老百姓的获得感很强。”参与调研的王雯委员欣喜地看到了诸多变化。委员和专家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诸如私拉电线用于新能源车充电、违规改动房屋结构、违章搭建阳光房、违规养犬等不易察觉或者群体性的违法事项仍有滋生。执法进小区，效果看得见。“不可搞一刀切，要因小区而异，分类施策。如对新交付小区，要适当增加执法供给，量身制定‘装修管理规约’，将违法事项遏制在苗头阶段；对矛盾问题多发、基层管理较薄弱的拆迁安置小区、城乡接合部小区以及无物业小区，要适当前移执法窗口，不宜过于依赖小区自我调节，及时通过执法介入解决小区管理重点问题，因地制宜推动打造以法治为主、辅以德治、促进居民自治的新路径。”王雯委员积极建议。
除了因地制宜推动打造以法治为主、辅以德治、促进居民自治的新路径，“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运用。
商量中绘出同心圆
“宁波海曙区的
102个社区里，都有特
殊的‘议事会’，社区里的大小事，都能‘上会’议一议；居民有好点子好建议，都能公开讲一讲。在这个无形的开放空间里，那些曾经被看作是‘琐碎、棘手，却很关键’的社区大小事都逐一得到破解，居民满意度超过95%。”说起海曙的“开放空间”，林琳委员又打开了话匣子。
在海曙已坚持了7年的“开放空间”，从尝试在个别社区的非固定场合议事，到在各社区试水“开放空间”议事厅，再到疫情期间推行“云议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不断得到拓展。7年来，海曙“开放空间”议事8000余次，议事居民超10万人次。
“议事范围不受限、参与对象不受限，集了民意、解了难题、聚了人心。”民政部社会治理创新观察专家、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王萍认为，“开放空间”从“政府主导、小众参与”向“多方共治、全民参与”的破题经验，精绘出社区治理的同心圆。
“开放空间”唤醒了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在这里，没有一种力量会强制一小群人彼此连接，人们在一起的原因只源于‘邀约’‘呼唤’和‘回应’产生的磁力。”在海曙区的“开放空间”，调研组成员、市政协委员、共青团宁波市委副书记计允斌被这句话打动。在他看来，基层治理，关键要找到“平衡点”和“凝结核”，通过唤醒、激发、机制、行动把人心凝聚起来。
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宁波市基层协商民主的实效？计允斌委员认为“在理念上要回归协商民主的民主性；在程序上则应健全协商民主的操作性；在策略上，调动协商民主的参与性；在能力上，保证协商民主的匹配性。”
群众参与进来，协商才会真正有实效。因此，如何调动协商民主的参与性，显得尤为重要。“要注重选择切口小、关联广、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如物业管理、劳资社保、垃圾分类、停车困难、土地承包流转等，调动群众参与协商民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做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
“群众最实际，也最讲究实惠，一旦他们发现基层协商形式管用有效的话，就会积极参与。”计允斌委员说，“希望能发动更多的党员、干部和各行各业带头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平安、和谐家园添助力。共青团宁波市委为发挥青年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建立亲青圆桌会、青年业委会、青治握握团、青春智囊团的‘两会两团’机制，以小区为单元形成青年引领、全员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其中‘青治握握团’汇聚专业的信访、司法等青年工作人员以及热心青年力量，发挥‘小娘舅’积极作用，下沉参与小区矛盾调处和邻里纠纷调解，让邻里纠纷不出小区。”
计允斌委员希望更多的“能人”亮出身份、亮出态度、亮明观点，发挥积极带头作用，助力基层治理走深、走实。
“商量”让业主们回归了“主角意识”。海曙“开放空间”、镇海“家人治家”、象山“村民说事”等基层创新品牌都给调研组留下深刻印象。委员们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固化推广各区县（市）涌现的好做法，在机制、路径、渠道上进一步创新、创优，固本强基。
“我市社会组织通过协商、调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通过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类活动实现扶贫帮困，通过文体类活动丰富群众生活等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取得一定的成效。”吴道涛委员发现，与宁波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以及社区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较，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能力不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需求匹配度不高、政府政策空间与支持力度有所不足。为此他建议，“以深化党建为引领，以分类治理为基础，以提升能力为抓手，以多元投入为支撑，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调研中，委员们也发现，哪个社区党建有力，各项工作就有条不紊，彼此配合就顺畅默契。红色引领，凝结起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先锋主力。“要提升社会组织党建质量，通过‘党建+’实现引领作用。进一步巩固提升市、区县（市）、街道(乡镇)三级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成果，提供党务党建、场地资源、需求对接、公益活动等一站式服务平台，打通党组织‘管’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理’社会事务的作用环节。”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将为社区治理“添砖加瓦”。
赋能让社会治理更“聪明”
吃进去的是垃圾，“吐”出来的是现金。如今，宁波不少小区多了一排时尚的柜子，它就是垃圾分类、回收的神器，名字叫“搭把手”。智能回收箱使用非常方便简单，只要在触屏上选择类型，然后用手机扫一扫，就能卖垃圾了。这样的场景，每天在宁波的数千个小区上演。
以打造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为抓手，宁波织牢跨级、跨部门的管理“一张网”，在全域内实现从“多头管理”到“综合治理”的创新，形成了全覆盖、跨部门、跨层级的“综合治理”格局，切实推动了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事项“一网打尽”，有效实现了“底数清、动态明、处置快、服务好”的治理目标，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宁波样板。
自2010年宁波在全国率先吹响智慧城市建设“集结号”以来，“智慧因子”已逐渐融入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基层服务管理综合平台、智慧城市管理体系以及智能化垃圾分类等从不同层面推进智慧城市一体化建设，不禁让委员感叹：未来，已来！欣慰的同时，委员们也看到了若干不足，像大数据理念没有普及，相关的研究较少，基础信息建设不完善，大数据的实际开发、管理、应用能力不足，大数据管理模式落后等都亟待解决。面对短板，如何破题？课题组对症下药：加强社会治理大数据工作的领导、完善社会治理大数据的系统规划、拓宽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开发利用和拓展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应用场景。
“大数据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也和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做好社会治理大数据的收集整合是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础。”陈勇委员建议，首先要促进政府内部数据的整合，各部门内部数据碎片应转化为统一的形式，部门间的数据应结合为联通的整体。其次是加强政府外部数据的融合，促进与互联网、社会机构的“由外而内”合作，积极纳入公共事业单位、互联网平台企业等数据。
拓展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应用场景也是重中之重。通过打造丰富多彩的城市大脑平台场景架构，上线智慧公安、智慧市场监管、智慧安全生产监管、智慧城管、智慧政务、智慧社区等应用模块，为基层治理提供数据依托，也能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比如，交通拥堵、道路安全是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数据治堵、数据执法等是未来的主要趋势。应整合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以及共享自行车的数据，建立市民一站式智能交通服务网。”委员建议。
180天，30多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5个课题团队，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展开广泛调研，围绕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推进执法进小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加强村(社区)应对公共安全事件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具有较强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为了让宁波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宁波、幸福宁波。为了民生更和谐，宁波市政协和市政协委员们砥砺前行、勇毅奋进。
链接：
宁波是我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比较早的城市。2001年，宁波在浙江省率先开展平安镇乡（街道）创建活动，并在海曙、余姚两地实行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试点；2002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改革和完善城市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了“重心下移”的基本原则，将城市管理重心由市和区向街道转移，通过“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系创新，建立起权责相适、精简高效的社会管理体制；2008年，按照省委的精神，提出了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的目标；2010年，宁波被确定为全国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之一；2012年，宁波被确定为“大城市从整体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典型”；2015年7月，市委全会作出《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搭建“1+X”政策体系，构筑基层社会治理的“四梁八柱”，建立基层规范化组织体系、清单化权责体系、法治化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网格化工作体系、信息化支撑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多元化矛盾调解体系、制度化保障体系等“八大体系”；2016年，宁波开展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建设试点，并启动乡镇(街道)行政体制改革；2017年，宁波全面推广“村民说事”制度，推进基层治理创新；2018年，宁波出台《全面加强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着力点，推动工作力量资源向城市基层下沉；2019年，市委作出《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就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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