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初是被教育局直接从班主任调到校长岗位的，没做过一天中层干部。不只是当校长之初，就是现在我也经常跟老师们说，我是不会做校长的，只是一边做一边学。但是，慢慢地，我也有一些进步。这得益于许多教我当校长的“老师”。那么，谁在教我当校长呢？
一
刚得知我要当校长，我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我参加工作以来经历的几位我敬佩的校长，我回忆着他们是如何当校长的。
我首先想到的是林祥康校长，他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乐山一中时遇到的第一位校长。林校长是一名儒雅的知识分子，教外语。他给我的印象是真诚、宽容、磊落、随和。在他面前，我从来不会有紧张感，只会有在父辈面前才有的亲切感和安全感。当时，我常常邀请他参加我们年轻人的活动，他只要有时间，都会欣然前来。我们和他开玩笑，叫他“康大叔”，他也不生气，总是笑呵呵的。想起善良的林校长，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位老师。
还有罗永昌校长。罗校长对我要求很严格，当时我犯过不止一次错误，总是给罗校长“添麻烦”，但每次罗校长总是严肃而耐心地找我谈心。他许多话确实有道理，而且我能够感到罗校长对我的好，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罗校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绝不整人。不管他如何严厉地批评你，你都不用担心他会给你小鞋穿。20多年后，我已经是所谓的“名师”了，有记者去采访罗校长，请他谈谈对我的印象，他说：“李镇西当年就像《亮剑》里的李云龙，经常给我惹麻烦，但优点突出。”尽管我经常“惹麻烦”，但罗校长依然欣赏我的优点。想起罗校长，我告诉自己，要尊重年轻老师的个性，要允许年轻老师犯错误，要以宽容之心待人，永远不要有整人之心。
后来，我从乐山一中调入成都玉林中学，校长是杨兴政。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到玉林中学的时候，杨校长那真诚急切的话：“你来我这里干吧！”更忘不了，我背着行李、拖着箱子走进学校时，杨校长两手抱着我的箱子，从一楼一步步走到五楼宿舍。对于杨校长的管理，说实话，并不是他的每一个做法我都认可，但是他的敬业、他的全身心投入、他对校园如同对自己家园一样的热爱，让我感动。杨校长总是背着手在校园里转悠——哪怕是星期天，那神态，宛如一位农民深情地巡视着自己的庄稼地。现在我几乎每天早晨第一个到学校，应该说就是受杨校长的影响。
成都市石室中学的王绍华校长也是我经常想起的校长。我调到石室中学时已经从教15年，小有名气。王校长找我谈心，问我的想法，我说我不想做什么“行政”，就想把书教好。王校长马上说：“好！我尊重你。我会给你创造条件，让你朝教育专家的方向发展。”之后王校长果然没有给我任何行政方面的干扰，让我安安静静地教书。但是只要有教育学术方面的活动，他都尽量让我参加。1998年秋天，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我去北京参加了纪念苏霍姆林斯基八十周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向中外学者展示我的教育心得和成果，受到包括苏霍姆林斯卡娅在内的许多专家的好评。可以说，参加那次会议，是我教育生涯的一个积极的转折点。我也有缺点，但王校长安慰我说：“谁没缺点呢？鹰有时比麻雀飞得低，但麻雀永远不可能像鹰一样飞得高。”直到现在，我还和王校长保持着联系，常常从他那里继续获得成长的养料。王校长教会我宽厚，教我与人为善，教我要欣赏每一位老师的长处，并尊重每一位老师的个性，并根据这些个性帮助老师成长。
其实，当我回忆过去经历的校长时，当然也会想到个别心胸狭隘，甚至喜欢为自己谋利益的校长。但即使这样的校长，现在想起来，也从反面给我警醒，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在教我如何当校长。
当校长之初，我这样告诉自己：没当过校长不要紧，我经历过好多校长啊！当初我做普通教师的时候，最敬佩校长怎么做，我现在就尽量那样去做；我最反感校长怎么做，我现在就尽量避免那样做。
二
不得不提到雷福民局长。
2006年8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手机短信：“李老师，请明天上午九点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雷福民。”当时我知道武侯区教育局局长叫雷福民，但我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第二天，我按时来到雷局长的办公室。雷局长开门见山：“欢迎你到我们武侯区来！我给你一所学校，你来当校长。我尽全力为你创造条件，圆你教育家的梦！”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他还说：“我们武侯区在全市并不是最有钱的区，却是对教育投入最多的区！”也就十几分钟吧，我就和雷局长谈妥了：我就任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曾经有人对我说：“雷局长确实太支持你了，你提出的要求，他还从没说过不。”这话说得有些夸张，但雷局长对我的支持，有时候的确超过了我的预料。刚上任不久，我去见雷局长，谈到前任校长欠下的债务，我说：“雷局长，你要支持我哦！”雷局长说：“我当然要支持你！”我乘势说：“那么，把我们学校的债务免了吧！”他马上很干脆地说：“免就免吧！”爽快得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我“得寸进尺”，希望教育局拨款把学校操场的跑道改造成塑胶跑道，雷局长欣然同意。再后来，我想改善校园文化环境，特别提出在学校立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的铜像，雷局长也很支持，叫我拿个方案。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学校环境大变，文化气息浓厚，绿树花草生机勃勃，尤其是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随时都注视着我们。
雷局长知道我的长处，也知道我的短处，更知道我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甚至有的还充满争议。但他无限地信任我，并根据我的特点来“用”我——不，不仅仅是“用”我，还特别注意培养我。除了给我配备强有力的副校长外，他还给我具体的指导，甚至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管理学校。比如，他跟我说在抓教师队伍建设时不要搞“一刀切”，要根据不同老师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教我在管理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人文关怀和严格要求的关系；他还曾到武侯实验中学为全校老师做报告……雷局长不仅仅为我学校的管理工作出谋划策，还对我如何协调学校与周边各单位包括街道办事处的关系，如何将自己的教育理想同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以及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相结合、相统一，等等，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想，雷局长那么忙，不可能对全区一百多位校长都这么一一指导，但他对我这个校长“新兵”，真是费了不少心。
雷局长特别宽容，他尊重我的思想、个性和一些与众不同的处事方式。他知道我是一个书生，性格直率，不擅长搞人际关系，不喜欢饭局，特别反感各种应酬，有时候说话单刀直入、言辞尖锐，甚至一些话比较“偏激”，但他都能宽容。他从不强求我改变自己的个性，他希望我继续思考、继续研究，结合学校实际做学问。有时我比较忙，遇到教育局开校长会，雷局长都允许我不参加。但同时，他一直鼓励我外出讲学。有一段时间，我外出讲学时间少了，他便对我说：“你一定要走出去，去讲学，去开会，去展示。因为只有这样，你作为一个教育专家，视野才会更开阔。而且你出去，代表的不只是你个人，而且是我们武侯区的教育形象。如果你老不出去，人家还以为你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呢！”
他知道我作为学者往往比较理想化，于是多次提醒我要有“政治头脑”。这里的“政治头脑”绝不是唯上是从的见风使舵，也不是圆滑世故的“官场潜规则”，而是让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协调一致，从而借助政府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应该说，我当校长那些年，确实有不少在外人看来是“大手笔”的动作，其实，这背后都有着雷局长的智慧。每当学校有了重大举措，媒体蜂拥而至，风光的只是我，雷局长却一直默默无闻。
当校长，最大的压力莫过于升学率，而且这种压力往往来自教育行政部门。要说我没有压力，那是假话，不过说实话，这种压力只来自我自己的责任感和良知——我觉得，如果学校没有社会认可的质量，我对不住学生及其家长对我和学校寄予的厚望，更是对孩子的未来不负责任！但是，雷局长从来不给我任何升学率方面的压力。相反，他总是对我说：“什么叫'质量’？什么叫'成功’？绝不仅仅是升学率，更重要的是，孩子是否学会了做人，是否具备了文明素质。这几千个孩子背后就是几千个家庭，武侯实验中学教给孩子的文明素质，也许将带动他们爸爸妈妈由村民向现代市民的转变，这就是你们最有说服力的质量，是你们办学最大的成功！”当我对学校成绩不满意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你来学校后，学校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每来一次，都感受到学校的新变化，只是你天天在学校感觉不到而已。”雷局长如此为我“松绑”，我反而更觉得武侯实验中学应该有尽可能好的教学质量。那年暑假，在初三新教师培训的时候，我特别邀请雷局长前来给我校老师鼓劲。雷局长那么忙，可二话没说就来了。面对初三年级的老师，他不仅仅是鼓劲，还非常具体地进行技术指导，出谋划策。那一刻，俨然他是校长。
雷局长经常表扬我：“你当校长，进步是非常快的，你越来越会当校长了！”我只是笑笑，一言不发。但我心里在说：还不是因为你，“名师”自然出“高徒”嘛！
三
我特别想说的是，教我当校长的，更有学校的老师们。
这可不是客气话。我当校长第一次面对全校老师发言时，就坦陈我对学校管理是外行：“我虽然没当过校长，但有了在座各位老师，我就有信心，更有智慧了。因为你们随时都可以教我如何当校长。”
我没有当过校长，自然有许多不足，不过不要紧，我把自己交给老师们监督评判。2007年1月9日，我在我的博客上发了《老师教我当校长》一帖，帖中说：“我从没有当过校长，因此没有经验。不过不要紧，因为每一位老师都可以教我做校长。我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还应该怎样改进？在这里我公开征帖，请老师们回复帖子，帮助我。我愿意真诚地接受老师们的监督和批评，这样我才会成为受你们欢迎的校长。”
很快引来几十位教师的跟帖——
“希望李校长多听我们的课。”“建议李校长关心老师们的身体！”“看到这个帖就看到了一种力量，看到了可以预见的未来！看到了孩子们的希望！”“对自己事业的淡定，对我们老师的信任，足以让我们感慨万千……愿我们在这样的工作学习环境中，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读到老师们这样的帖子，我真的感到，不仅仅是我在引领老师们，而且我也被老师们引领着。我们的确在互动中一起成长。
不仅仅是通过网络，平时在和老师们谈心或者随意聊天的过程中，我也征求老师们对我的意见和对学校工作的建议，我从中往往获得不少智慧。有老师给我建议：“能否在会议室和办公室添置一些绿色植物，以美化环境、净化空气？”这个建议当然非常好，于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和学校会议室便绿意盎然了。有老师给我建议：“你一个人管这么大一个学校太累，也不容易管好，何不让三位副校长各分管一个年级呢？”经过论证，我采纳了这个建议。有老师说：“评优选先、职称评定，纯粹看选票不公平，往往成了选人缘。”这个提醒让我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于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成立了。有老师对我说：“学校对老师们的考勤太死板，没有考虑一些特殊情况。”经过了解，确有这种情况，于是我和有关部门研究并改进学校考勤制度，既坚持学校纪律要求，又充满人文关怀。有老师在我面前抱怨：“学校的会议太多，能否减少一些，以减轻老师们的负担？”于是，我们将教研组长会和班主任会的时间错开，由过去的每周都开，到后来的每两周一次。学校体育馆建成了，有老师给我建议：“能否搞一个隆重的开馆仪式，请几位国家级羽毛球运动员来捧场？”非常好！我不但采纳这个建议，而且把这件事交给这位老师去操办。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很多，老师们就是这样教我当校长的。
包括老师们对我的批评意见，我也认为是在教我当校长。
我曾经把我的专业成长经验总结为“每天坚持做好'五个一’工程”：每天上好一堂课，每天找一个孩子谈心，每天思考一个教育问题，每天读书一万字，每天写一则教育随笔。到武侯实验中学当校长后，我对老师们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通过一些制度要求老师们做到。市教育局特别肯定了我这“五个一”工程，于是区教育局领导希望我对老师们提出“跑步前进”的要求。但不少老师给我提意见，说自己很难做到“跑步前进”，就是每天的“五个一”也很难做到，工作这么累，还要做“五个一”，很累很累。有老师当面对我说：“你不能用你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我冷静一想，觉得老师们的抱怨声中有合理的因素。我们学校的许多老师都很年轻，他们每天不但要上课、备课，而且回家要带孩子。何况，正如不能对学生搞“一刀切”一样，我们对老师也不能搞“一刀切”，要承认差异，只要每个老师在自己已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就是进步。于是，我放弃了“跑步前进”的要求，对“五个一”工程也只是倡导而非强制。实践证明，我表面是放松了对老师们的要求，但实际上是尊重差异，老师们的专业成长更符合实际，其进步也更真实了。
2008年10月，在初三毕业班复习方式上，老师们对学校的某项规定不满意，并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这种不满意。说实话，如果换了有的校长，很可能通过“高压手段”予以“严惩”。但我想，老师为什么不满意呢？这不满意里面有什么合理的因素吗？于是，我分别找老师们谈心。从老师们的口中，我感到老师们的意见不无道理，学校对初三的管理的确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于是，我请分管副校长和老师们商量，最后找到了更加符合实际也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后来给学校的中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佳绩，因此这种模式一直沿用到现在。我想，正是因为老师们当初的不满和由此引发的管理改进，才使我这个校长越来越成熟。这不是老师们教我当校长吗？
我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电子邮件和QQ、微信，随时听到来自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汲取当校长的养料。我还曾经请每位老师就学校工作提意见和建议，然后让学校行政办公室将这些意见整理归类，我一一阅读并写下批示，然后分别传达给分管副校长参考。当然不是说凡是老师们的建议都是合理的，毕竟老师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些建议不那么科学，但作为校长，我可以和班子成员研究：哪些可行？可行的马上落实。哪些不可行？暂时不可行的给老师们解释。无论可行与否，学校行政办公室对所有意见和建议都必须有书面回复。后来我思考将这项工作制度化，让老师们每个月都写一条对学校工作的建议——至少我打算让教代会代表每月提交一份来自老师们的“提案”。这是我这个校长的锦囊妙计啊！
作为校长，我当然有着自己的主观决断，不可能面对老师们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就眼花缭乱而不知所措，但这里的决断主要还是来自老师们可供我选择的丰富智慧。
教我当校长的，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人，还有许多著名的教育专家，比如魏书生、程红兵、卢志文、李希贵等。我认为他们都是一流的管理大师，他们同时又是我的好朋友，和他们接触，我学到了很多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永远不会妄自菲薄，相反，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做校长还是比较称职的，对武侯实验中学的发展，我做出了一点独特的贡献，因为我的教育思想融进了学校的发展。正如老师们评价的那样，我让武侯实验中学由一所普通的中学变成了现在的名校。不过我也不会自我膨胀，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当然，我知道我远远不是一名出色的校长，但我在不断超越自己，因为有这么多人在教我当校长。这是我的心里话，真不是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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