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雅士，是与琴结缘的，琴棋书画四项，在古人生活中一项也不可或缺。琴为四项首务，不会弹琴或不懂琴音，那就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读书人。
苏东坡曾给会画竹的大画家文与可写过一篇琴铭，其铭曰：“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释之萧然，如叶脱木。按之噫然，应指而常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遗形而不言者似仆”苏东坡与文与可是很好的朋友，在文与可生前与死后，东坡对他的画，尤其所画之竹，评价极高，所谓“胸有成竹”，就典出东坡论与可画竹。爱画竹的的文与可会弹琴，所以东坡在画家琴上写了这篇铭文。“攫之幽然如水赴谷”，实际就是高山流水之音，东坡是弹琴的高手，正如唐时的王维一样，深谙琴理。与可雅室操琴，东坡在旁静听，与可的琴声幽然不绝，似在与好友作倾心长谈，东坡在琴声中进入忘形忘我之境。苏轼与文氏，属于“雅友”一类，是一生中不多的几位知己之一。
胡丰刚扇面：松荫鸣琴
琴是与笔、砚一样随身所携之物，有琴便有了生趣，无琴不免寂寞。古人说学琴三年，精神寂寞，一旦成功，遂有高山流水之韵，一曲便臻玄妙；蔡邕做出中国第一把名琴，名曰焦尾，其女文姬妙于音律，指法通神。陆游说；“文姬指法传中郎”。“高枝莺啭日正长，幽涧泉鸣夜未央”。琴声如莺啭泉鸣，是浊世里的清响。
或弹琴长啸于幽篁之中，如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或弹琴而申雅怀壮志，如李太白（“手挥五弦，目断归鴻”）；或弹琴而求之音，如俞伯牙；或引凤求凰，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情爱；或手抚空弦，奏无弦之琴以愤世嫉俗，如爱菊的陶靖节；或鸣琴送别，所谓“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古代的文人，一般追求两种人生境界，一是学优则仕，仕则济苍生展怀抱；二是超然物外，终老临泉。所以心有所思，发歌而咏之，抚琴儿啸之。一人独处，见春花而生雅兴，抚一曲琴；读书写字累了，饮一盏茶，听听幽然的琴声；见了秋风吹得木叶如黄蝴蝶，便也要鸣琴而歌《秋声赋》。月明之际；酒酐之后；二三知己相会于雅室之中；对明眸皓齿之时；怨恨悲伤之时；惊喜之时与闲暇之时......这些时候，琴便成为一种必需，只有琴才是解忧发幽的妙品与天籁。琴音永远是文人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闲愁如飞雪，入酒即消融；花好如故人，一笑杯自空。”这是写酒的诗，其实酒与琴都有相同的妙用，不过一种是无色的液体，一种是有声的音乐而已。但琴同样也是雅室中的一种高雅的陈列物，一种可以区别于俗众的显示品。鼓琴是一种技能，一种愉已愉人的技能。它可以营造一种无与伦比的心氛围与生的氛围。史料上曾记载王维不仅诗画双绝，而且琴艺堪称国手，在当时朝野闻名。而我们的“谪仙”李太白，不仅“斗酒诗百篇”，还极善鼓琴，如“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春日独酌》其二）；“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独酌》）；“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早秋赠裴十七仲堪》）。李白的弹琴，与他的舞剑一样，常常是在月下独酌之时，月下鸣琴饮酒，不仅是人生至乐，也是“心雄万夫”的诗人在壮志难酬的处境中一种心灵的宣泄与倾诉，可以说是“欲说心中不得志”了。李白的一位忘年之交崔宗之，曾送过他一把“孔子琴”，崔宗之不幸早逝，他抚琴落泪，并写诗专为纪念。李白爱琴，是他少年时期在峨眉山听蜀僧弹琴时就开始了，琴与剑，诗与酒，与他一生相伴。李白回忆他少年听琴的情况时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随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绿绮是琴名。李白真正属于善听琴者，这样的诗，决非外行可以写得出的。李白书剑飘零，文学上的知音最多，但真正知他心者（政治抱负）却举世寥寥，正如俞伯牙虽然善于鼓琴，惜乎只有钟子期一个知音，众生茫茫，寂寞可知。李白正是这种寂寞的天才。
所以古人爱琴、弹琴，是很有些缘故的，不仅属于文化的一种行为方式，更由于人生况味的一种心灵的需求。因此弹琴就不单单只是一种文艺方面的技能而已。这种现象在历代文人中普遍存在，也许包含了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人生的及心理上的因素。那么，文人们在自己的书案上放一把心爱的桐木古琴，这就不仅是雅的或艺术性的陈设那么简单了。一些文人如陶渊明等等，将无弦的古琴置于案几，不弹而能在心里听出琴音，幽然有出尘之思，这种情况是颇令人回味与深思的。
古代文人雅士，多有以琴为号的，如宋代的傅子云号“琴山”，刘刚中号“琴轩”；清代的赵绍祖号“琴士”、高云号“琴山櫵者”、屠倬号“琴坞”。我在翻阅一些典籍与工具书时，这种以琴为自己的号或为自己的斋堂的，实在是记不胜记。可见古人是多么爱琴。一琴之幽，足可以颠倒古今文坛众生，这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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