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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一期讲完了哥舒翰，咱们就算是把天宝时代的河陇之争讲完了。
在这个时代里，老布是围绕着王忠嗣、石堡城、哥舒翰这三个点展开的。
这一期咱们做个小结，把李隆基时代的开元、天宝两个时期放在一起回顾一下。
从整个战争的态势上看，李隆基接手唐朝的时候，河陇的状态并不算好。
在禄东赞父子的领导下，吐蕃的控制区大幅度的向北推进。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大非川之战爆发的时候，唐蕃博弈的地区还在阿尼玛卿山一线，但随着大非川、青海之战的惨败，吐蕃的控制区已经迫近了河西走廊、湟水河谷。
这个时候，双方博弈的区域围绕着青海湖、日月山一线展开。从地图上看，凭借几次大胜，吐蕃的控制区向北推进了差不多有三百公里。
这种快速改变的局势，让唐朝的应对有点混乱，一度在进攻，还是防御之间出现了摇摆。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时期的吐蕃还没有能力完全控制青海的北部。它对吐谷浑故地的消化也还需要时间，于是双方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均势。
这种均势的表象，就是双方在唐中宗的神龙二年（706年）达成了第一次会盟划界，也是就神龙会盟。
到了唐睿宗时期，他脑袋一抽，把河西九曲送给了吐蕃。
这个举动让陇右丧失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区，直接诱发了唐蕃在陇右方向的激烈博弈。
在高宗武后时期，唐蕃两军的交手，主要围绕着青海湖区域展开，陇右相对比较平静。但河西九曲易手之后，陇右战事的烈度大幅度提升，这些都是拜唐睿宗所赐。
干完这件事儿以后，李旦就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这个烂摊子，都得李隆基来找补。
这就是李隆基接手时的状态，恰恰就是在这个时间，吐蕃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
李隆基刚刚上台，屁股还没坐热乎，十万蕃军就在开元二年（714年）杀进洮河流域，“寇临洮、军兰州、至渭源”。
吐蕃这次进攻深入陇右腹地，这说明洮河流域的唐军，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正是在因为这种严重的局势，李隆基才准备御驾亲征，跟吐蕃玩命。
之后，虽然薛讷在武街大败吐蕃，斩首万余人，但也就算止血而已，并不能彻底改变陇右防线极度承压的局面。
所以，在整个开元的二十九年里，吐蕃依旧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不断对河陇防线发动进攻。
其中，在开元十五年和开元二十九年，尺带珠丹两次御驾亲征，都取得了重要的战果。
开元十五年，蕃军突破祁连山，成功打下了河西重镇瓜州。
开元二十九年，蕃军突破承风岭，兵入湟水河谷，顺手拿下了石堡城。
不过唐朝的反击也很锐利，一样多次突破吐蕃防线，攻克吐蕃的军事据点。
这就是开元年间的战争特点，呈现一种双方互爆的状态。
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集中力量单点突破，对方都守不住。
但从整体上说，蕃军主动进攻的次数远多于唐军。
所以，吐蕃依旧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是确定无疑的。
不过情况也在开元年间悄悄改变，曾经威压北疆的后突厥汗国垮了，纵横西域的突骑施也崩了。
周边环境的改善，让唐朝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吐蕃。而且，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唐朝君臣也对吐蕃的威胁有了清醒的认识，唐高宗时期那种忽视吐蕃的情况，再也不会回来了。
另外，随着河陇战事的激烈，李隆基一直在调整河陇地区的军事部署，这种调整也为天宝年间的反击奠定了基础。
进入天宝年间以后，河陇的战争态势发生了逆转，唐军打出了一波强硬的反击。
这波反击的开端，就是天宝元年的一月三捷，然后一直持续到天宝十三年，分别由王倕、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主导。
其实唐军反击的号角，从开元二十六年就吹响了。
我们之前讲过，在这年七月，李隆基发下诏书，正式向吐蕃宣战。
他在诏书里还颁布了赏格，“有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将。不限白身官资，一例酬赏。”
这封诏书发布以后，唐军的进攻明显增多，但要说取得大量的战果，还要等到天宝年间。
关于唐蕃战争的记载，有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在从公元638年的松州之战开始，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李德裕派兵收复维州截止。唐蕃双方总结交手192次，其中唐朝获胜119次，占62％；吐蕃胜48次，占25％；25次胜负不详，共占13％。
(《吐蕃军事研究》_杨永红)
这个是数据是不是和我们的感觉正好相反？！
明明是吐蕃占据优势，不断扩大自己的实际控制区，但史料上记载的数据，却是唐军获胜更多。
其实，这里面有个如何运用历史材料的问题。
首先，唐史的记载十倍于藏文史料。
不排除有些吐蕃获胜的案例被唐朝史官有意忽略了。这其实也无可厚非，谁写历史都向着自己。所以可能有些吐蕃获胜的战例遗失了，直接导致唐军的获胜比例提高。
其次就是该如何理解“获胜”的含义。
从战争层面上看，获胜和获胜的含义差别巨大。
大非川之战歼灭上万唐军，算一次获胜；
唐军在边境线上，击退一次吐蕃进攻，也算一次获胜。
这二者之间对战争格局的影响，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点，就是唐蕃两军机动性上的差距。
按照《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的记载，唐军比较理想的配置是，两万军队出征，其中负责后勤的杂役为六千人，能够出战的兵力为一万四千人，战马配置的数量为四千匹。
也就是说，五个人才能分到一匹马。
就算是按战斗兵员的人数算，马匹的比例也就28%多一点，但不可能所有的马都是战马，所以也没高到哪儿去。
实际上，从史料记载的案例上看，唐军中马匹配置的比例，远远达不到军神李靖心中的理想状态。
比如说，贞观十五年打垮薛延陀的战争中，李绩帐下“将兵六万，骑千二百”，六万步兵，才配了一千二百骑兵；另外一路由李大亮率领的唐军，“将兵四万，骑五千”。这个比例比李绩多了不少，但也才占到了12.5%，远低于理想数值。
那为什么唐军早期经常能打出长途奔袭、狂飙突进的战例呢？
这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是唐朝“南北兼跨”的政治格局；
隋唐是中原王朝里比较特殊的状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南北兼跨”。
这地方“南北兼跨”指的是隋唐是具有胡汉二元性的政权，君主既是农耕地区的皇帝，也是游牧地区的可汗。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天可汗”。
（《“天可汗”称号与唐代国家建构》_刘子凡）
虽然对游牧地区来说，“天可汗”多少有点荣誉头衔的意思。但唐朝前期确实能够凭借自身强大的力量，来左右周边的游牧势力。
另外，唐朝人的华夷之辨思想也比较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胡人领兵的例子。
凭借这种“南北兼跨”特点，唐初军队出征时，通常会征召大量的游牧军队。
比如说在打突厥的时候，跟着唐军的是回纥、薛延陀，打吐谷浑的时候，跟着唐军的是突厥和契苾，打薛延陀的时候，跟着的是东突厥、回纥，打高昌的时候，是东突厥和铁勒。
在这种征召状态下，仆从骑兵的数量，经常超过唐军的数量。
比如说《新唐书突厥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三年征阿史那贺鲁的时候，唐军的配置是“发府兵三万，回纥骑五万击之”。
也就是说，唐军机动性不足的问题，由大量的仆从骑兵补充。
其次就是唐太宗时期推行的马政。
李世民接手唐朝以后，深感战马不足，于是大肆鼓励养马。到了高宗时期，养马的数量已经高达七十万六千匹。
但养马是个技术活，不是养活了一匹马，就能做战马用。
另外，养马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老百姓从心眼里都不愿意养马。
唐朝的马匹数量在高宗时期达到巅峰以后，很快就快速回落。
《新唐书兵制》里记载，“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酬一游击将军。”
这就可以看出来了，到了开元年间，唐朝缺马都到什么程度了。官员拿着空白告身到边境买马，三十匹战马就能换个游击将军。
紧接着，李隆基又在开元九年颁布诏书，要求天下养马的老百姓，都优先供应军队和邮差使用。结果昭命一下，老百姓更不养马了，骑马射箭的人越来越少。
后来为了鼓励养马，政策又改成了“家里养十匹马以上的，免除驿站邮递和出征”。然后又在内蒙河套地区开放马市，大量收购突厥部落手里的马匹，这才让唐朝缺马的状态开始缓解。
我们之前说过，王忠嗣主政朔方的时候，只要突厥人来卖马，就高价收购，就是这种政策的反应。
经过这一轮政策的鼓励，玄宗时期马匹数量逐渐恢复，从二十四万匹，增长到了四十三万匹。
大家注意到没有，马匹数量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的曲线，正好和唐军战斗力的起伏相吻合，也正好与吐蕃强势扩张的节奏相吻合。
也就是说，吐蕃强势扩张的阶段，正好是唐军马匹数量回落的阶段。
有些人只看到了马政的成果，就单纯的认为唐军不缺马。
家里养着七十多万匹呢，乌嚷乌嚷到处都是马。
其实养马数量是个动态数据，不是李世民养马多，唐朝就一直马多。
而且就像刚才说的，养马是个技术活，不是有四条腿就能当战马使。驴也有四条腿，你怎么不骑着驴冲锋啊！
所以，唐朝的马匹富裕是个短期现象，长期来看唐朝缺马的问题，一直都没彻底解决。
我们回来接着说河陇，天宝元年唐朝设置了十个节度使。
河东管兵五万五千，马一万四千八百匹，占比27%；
河西管兵七万四千人，马一万八千八百匹，占比25.4%；
北庭管兵二万，马五千匹，占比25%；
朔方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一万四千三百匹，占比22%；
陇右管兵七万五千人，马一万零六百匹，占比14%；
从这个数据上就能看出来，只有河东、河西、北庭、朔方四镇，达到了李靖的理想状态。
陇右这么重要的地方都没达标，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安禄山麾下的范阳，兵九万三千五百，马只有六千五百匹，占比只有7%；平卢管兵三万四千八百，马五千三百匹，占比也就只有15%。
（《论唐代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的军事地位及其成因》_李文才）
说完了唐军，咱们再来说说蕃军。
《册府元龟》里记载：唐德宗贞元三年的时候，一个使臣访问敦煌，他就偷摸打听了一下，吐蕃军队的数量。得到的结果是军队有“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余匹。可作战者仅三万人，余悉幼童，备数而已。”
这个数量告诉我们两件事：
一个是蕃军马匹比例是145%。
这也就意味着，蕃军出征时一人双马，肯定没有问题；
另一个是到了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吐蕃战争潜力基本已经榨干了。
所以唐军才会在贞元年间重新打出了反击。
(《吐蕃军事研究》_杨永红)
有了上面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大致还原出唐蕃战争的状态了。
吐蕃打赢了，唐军跑不掉；
吐蕃打输了，唐军追不上。
所以我们看唐军获胜的案例里，缴获的东西，基本都是牛羊牲畜，再就是老弱妇孺，因为年前力壮的都跑了。
这种情况是一百多年战争中的常态，除非唐军事先占据有利地位，堵住撤退之路，才有可能大量杀伤蕃军。
这种案例相对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薛讷的武街驿之战、韦皋的维州之战，都是借助峡谷丘陵地貌，杀伤数万蕃军的战例。
说到了唐军获胜的例子，我个人觉得对唐史里的记载区分一下。
以我个人对史料的理解，我觉得唐军获胜的案例，应该分成了几个等级：
只有记载；
有斩获（牛羊牲畜）；
有明确的斩获数据（杀多少人，擒多少人）并且献俘长安；
攻城略地；
攻城略地，并派驻官员。
我感觉有这五个等级，就差不多了。
其实这么区分，除了真别获胜的强度。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甄别是不是在冒领战功。
现在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就拿开元二年（714年）来说，唐史记载“吐蕃入寇陇右，郭知运击败之”。
这就是属于典型的有记载，没斩获。
很有可能是吐蕃发动了进攻，郭知运带兵援救，吐蕃自己撤军了。但在唐史里，也记载为一次获胜。
到了八月，坌达延，乞力徐等率兵十万寇临洮，掠群牧。
唐史里的记载为“陇右防御使薛讷，副将杜宾客、郭知运、王睃、安思顺御之。”
这个“御之”到底是打赢没打赢，就没法判断了，这就属于胜负不详的例子。
到了十月，蕃军卷土重来，再次发动进攻。
薛讷与王睃在武阶驿，大破吐蕃。
史料里明确记载，唐军“斩首一万七千级，获马七万七千匹，羊牛四万头”。然后唐军追击，“又败之，获数万人，擒其将六指乡弥洪。将士尽收其所掠羊马，并获其器械不可胜数。”
这是一场战役中，两次相连战斗的记载。
很明显，第一次战斗的斩获记载的非常详细，相比之下，第二次战斗的斩获就写得模糊多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唐军大胜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新唐书吐蕃传》里还有一个记载，说战后“诏令紫微舍人倪若水前往按实记战功，且吊祭阵亡将士，敕令州县埋葬吐蕃的战死者。”
这说明战功报上去以后，李隆基都有点不相信，专门派了一个钦差去检查。
这种情况下，造假的成本就有点高了，基本可以认定战果。
那么还有没有造假难度更高的呢？
当然还有！
比如说，开元二十六年3月，杜希望拔吐蕃新城，设威戎军。同年4月，他再次发兵夺吐蕃河桥，于河左筑盐源泉城。蕃将领3万人来援，杜希望率兵击破之，置镇西军。
这种攻城略地，设置军镇的记载，基本不可能造假，应该都是实打实的战绩。
还有一种是完全不可能造假的情况，就是攻城略地＋朝廷派官。
天宝十三年的三月，哥舒翰破吐蕃洪济、大莫等城，并收九曲。
到了七月，哥舒翰上奏，“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
这都已经设郡任命太守了，完全不存在造假的可能性了。
其实最好方式应该是把藏史的记载，也用这种方式梳理一下。只可惜藏文史料的记载很少，而且基本不写战果，所以没法区分。
用这种方式梳理历史记载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开元的二十九年里，吐蕃依旧控制战争的主动权，他们发动进攻的次数更多，取得战果也更显著。唐军虽然也在不断反击，但明显处于下风。
但到了天宝年间战场的态势逆转了，唐军主动进攻的次数超过了吐蕃，战果也更加显著。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天宝时期的唐军夺回了战场主动权，并且成功的将边境线向南推进了。
作为这种判断的支撑，我整理汉藏史料中所有相关的记载。
在开元年间，双方交手总计23次，其中吐蕃进攻14次，唐军进攻7次。也就是说，蕃军的进攻占比高达70%。
可到了天宝年间，数据变成了，总计交手16次，吐蕃进攻5次，唐军进攻11次。唐军主动进攻的比例到了68%。
我觉得这种数据反转，是可以代表战争态势的。
我们今天讲得主要是河陇地区的状态，其实在李隆基颁布诏书以后，西域唐军、剑南唐军也一样发动了反击。
从下期开始，我们就要把视线从河陇移开，再次投向西域。
咱们来聊聊玄宗时期，西域的两个关键点——勃律和突骑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