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2年冬，寒风凛冽的北京城外一支人数达3000人的整齐队列在时任辅政亲王济尔哈朋的带领下静候着远方一支同样规模使团的到来。是何人能让当时横扫中原满清权贵动用如此阵仗恭迎？显然那支远道而来的队伍要么是大清皇帝重视之人，要么是与大清同等地位的国家或政治实体。这种猜测合情合理，但是事实却更甚！这支队伍不仅是大清帝国入主中原第一人帝王-顺治帝所重视的，而且亦是来自与大清对等的政治实体的。没错，这支队伍来自西藏且首领乃是藏地实权者、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
对于笃信佛教的顺治帝而言，远在拉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能够亲自带队来访于其本人及新生的大清帝国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五世达赖的到访不仅可以满足顺治帝追求佛教真理的私心，也是大清继承大明对西藏宗主权的明证。反过来看，五世达赖的此次带队亲访北京城也是藏地寻求平衡的一项重要举措。毕竟明末起，蒙古部落不断深入青藏高原让藏族部落上下惶恐，虽同样信奉藏传佛教，但终究非我族类，因此藏地上层急需找到外部能够制衡蒙古人的势力，而崛起的清朝的确是最佳的选择。由此，以五世达赖访问北京城为起点，藏地开启了持续逾半个世纪的满蒙博弈！
五世达赖与顺治帝会晤
蒙古人迁入青藏高原的历史悠久，最早发生于元代初期。公元1247年，蒙古宗亲阔端代表蒙古汗庭与与西藏萨迦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城会盟。此次会盟确立了西藏从属于中原王朝的历史地位，为蒙古人迁入青藏高原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蒙古人信仰从崇拜自然的萨满教转向藏传佛教。凉州会盟后的整个元代，由于进入青藏高原的障碍完全扫除，因此迁入的蒙古部落络绎不绝，一度造成了青藏高原东北部（即今青海地区）一定程度的蒙古化。不过彼时蒙古人作为统治阶级，即便对当地藏民造成了一定挤压，但藏地高层却“自觉”地忽略了过去。
蒙古人的辉煌并未恒久。1368年，随着明军攻破元朝大都，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瓦解。中原大地的变化亦给远在拉萨的藏地高层以极大的震动。毕竟当初藏地归附的是立都北京虽是蒙古人所建但实则中原王朝的元朝，如今元朝即灭，那么是否意味着藏地应该效忠新的王朝-明朝呢？面对明朝派遣而来收回元朝旧敕旧印颁发明朝新敕新印的使者，藏地宗教上层在简单商讨后决定接受，由此西藏地方转为了明朝藩属。藏地归附明朝之举对蒙古部落南迁造成了一定影响，毕竟明朝与蒙古对立，如果不是归附，那迁移至青藏高原无异于投敌。当然除了政治因素外，明初光复河西修筑长城阻隔蒙古部落南进青藏高原的通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明朝阻蒙古部落迁入青藏高原的历史并未持久。当时间进入16世纪后，随着明朝卫所边防体系的腐朽没落，河西长城阻碍蒙古与藏地沟通的作用愈发名存实亡。这种名存实亡的直接体现便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黄金家族后裔、达延汗之孙俺答汗自河套地区越长城远赴青海修仰华寺皈依藏传佛教并赐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以达赖喇嘛之尊号。俺答汗的来去自如充分体现了明朝后期长城防线的名存实亡，同时其皈依藏地主流-藏传佛教格鲁派之举亦令当时的蒙古部落与藏族有了共同的信仰为蒙古部落的再次南迁奠定了地理及信仰的条件，加速了蒙古部落南迁青藏高原的历史进程。
俺答汗
蒙古部落大汗虽是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但作为世俗的部落首领，他们对地方权力的欲望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蒙古部落在青藏高原壮大之后，自然而然地，他们便试图掌控当地的一切。这种转变看似缓慢，但一旦开启则必定会加速。而这一历史进程的开启者则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
固始汗，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其年少时即展现了一名部落首领优秀的领导能力和外交能力。少年时，其作为卫拉特蒙古部落之子单骑亲赴藏地化解卫拉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间的部落冲突而被黄教活佛东科尔呼图克图和喀尔喀蒙古领袖尊赠“大国师”称号，由此的固始汗之称号（汉语“国师”音译蒙古语即“固始”）。当然单骑化解卫拉特与喀尔喀两部蒙古冲突并非是其染指藏地大权的起点。其染指之举真正的起点乃是1634年藏地黄教（即格鲁派）摄政者索南群培和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共同致信固始汗请其出兵覆灭当时据有拉萨的藏巴汗政权（噶玛王朝）。1637年，固始汗依约出兵攻入青海、西康。经5年奋战最终于1642年攻破噶玛王朝最后据点-日喀则完成了确立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藏地独一无二宗教地位的政治、宗教诉求。其后，一统藏地的固始汗重建布达拉宫、扩建大昭寺，并形成了汗庭、班禅、达赖、第巴四巨头的政治格局。
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之举的确有助于其确立在藏地的正统地位，但同时又无疑是引狼入室之举。固始汗明面上是为班禅、达赖扫清障碍，实则是在躲避卫拉特蒙古准葛尔部压力向外寻求拓展生存空间。在其一统青藏高原之后，固始汗自然不会放弃这块肥肉，因此成为了藏地实际的掌控者。藏传佛教格鲁派名义上追求宗教上的唯我独尊，但当实际站到了权力的巅峰，世俗的利益难免会让格鲁派上层所动心，就此他们与和硕特蒙古人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这种利益冲突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五世达赖亲自率领使团应大清帝国顺治帝之约访问北京，他显然需要引入清朝的力量来制衡和硕特蒙古。那么他会成功吗？
固始汗卫黄教
不得不说五世达赖喇嘛是17世纪藏地少有的杰出政治家，其亲访北京的举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通过与顺治帝的深谈，他不仅将自己的身影牢牢印刻在这位崇尚佛教的年轻帝王心中，更是将清朝的影响力引入到了雪域高原。清朝伸手青藏高原是有其作为中原统一王朝的历史冲动的，毕竟清之前的元明两朝均是西藏的宗主，因此它不可能放弃西藏。面对东部大清帝国的伸手，和硕特蒙古内部虽有一百个不愿意，但迫于实力的差距它不得不默认了这一事实。由此西藏进入了蒙古汗国与中原清朝两强平衡影响的局面。
达赖六世凭借超高的外交能力有效地平衡着藏地与蒙古、大清两者的关系。在达赖六世执政期间虽有因和硕特蒙古主动归附大清而引入了另一部卫拉特蒙古-准葛尔部（通过五世达赖弟子、准葛尔汗国建立者葛尔丹）与驱逐和硕特部任命的第巴（即达赖的总管）改立其弟子桑结嘉措这两大变故，但却并不妨碍他通过平衡两者关系为藏地宗教上层赚取最大收益。然而五世达赖只是号称“活佛”，但他终究不是寿与天齐的真佛，1682年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圆寂于拉萨布达拉宫。随着五世达赖的死亡，被其推上第巴号称藏王的桑结嘉措开始膨胀。藏王桑结嘉措私心权欲极盛，他不仅操控六世达赖，甚至一度计划通过毒杀和硕特汗国拉藏汗（固始汗之孙）来问鼎雪域权力巅峰。然而很不幸，他的计划败露，不仅自身被拉萨汗反杀，还连累六世达赖、藏地杰出诗人仓央嘉措并最终导致仓央嘉措于青海湖畔圆寂。
以桑结嘉措的失败为开端，藏地黄教（格鲁派）上层重掌青藏高原大权的夙愿彻底如东流水一般破产。没有了灵魂人物的格鲁派开始沦落为拉藏汗及后进的准葛尔势力统治青藏高原的傀儡。尘归尘土归土，宗教终究需要恢复其本来色彩，藏地的命运显然唯有一条道路—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
仓央嘉措
反杀西藏第巴、藏王桑结嘉措的拉藏汗并非是最终的胜者。1709年，康熙帝委派钦差大臣赫寿进入拉萨协助拉藏汗“办事”起，藏地彻底丧失事实上的独立。1717年，准噶尔汗国大汗策妄阿拉布坦派策零敦多布南下攻入藏地，杀和硕特汗国拉藏汗，将清朝“委任”的新六世达赖阿旺伊西嘉措囚禁在拉萨药王山。面对西藏的失守，清政府彻底意识到否定原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错误，放弃阿旺伊西嘉措改立藏地僧侣通过灵童转世制度找寻到的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并于1721年由康熙第十四子、大将军王胤禵率大军驱逐准葛尔军光复藏地。就此藏地翻过旧的一页历史篇章进入了融入华夏的新阶段。藏地百年摇摆，从成功到失败，最终还是融入华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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