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出自儒家经典文本《大学》，我国古代的大学是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为基础，讲究读书，做人的道理，成就完善人格、道德君子的终极目标。
后世儒家提倡真正的道德不单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注重的是知行并重的学问。
朱熹把《大学》定型为“三纲八目”， “三纲”亦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发扬本来具有的光明的道德心，在亲近人民的过程中推广光明的道德心，最终实现以至善的道德实践为目的的三大原则。
“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
个人道德的实践应以道德心为基础，要把道德拓展开来，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如果说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是“治国、平天下”，那么“格物致知”就是起点，成为圣人的起点，也是理学的起点。
“格物”和“致知”是两项最基础的实践工夫，是道德修养层层递进的根本，我们以宋明儒学中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来分别解释一下“格物致知”。
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指的是“即物穷理”，意思是宇宙万物都有道德价值之理，道德的实践，必须要对事物加以穷究，并与人充分讨论，从而把握道德价值和道德实践的意义和道理。
程朱理学注重的是世上所有的普通人必须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做学问，看重道德的认知，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
陆王学派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则认为，“格物”指的是“正行为”，“致知”就是“致良知”。实践道德的基础在于每个人所具备的良知和最根本的道德心，认为最重要的是承认良知的存在，并把良知在现实中通过道德心充分的表现出来，王阳明看重的却是道德的实践，讲求当下就有的道德体验，是一个向内反思的过程。
这两种观点虽有所不同，但实质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我们把这两种观点综合为：实践道德的目标，一方面向外学习，一方面又要向内反思，将外在学到的知识，通过内在的反思来理解和消化，“求学与做人，贵在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大学》一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成书远在先秦时代，东汉郑玄为之作注，唐代韩愈在《原道》引用其中的“修身齐家”的言论，来论证儒家对现实伦理的重视程度以后，将《大学》视为儒家的基础，才引起了儒学者的广泛关注。
进入宋代以后，为了封建制度建设的需要和“道统”意识的强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便把《大学》从《礼记》里抽出来，独立成篇。并把它和《论语》《孟子》《中庸》合编成《四书》，更将《大学》视为“初学者入德之门”， 随产生了庞大的“理学”的思想体系。
明代王阳明生活在明中叶时期，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另一方面思想领域又出现了一些活跃的思潮，这些活跃因素催生了王阳明的思想，让他依据“格物”、“致知”建立起自己的“致良知”哲学体系，成为自他以后思想界的主流。
朱熹认为《大学》原文欠缺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觉得原文有佚失，故写成《格物致知补传》来补充。“即物穷理以致知”，穷究一切事物之理，来促进道德实践的认知，体现事物的道德价值之理。从义理上来说，他把《大学》内容补充的更完整，更系统。
朱熹的“格物”是通过阅读经典、增长见闻，来唤醒内心固有的天理。“物”在心外，“格物”有一个从外向内发展的渐进式的步骤。
王阳明则把“格物”视为身心上的功夫，“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认为“格物”是由内而外的实际认知。
王阳明在“格物”上前后也出现了两种观点，他的思想发展的中期阶段认为“心即理”，“格物”就是意根而深入的心之“理”，到了他的晚期思想阶段，“格物”就建立在“致良知”基础之上了。
“格物”经过王阳明的先后改造，从“天理”到“良知”反映了王阳明在认知层面上的深化。“致良知”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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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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