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我们需要的经济学家，可以让全球经济再次复苏？
医生在吗？全球经济欲振乏力，群医束手无策。希腊按医生的处方服药，换来的却是高达26%的失业率。葡萄牙遵从削减预算的规则，葡萄牙人却要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去找工作，因为国内根本没有工作。德国尽管拥有高额贸易盈余，但也复苏乏力。根据Sentier Research的数据，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中值较2007-2009年经济最衰退时还低3%。
无论医生开的是什么药，这些药都不奏效。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最近说，英国央行的政策是“一锅大杂烩，里面有未经确认的假定与报道、偏袒一方的理论、缺乏坚实理论基础的经验主义规则、预感、直觉和一知半解的见解”。但他认为，这比很多其他国家尝试的政策还要好一点。
但有一位医生，他的处方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用。没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46年就死了。但即便如此，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投资者和政府官员对于如何挽救全球经济，比众多拥有动态随机模型的现代经济学博士都更有资格给我们上一课。他曾正确诊断大萧条的症状，现在这些症状已经重现，所幸规模较小：长期失业，通货紧缩，货币战争以及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
凯恩斯有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见解：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的方法，不能帮全球经济渡过难关。如果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失业，全家可以并且也应该节衣缩食、量入为出。但在经济全面疲软时期，大家不能同时都这么做，因为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消费者为增加储蓄而将开支削减得越多，越多过去靠他们付钱而生活的人被迫削减自己的开支，从而造成螺旋式经济下滑，这称为“节俭悖论”。收入迅速缩减，储蓄就会不升反降。结果就是：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说，如果公司不愿意投资，消费者不愿意花钱，政府就必须加大支出或减税，来打破这种危险的循环，这两种手段都可以让人们口袋里有更多钱。政府应在经济繁荣时期把盈余拿出来偿付债务，并且吸纳民间的过剩需求。
凯恩斯并非狂热的激进主义者，他说，经济学家应该像牙医那样，既谦逊又有能力。他希望修复经济，而不是把经济拔了。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969年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现在美国仍有很多人认为经济萧条是上帝的安排。我想凯恩斯证明了它的发生责任不在于上帝。”
凯恩斯理论掀起的热情几经兴衰。上一次人们追捧这位腼腆的英国人的理论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曾经过度借债、把住宅当成提款机的人一夜之间开始紧衣缩食，削减开支来偿还债务。紧张的首席执行官们不约而同地缩减公司投资。这导致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匮乏，失业率上升，2009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10%。甚至通常回避凯恩斯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在亲眼看到经济现状之后也承认这就是“节俭悖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彼得·特明(Peter Temin)说，“经济崩溃时，大家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利伯维尔场主义拥护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2009年为《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撰写了一篇名为“我如何成为凯恩斯主义者”的文章。2009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7870亿美元刺激计划，虽然比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倡议的规模要小，而且是在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无一投票支持的情况下通过的。甚至一向坚持紧缩政策的德国，也抛开顾虑，通过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刺激计划。
危机使凯恩斯理论大行其道，但也让德国财政部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这类人士愤愤不平。施泰因布吕克在2008年抱怨说，“从来都不碰赤字支出的人，现在也开始几十亿地到处扔钱。从奉行了几十年的供应端政治一下子变成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这种转变令人震惊。”
这股凯恩斯热潮并未持久。欧洲政府又转向紧缩政策，认为这么做会消除投资者的顾虑，促进投资，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但这些美景并没有出现。日本政府一直用大规模赤字，来补偿家庭和企业长期不花钱的影响，但今年4月也开始动摇，宣布把增值税从5%提高到8%，给日本停滞的经济复苏又浇了一盆凉水。
由于财政政策“在战场中失踪”，世界各大国的央行挺身而出，准备亡羊补牢。美联储将利率降至接近为零，甚至这都没用时，它又尝试了一些新的办法：购买债券以降低长期利率（“量化宽松”），并向市场发出信号，即使经济走向复苏道路后，利率也会保持较低水平（“前瞻指引”）。这些措施效果有限，有人认为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但事实恰好相反。凯恩斯的理论是，一旦利率达到零，货币政策就不再有效，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减税和增加支出。
无论经济事实如何，全球复苏迟缓让人对政府干预以促成经济好转的能力表示质疑。刺激在美国中期选举中不是什么好词；奥巴马今年30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维修法案无疾而终。德国的贸易伙伴要求德国利用其经济实力成为欧洲的增长引擎，但德国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利益，扩张自己的经济。
全球股市在今年10月中旬出现的震荡，暴露了投资人对经济再度衰退的深深担忧。尽管美国经济在财政政策拖累下仍有足够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速放慢，日本因提高消费税而自讨苦吃，欧元区18国第二季度也出现经济零增长。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10月对彭博说，可以说情况根本不够好。他说，“你需要四个轮子才能驱动，否则车开得不会平稳。”
这时神医凯恩斯就派上用场了。他说，在正常时期，降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利率降低会促使消费者消费，而不是储蓄，时刺激企业投资。但当利率降至接近零的“较低区间”时，央行几乎无能为力，而财政政策（税收和支出）作为解决需求不足的手段就变得非常有效。政府可以提高支出刺激需求，而不必担心会排挤私人投资，因为存在大量闲置产能，而且政府支出也不会提高利率。
穿越时空的经济救世主？
这是经济学家发现的最接近免费午餐的办法。说话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凯恩斯认为，在深度衰退中，政府无论怎么刺激经济，做了都比不做好—甚至把装满钱的瓶子埋在煤矿里让人们来挖都行。
当然，如果钱花得适得其所更好。有鉴于美国急需更好的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设施的现状，就算不用脑子想也知道政府现在修建这些基础设施时机再好不过，因为有现成的人手和便宜的贷款。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在2012年说，基础设施投资甚至可能靠自己回本，部分因为它可以让人们保住工作，让他们的技能不会荒废。
如果富裕国家的政府无所行动，希望经济自己复苏，它们可能会陷入与日本同样的境地，日本自从战后经济奇迹在1990年突然结束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停滞。“日本式通缩”是经济长期停滞的结果，比较难解决。与对抗流行病或叛乱一样，关键是在敌人势力坐大之前迅速行动。如果家庭与企业都不肯花钱，就算提出经济刺激方案也未必有效。
凯恩斯这人有时也难以相处而且有些反复。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写得不好、组织混乱、好斗爱辩，而且在致谢部分也不够慷慨”。但他在最后总结说“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天才之作”。
无论你爱他还是恨他，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没有一个人像凯恩斯一样。他是一位政治家、哲学家，他热爱芭蕾舞，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一道都是演出者、知识分子团体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他作为投资者曾经大起大落，最后去世时家产丰厚。1919年，他在其高瞻远瞩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谴责一战后要求德国的赔偿过于严苛。这笔赔偿由于惩罚性太高，终于帮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第三帝国创造了条件。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经典著作《通论》中实质上发明了宏观经济学这一领域。从1944年直到两年后他62岁去世前夕，他带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奠基谈判。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思想。肯尼迪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在1963年说服总统提议减税以刺激需求。海勒在1987年对《纽约时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位总统支持和采纳凯恩斯主义。”
从1970年代开始，凯恩斯遭到质疑，因为他的理论无法立刻解决滞胀问题—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同时并存。学院派经济学家纷纷倒向“理性预期”的新理论，认为政府不可能通过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供应端的经济学家则说，凯恩斯忽略了低税率如何通过促进就业和投资来刺激长期增长。瑞典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在1983年为凯恩斯百年诞辰大会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不成功的政策和令人困惑的辩论，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于混乱。”1980和1990年代崛起的新凯恩斯主义，试图在凯恩斯的世界观中注入理性预期理论，同时保留他对物价和工资“黏性”的观察—即在经济不景气时，物价和工资不会下降到足以平衡供需的水平。新凯恩斯主义者中既有保守派经济学家，如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也有伯克利的德隆这类自由派经济学家。
在华尔街，凯恩斯主义从未真正消逝过，因为他的理论对于解释短期波动非常有效，而华尔街银行经济师的工作就是预测短期波动。德银证券(Deutsche Bank Securities)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尔尼亚(Joseph LaVorgna)说，“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他，进行预测时，我们主要采取的都是凯恩斯的观点。”
不要斗了，快来“国际清算联盟”
如果凯恩斯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警告世人避免重蹈1937年的覆辙。当时由于政策错误，让本来有望复苏的经济演变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双谷衰退。那一次，欧洲是危险区；其次是美国。所谓大萧条实际上是美国经济的两次重挫。第一次重挫在1933年结束，之后一连4年，美国的产出增长每年平均达9%以上，是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复苏之一。究竟是什么让复苏中止，仍有争论。达特茅斯大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认为，罗斯福政府通过回收黄金、将黄金剔除在美国的货币基础之外，从而触发经济再度衰退。这一防止通胀的举措太过成功，以至于造成通缩。麻省理工学院的特明说，“我们现正处于一种1937年的时刻，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段警示性的历史。”
现在和当年一样，走出低谷需要国际协调行动。任何试图单独行动刺激增长的国家都面临无以为继的危险；因为单独行动的国家取得的购买力，会大量花在进口上，对国内产值或就业并无帮助。同样，想占贸易伙伴便宜的国家可能让货币贬值，一方面增加本国出口（并且创造就业），另一方面减少进口（损害他国的就业）。这正是以邻为壑经济政策的定义。凯恩斯为这种协调行动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他在去世前最后几年，极力主张采取这种办法，但在1944年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美国代表、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亨利·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提议所击败。凯恩斯的办法是，成立一个“国际清算联盟”，以保持贸易和投资基本平衡。
当时的问题和现在一样，是债权国拥有所有的权力。它们可以要求债务国首先支付长期贷款的利息，而不是先解决喂饱其国内儿童这类问题。但凯恩斯认为，债权国也有责任需要承担。换成今天的情况，就意味着德国人应该更多到米克诺斯岛度假，购买更多波特酒，让希腊人和葡萄牙人赚更多他们急需的欧元，来偿还他们从德国银行借的贷款。
一个大问题是，今天的国际金融架构是否能够因应重建全球贸易和投资平衡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吉安·玛丽亚·米莱西·费雷蒂(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说，“他的观点在目前比以前全球经济处于低谷时更加具有重大意义。”
凯恩斯曾提议成立国际清算联盟，但这项建议一直未获采纳。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正在试图成立一个替代性组织。德国在敦促法国和意大利采取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的紧缩措施时，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大理会。德国经济部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10月20日在柏林参加一个联合部长级会议前说，“昙花一现式的短期刺激计划”并非是提振经济增长的办法。德国和法国由于相持不下，将一个联合提议推迟到12月1日。
就这样，在病人病痛的同时，医生们却打成一团。凯恩斯在经济大萧条开始时也看到了同样的乱象。他在1930年写道，“我们已经把自己搞得一团乱，我们想控制一台精密的机器，却不明白机器如何运转。结果就是，在通往财富的道路上，我们可能已经浪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凯恩斯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出路。 （Peter Coy/周末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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