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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问答】
4月20日网友肇基王绩先生提出问题：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为什么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具有了“直”的品格？如果做了坏事也相互隐瞒，这样也算“直”吗？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的直跟上面的一样吗？
儒家有两个极其鲜明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内重仁，而外重礼。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非但越来越不理解孔老夫子的这种理想的实际意义，而且还逐渐的开始因为对礼的推崇，而怀疑儒家思想的价值。
因为，“礼”给绝大多数人的直观感受，就是一套名曰规范，实为束缚人们行为的规则。因此，儒家也就自古即被许多“爱好自由”的人，扣上了迂腐的，保守的，拘谨的，乃至由不近人情，到蔑视人性，再到最后干脆是摧残人性的帽子。
然而，这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因为儒家推崇礼，宣扬礼在对社会管理中的意义与价值，其目的非但不是为了摧残人性，而恰恰是为了阻止人性堕入到世俗的泥沼之中，陷入到统治者设计的法律陷阱之中。因此非但全无对人性的蔑视，相反恰恰是基于对人性自身的伟大的信仰。
对此，《论语》中记录的一则故事，是最具说服力的——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个故事是说，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作为儿子亲自去告发。”孔子说：“我们那里的正直者，与此不同。父亲设法为儿子隐瞒，儿子设法父亲隐瞒，而正直就在这其中。”
乍一看，孔子在这个故事中所传达出来的观点，不仅是令人费解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以维护社会的基本公平与正义，进而给社会成员，带来最基本的安全感。
难道一向推崇礼，重视仁的孔子，会连这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明白？如果偷了人家的东西，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能够称得上仁吗？
当然不是。因为孔子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根本就不是偷了羊应不应当受到惩罚的问题，而是要阐述什么“直”的问题，是要阐述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来管理社会的问题。
因为，“直”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物，才能够确定。在这里，孔子和叶（读shè射）公各自所代表的，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物。
叶（读shè射）公，是由楚王任命的，楚国叶县的行政长官。所以，叶公无论其自身是不是贵族，其当前所有的地位，都是法律的产物。所以，他代表的是世俗的法律，他所秉持的判是断非的标准，所用来确定曲直的依据，也都是世俗的法律。
孔子，是重建礼制的旗手，就是礼代表。所以，他所秉持的标准与依据，一定是礼的精神。反过来说，孔子在这段对话中，所持的那个依据，也就是礼的精神之所在。
孔子在这里所持的依据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从哪个角度看过去，能够认为孔子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显然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人性——人的天性。“父为子隐”是因为父亲爱儿子，“子为父隐”是因为儿子爱父亲。父子之间的这种爱，是人类最基本的天性。
这就是说，叶公的“直”是基于法律的“直”；孔子所说的“直”，是基于人性的“直”。叶公的“直”，至少建立在对人性的忽视之上的；孔子的“直”，则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维护之上的。
而这恰恰就是礼与法的根本区别：
礼源于天道的，法是出自人心的；
礼是对客观规律的落实，因此从本质上说由天制定的。法则是由人为制定的；
礼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法是为个人，至多也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
礼的目的使人的行为，不违背天道，也就客观规律。法的目的是让人能够顺从制定者的意愿；
对人性而言，法是束缚，礼则是保护；
与法相对应的，是现实的名与利。与礼相对应，则是人性的自由。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非常清晰的明白，孔子在这段对话中，所要传达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以及在其对礼崩乐坏的感叹背后，所隐藏的那种忧患又是什么。
因为，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恰恰是随着礼制的崩坏，礼对社会的影响，和管理能力日渐衰退。而出于对社会管理手段的客观需求，法正在逐渐走向台前，其地位变得日益重要，其影响变得日益普遍。
然而与之并行的则是：
第一， 社会上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是源于人类的天性，或曰天道；另一种则是由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法律，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世俗观念。
第二， 随着第二种标准的出现，在人们几乎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乃至人性本身，都开始发生了扭曲。在人们因为获得了法律的认同与赞赏，而拥有了世俗的光鲜的同时，人性的光辉却开始日渐黯淡。
事实上，这种忧患并不仅仅是为孔子所独有，相反，这几乎是包括法家在内的先秦诸子们，所共有的忧患。所以，庄子无限痛楚的感慨到：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在以牺牲自我的天性为代价，去换取世俗中的名与利。
而更加让人感到遗憾的则是，以此为代价，以牺牲人性的本真为代价，换来的法的世界，却非但不是，而且不可能是一个平衡而稳定的世界。因为，以区区人为制定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效而全面的应对现实中，几近无限的纷繁复杂的。
事实上，对此当时的人们就早有所见了。
因此，《论语》中的这则完全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又被后来的许多反复演绎，变成一道法律与人情的二难选择命题。而其演绎出来的结果，则是那些显非人情，逆人性政令：
要么，不为正人君子取——《韩非》：“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执而罪之。”（注意，杀的是那个把偷羊的父亲送到官府的儿子。）；
要么，必然迫使顺民为奸邪——《吕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
所以，孔子感叹礼崩乐坏，周游于列国之间，以求重建礼治。其目的，
就是要阻止人性向世俗的泥沼中，向法律的陷阱中的滑落。
就是要以礼为通道，保持人与天地，人性与天道的通达。
就是要以礼为屏障为天下保住人性的光辉，要为天下人保住人性的自由。
所以，当有人问他，是不是应当以德报怨的时候。他直接反问到：如果以德报怨，那么你拿什么去回报人家给你的恩德？所以，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里的“直”与上面所说的那个“直”从内涵上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出于人性的，以人的天性为参照物的“直”。
只不过，如果说在与叶公的对话中，孔子所要阐述的是，与所谓的法律相比，人性更加重要，更加值得尊重的话。那么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则把这个对比的范畴，扩大到了一切存在于世俗的之中的，与天道向北的观念之上。而这些观念之所能够被世俗所接收，无外乎就是因为其背后或者隐藏着名誉，或者隐藏着利益。所以，孔子的意思是说，任何名与利，都没有人性的自由，更值得尊重和追求。
所以，孔子真正要告诉人们的，大概是两句话：
第一句，是任何法律都不应当建立在对人性的蔑视与束缚之上，或者说，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来束缚和摧残人性。因为人性，以及对人性的尊重，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第二句，则是任何人，都没有必要为了屈从于所谓的法律，或者所谓的世俗的观念，而扭曲自己的人性。
因为，人不是为了肉体的存在而活着，更不是为了获得名利的勋章而活着，而是为了真实的拥有自己，为了能够真实的存在而活着。
按照自己的天性，真实的活着，是每一个都应当拥有的，同时也应当被每个君王尊重的自由与权利。
所以，那句著名的“不自由毋宁死”，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不真实毋宁死”。如果失去了这份真实，无论是被人夺取了，还是被自己丢弃了，其实生命就已经因为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而已经相当于终结了。
只有站在这个高度上，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我们才能看到属于自己的生命的光辉。
能够活成这样，能够这样的活着，也就活出了自己的神性，就可以与天地比肩，如神灵般直行在天地之间。
否则，当人们回望自己的人生的时候，看到就只能是一具因为被世俗的绳索捆绑而扭曲，却又挂着大大小小的名利的勋章的躯体。
至于那些连这一回望都未曾，就已经回归物质的人，则真可谓无以为有，无以为无了。
而儒家的，孔子的思想，恰恰给了我们个视角，让我们能够站到那个必要的高度上。所以，如果孔子当初是希望通过重筑礼制，是为了挽救正在人性向世俗的陷落的话。
那么儒家思想在后世，乃至在现代，当礼的意义与价值被人们之间遗忘，当人们的思想几乎完全被所谓的法律，乃至世俗的观念所占据的时候的作用，就是通过让我们重新看到天道之所在，而用天道将人性从世俗中解放出来。
当然这种解放，并不意味着教人去蔑视法律，去与世俗相对抗。它只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保有我们的天性更重要，所以虽然那里有一只老虎，我们只要避开它就好，而没有必要为了讨好它，而四肢并用的在地上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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