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拆掉小区院墙的恐惧，根源是对法律的不信任，因此维护法律的权威就格外重要。
文/西坡
2月23日上午，最高法民一庭庭长程新文回应开放小区是否与《物权法》冲突时称，“封闭住宅小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推广街区制“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和发展趋势”。
此言一出，许多人惊讶莫名。封闭式住宅小区不是当代城市的现象吗，跟农耕时代有什么关系？农耕时代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而我国的商品房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兴起，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最高法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历史依据。最高法没有就“封闭住宅小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进行详细解释，似乎当成了一项常识，但我们可以进行最大程度的善意理解。
农耕时代没有商品房小区是毋庸置疑的，但农耕时代的中国城市确实有“封闭式居住区”，那就是里坊制。
里坊是我国古代城市的基层居住单位，先秦时期即已存在。西汉长安城划分为160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里坊制在唐长安城达到顶峰，整个长安城就像一座巨大的军营或牢房。从城市格局上，“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诸坊之间彼此封闭，管理之严现在最高档的小区保安都想象不到。比如，实行“夜禁”制度，一到晚上各回各家，坊门紧闭，谁要是出来瞎晃，轻则鞭笞重则杖杀。里坊制的优势是治安好，朱熹夸赞道，“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
但古代的里坊制与现代的封闭式小区，显然不可随意比附。里坊制是国家管制城市居民的行政手段，墙是国家建的，制度是国家立的。封闭式小区则由开发商兴建，物业公司管理，购房者自主选择。两者同样封闭，同为保证治安，但一是统治者提防民众，一为民众保护自己，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里坊制在农耕时代就被打破了。唐代封闭的里坊制，到了宋代就变成了开放的街巷制。值得借鉴的是，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以及国家在其中起的作用。
唐朝后期就出现了侵街建房、坊内开店等破坏里坊制的现象。五代时期的东京（城）商业繁盛，民众突破坊墙，盖房开店，官府最开始禁止，但在民意反弹下被迫让步。到了北宋，东京城更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出现“侵街”浪潮。北宋朝廷试图恢复长安旧制，下令拆毁“侵街”的民舍，但是最终抵不过时代的潮流。管理森严的里坊制终于崩溃，坊墙和夜禁都被废除。《清明上河图》中突破坊墙区隔的繁华街市，最终成了一代盛世的标志。
我们应该得到怎样的启示？只有民间自发的潮流才是真潮流，才是不可阻挡的，即使在古代也是这样。而强迫筑墙与强迫拆墙，最重要的不是“筑墙”与“拆墙”的不同，而是“强迫”二字的相同。
今后，我们推广街区制，但不应该把广泛存在的封闭式小区视为落后的标志，必欲打倒而后快。更不应该以“世界潮流”为名，强制他人“进步”。我们首先应该理解，封闭式小区为何普遍存在？
封闭式小区是结果，而非原因。封闭式小区之所以受购房者青睐，正在于人们对外部治安的不信任。忽略这一背景，盲目要求业主们“敞开心胸接纳世界”，不现实。
而要推广街区制，赢得封闭式小区内住户的信任，地方政府可以做的是引导，关键是要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人们对拆掉小区院墙的恐惧，根源是对法律的不信任，维护法律的权威就格外重要。
以“进步”、“接轨”为名，自上而下雷霆动作，忽略具体情况，碾压个体利益，恰恰是文明社会最应引以为戒的。我们应该少谈一些“世界潮流”、“时代进步”这些大词，多谈一些说服、补偿、尊重这些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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