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公众卫生领域中发生的一件大事，是甲型流感漫卷全球，至今仍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流感在人类历史上肆虐了上千年，特别是1916年前后爆发的俄罗斯大流感，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数，令人触目惊心。作为流感中若干类型之一的甲流，虽然传播速度快，波及面广，但病死率并不高，直到12月中旬，全球死亡人数至今尚未超过10000人【1】。面对全球庞大的人口，甲流疫苗的生产速度显然跟不上其传播的速度，甚至还来不及普遍接种，就已经出现了病毒变异和极个别注射疫苗导致死亡的案例。客观地说，甲流作为一种病死率较低的疾病，全世界已经为之付出了相当高昂的社会成本。前几年是“禽流感”，今年是甲流，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恶劣等原因，今后各种类型流感的发生将会越来越频繁。如果每次在流感发生之际，都得投入昂贵的费用来研制具有特异性预防作用的疫苗，每次都得进行全民接种，每次都将出现供不应求或者一边注射疫苗，一边病毒已经变异的情况，这种临渴掘井、临斗铸兵、仓促上阵、粮弹不足的被动局面将何时完结得了？
毋庸置疑，疫苗的发明和使用，大大降低了各种严重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是20世纪医学界的一项伟大成就。作为以“对抗治疗”为主要方法的西医，在缺乏杀死病毒特效药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大面积扩散和严重病情的出现，普遍使用免疫制剂加以预防，是完全科学的，卓有成效的。然而，我国是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除了要面对上述疫苗与病毒之间的激烈竞争难题之外，根本不可能象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完成普遍接种的庞大任务。何况我国不仅有西医，还有中医，我们不能单纯依靠接种疫苗来对付甲流，而且应该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明：中医对付流感疗效卓著，中医“医圣”张仲景，是全世界“抗击流感第一人”，他在1800年前所著述的《伤寒论》，就是第一部成功治疗流感的伟大著作！张仲景之后的历代名医，许多是治疗流感和各种流行性疾病的高手，特别是明清温病学派医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伤寒论》。
《伤寒论》一书，当时是撰写在简牍上，共三百九十七条，收载一百一十二方，文字朴实无华，简明扼要。张仲景通过这些简牍条文的论述，将伤寒病由开始到结束的整个发病过程，有序地全部展现出来，治疗的方药有机地穿插其中。
作者根据伤寒病的发展进程和证候表现分为两大阶段，六个层次：得病之后，患者体温升高，抵抗力尚强，所谓“邪气实，正气不虚”时，为“三阳病”阶段。当疾病初起，侵犯体表，患者出现怕冷、发热、头痛、项强、身痛、呕逆、气喘、咳嗽、咽喉疼痛、脉浮等一系列证候，这是第一个层次，称为“太阳病”；疾病进一步发展，到了半表半里，出现口苦、咽干、目眩、发热、呕吐、心烦，或往来寒热、胸胁苦闷，默默不欲饮食，脉弦时，这是第二个层次，称为“少阳病”；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完全入里，进入高峰期，出现高热、神昏、谵语、喘息、大汗、口大渴、脉洪大，或大便秘结、腹胀、腹痛拒按、脉沉实等，这是第三个层次，称为“阳明病”。“三阳病”总的来说，属于阳证、热证、实证。当患者体温低落，抵抗力下降，所谓“邪气衰，正气亦虚”时，为“三阴病”阶段。如果只是局部的胃肠虚寒，出现腹满、腹痛、腹泻、呕吐、食不下、脉缓，但手足尚温时，称为“太阴病”；如果一开始就畏冷、不发烧，即所谓“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这是“少阴病”；少阴病也可能由“三阳病”的阳热证或“太阴病”即局部的虚寒转化和发展到这种全身性的虚寒，出现神情恍惚、极度疲惫、下利清谷、四肢厥冷、脉微细等。如果再跨一步，即面临生死殊途，这就是“厥阴病”。生的征兆，是手足慢慢变温，微细的脉搏慢慢变得大而有力，腹泻渐渐停止，此为“阳气来复”，只要调理得当，就有了痊愈的机会；死的信息，是手足骤然变暖，身体反不恶寒，脉搏顿时暴出，神情异常清醒，面色红润如妆，此为阳气耗尽而外脱，后人称之为“戴阳证”或“格阳证”，患者可能会在一瞬间亡去。厥阴病的另外一种表现，即呈现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的局面，如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痛热、吐蛔、下利等。总的来说，三阴病属于阴证、寒证、虚证。
疾病发展到每一个阶段，进入到每一个层次，出现某一组特定的证候时，《伤寒论》就有一首相应的方剂进行治疗。如“太阳病”有桂枝汤、麻黄汤，“少阳病”有小柴胡汤、大柴胡汤，“阳明病”有白虎汤、三承气汤，“太阴病”有理中汤，“少阴病”有四逆汤，“厥阴病”有乌梅丸等，通过对伤寒病的全面阐述，张仲景首创的辨证论治思维，方证对应的治疗模式，理法方药的有机结合，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伤寒论》中所论述的“伤寒”，到底是何病？有何证据证实此病就是流感？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其一，从《素问·热论篇》所述“今乎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语来看，伤寒病是一类以发热为特征的急性传染病，因为人们认为得病与“受了寒”有关，而且一开始总是先怕冷，然后发热，所以称之为“伤寒”，即被风寒之邪所伤，至今老百姓还存在这种感性认识。
其二，从《伤寒论·自序》张仲景所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汉献帝元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文字来看，一个两百多人的张姓家族，不到十年，就有九十多人死于伤寒病，可见这是一种危害严重的流行性传染病。
其三，从《伤寒论》所描述的“太阳病”，即疾病初起阶段表现的发热、怕冷、头痛、身痛、咳喘、呕逆等症状来看，应当属于感冒、重感冒、流感等传染病中间的一种；但从疾病高峰期，即“阳明病”所呈现的高热、大汗出、神昏、谵语、气喘、便秘或下利，以及疾病衰落期，即“少阴病”所呈现的腹泻不止、四肢厥冷、脉微欲绝等类似于肺炎、脑炎、肠炎、心衰的并发症来看，毋庸置疑，只有其中的流感，才有如此严重的并发症，如此高的病死率，而《伤寒论》中所论述的的两大阶段、六个层次（后世称之为六经辨证）发展变化规律，与现代医学所概括的流感的潜伏期、发病期、高潮期、衰落期基本吻合。
其四，从中外医学史的记载来看，在15世纪之前，欧洲有没有流感尚无定论，有一种观点是把1485年在英国出现的“汗热病”当作欧洲第一次流感，主要症状是高热、头痛、身痛、大汗、咽喉灼热，病死率很高。接踵而来的16世纪，有四次大的流感传播欧洲，1516年的那一次流行，被医学史家明确界定为普通流感【2】。此外，尚有众多的急性传染病曾经长期在东西方广泛流行，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如天花、白喉、鼠疫、麻疹、霍乱、疟疾、猩红热等。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曾有中国的医学史专家根据罗马帝国的衰落与当时流行的鼠疫有关，认为东汉末年流行的伤寒病可能就是鼠疫，然而，这只是一种猜测，不仅当时的中国各种历史文献没有类似鼠疫的记载，而且上述各种烈性传染病患者所特有的体征，包括鼠疫患者所特有的颈部淋巴结肿大或肺部出血，在所有版本的《伤寒论》中，都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换句话说，《伤寒论》所治疗的，并非这些烈性传染病，而是普通流感。
综上所述，《伤寒论》所概括和总结的，就是流感的基本规律和治疗方法。一千八百年来，《伤寒论》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对于流感和其他外感病的治疗，经过历代医家特别是明清温病学家的补充和发展，其理论和治疗方药更加完善，《伤寒论》和《温病条辨》成为治疗外感病包括流感的典范，属于当今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中的两种。我国卫生部于今年正式向全世界公布的中医药治疗方案共两组【3】，第一组即出自《温病条辨》的“银翘散”、“桑菊饮”两方加减，适合于“风热犯卫型”，病情较轻；第二组则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麻杏石甘汤”、“白虎汤”、“桔梗甘草汤”四方加减，病情较重。全国各地的医疗实践证明，这两套治疗方案是成功的、有效的。当然，这两组方案并不能完全概括所有的治疗方法，笔者本人在长沙治疗甲流患者，则主要运用了《伤寒论》中的小青龙汤与大青龙汤，只有全面掌握了《伤寒论》、《温病条辨》中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方药，才能在治疗上获得最大的成功。此外，许多省市都及时公布了预防甲流的中草药方，如天津就公布了八套方案，指导群众如何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进行合理的选择。由于在甲流出现的早中期，中医就积极广泛地参与，中西医携手合作，使得我国在甲流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为什么现代医学仍然感到棘手的病毒性疾病，中医的古方却能够有效地治疗？难道是今不如昔？难道是现代医学不如中医？答案并非那么简单。
西医是一门近现代科学，微观的、“还原论”的方法是其认识疾病的主要方法论，“对抗治疗”是其主要手段，找到致病的微生物，研制出具有特效的治疗药物来杀死它，是西医治疗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主要途径。20世纪发明了抗生素，有了对付细菌的强大武器。然而，病毒繁殖迅速、变异快、危害大，远比细菌难以对付，至今还没有找到可以杀死各种病毒的有效药物，因此，对付病毒性疾病，西医把重点放在注射疫苗防止感染的措施上，一旦出现严重病例，很少能够治愈。北京几年前出现的SARS病、五十多年前出现的流脑，以及今年的甲流，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医是一门古代科学或曰“自然哲学”，宏观的、动态考察的方法是其认识疾病的主要方法论。至今为止，也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中药比西药抗生素更能有效地杀死细菌，更何况是病毒。然而，中医的治疗手段不是“对抗治疗”，不是期待用某一种特效药去杀灭病毒，而是“扶正祛邪”，即根据患者得病后所出现的“证候”，将药物组成与证候相对应的、有机的方剂，进行整体调节。中医有一个比喻，叫做“用药如用兵”，高明的医生，就像指挥员组织一场战斗或战役，胜利的最终取得，不依靠个别士兵的勇敢，而在于指挥员明察敌情，弄清虚实，善于把众多的士兵组织成一支配合严密的部队，发挥整体的优势，从而取得战斗的胜利。每一味药，类似于每一个战斗的兵，每一首方剂，类似于一支战斗部队，中医治病，靠的不是单味的药，而是由众多药物严格组成的方剂来发挥整体疗效，“方证对应”是《伤寒论》所展示出来的最重要的临床思维方法，这是一种古代的信息方法，“证”是人体患病后发出的信息，“方”是医生掌握了患者发出的信息之后，向患者体内输入的信息，当收集到的信息与输入的信息完全吻合，则疾病得以痊愈。
一旦细菌或病毒感染人体导致发病，患者一定会出现各种体征，中医概括为“证候”，每一组证候，都是体内发出的信息。而每一组证候往往都能够显示出疾病的部位、阶段、性质、抵抗力的高低、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疾病发展的趋向，中医运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或《温病条辨》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思维方法，归纳综合这些信息，通过发汗解表、清热解毒、攻下泻热、宣肺利尿、益气养阴、温阳补气等等方剂，调动全身的正气（类似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祛除体内或外来的邪气（类似于排除细菌、病毒及其代谢产物），使病情得以缓解和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中医可以不通过杀死病毒，而通过“扶正祛邪”这条途径治愈流感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流感或其他外感病，即使患者有古今中外的不同，但疾病发展规律和证候表现基本相同，《伤寒论》和《温病条辨》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形成了“六经辨证”和“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两大体系。换言之，现代人患流感所出现的证候，与古人没有什么不同，初起也都是发烧、怕冷、头痛、咽痛、咳嗽等，中期也都是高烧、气喘，并发症也都是肺炎、脑炎、肠炎、心衰等，中医不必去研究各种流感病毒的分子结构，不必在疾病临发生时去发明针对某一种病毒的特效药物，只需要凭证候用方即可，因而《伤寒论》、《温病条辨》中的经方，用于治疗古代患者有效，用于治疗现代患者必然也有效，目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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