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买，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并存，种姓阶级矛盾也长期存在于印度社会中，成为印度文艺作品里的常见题材。（图源：《世界博览》）
20世纪80年代末某日，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走进了孟买希瓦吉公园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在这座被称为“东方芝加哥”的罪恶之都，他约见了一个孟买黑帮组织，并希望借此为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灵感。当黑帮团伙对着奈保尔侃侃而谈时，四周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枪支和其他武器，一位手缠纱布的年轻人讲述着他们从街头血战到漫步英国摄政街的奇幻经历。听罢，奈保尔向随行的记者问道：“他们是否在吹牛？”那位土生土长的印度记者回答道：“他们比其所言还要致命。”
今天，观众只需打开各大流媒体平台，便能一睹印度黑帮的陈年往事及其当下的生存现状。近年来，以《警网：比哈尔邦篇》《罗波那》《征服》为首的热门黑帮影视剧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剧情片也热衷于植入大量黑帮元素。它们的故事背景早已不只局限于孟买等大都市，而是逐渐深入到印度农村，聚焦来自社会底层的黑帮角色。自2020年起，这一趋势推动印度黑帮影视剧迎来新浪潮。
印度影视剧中的黑帮势力不像经典英剧《浴血黑帮》中谢尔比家族那样活得精致优雅，印度影视剧中的黑帮老大往往喜欢一边喝甜腻的奶茶，一边听经典印度情歌。而黑帮小弟则经常三两成群骑着摩托，在乡村土路上一路狂飙。如果说，宝莱坞歌舞剧向我们展现了印式浪漫，那么印度黑帮片则呈现出其独特的暴力美学。其中，暴力影像不仅呈现血肉横飞的肢体暴力，也包含诸多印度宗教、文化、社群符号。当这些符号附加于主人公身上时，就使其暴力行径多了一层“宿命感”。因此，在带给人感官冲击的同时，黑帮影视剧所折射出的印度的政治和社会冲突也不时敲打着每一个观众的心灵。
一、种姓与黑帮“正义”
《警网：比哈尔邦篇》是代表印度黑帮影视剧新浪潮的佳作。剧情发生在北印度比哈尔邦，那里是印度种姓问题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孕育黑帮的温床。
剧中的语言符号是了解比哈尔黑帮的关键线索。剧中，比哈尔邦谢赫布拉市的一处监狱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愤怒始于愚昧，终于悔恨。”然而，对于杀人犯、低种姓者昌丹·马托来说，此类从良劝诫却更像是一种诅咒：逆来顺受只会持续遭受高种姓塔库尔人的欺压。入狱前，昌丹曾是一名卡车司机，主业运货，副业偷运假酒。一次，他因撞坏车辆被高种姓雇主狠狠羞辱。出于愤慨，他用枪打伤了雇主的大腿，此后迫于生计，昌丹决意投奔当地黑帮头目，并不惜替其背负罪名，开启牢狱生活。
在狱中，狱友查万普拉什一针见血地指出昌丹的处境——“用完即弃”。言下之意为，即便昌丹加入了当地黑帮，他仍只能做黑帮头目的“替罪羊”，替真正的权势之人背负罪名。一次，查万普拉什向他讲述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故事：部落民王子独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切断自己的手指，只为成就史诗中的英雄主角阿周那。查万普拉什想借此表达出身卑贱之人最终只能沦为历史的牺牲品。“历史不过是重蹈覆辙。”查万普拉什说道。
这是昌丹首次对其低种姓处境有了深刻觉知。在他看来，那句“愤怒始于愚昧”更应改为“愤怒始于受辱”。因此，也唯有暴力反抗才能夺回尊严。不久后，他亲手杀掉了其所效忠的黑帮头目，并同查万普拉什一同血洗监狱后出逃。
出狱后，昌丹组建了自己的帮派，成了当地名人。然而，即便那时的他已感受到暴力对抗高种姓所带来的快感，但对于以黑帮身份见乡亲父老，他仍有些许疑惧。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次村集会上，昌丹受邀上台发言。当他声称自己对高种姓残暴是在保卫低种姓利益时，台下的村民一致欢呼：“昌丹万岁！”
此时的他才明白，如果一个低种姓杀了同种姓的人，那么他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但如果一名低种姓者杀了一群高种姓者，那么他便是低种姓的守护神。在村民的欢呼声中，昌丹对于犯罪的迟疑全然被消解掉了。他向村民誓言：“我不在乎世人如何看我，但如果有人看不起你们，我不在乎那是谁，我会挖掉他们的眼睛、砍下他们的手，说到做到。”在此，暴力已然被赋予了正义色彩和合法性，并驱动昌丹的帮派不断通过杀戮确保自身权威。
这是属于比哈尔邦的英雄崇拜文化：一个人要么德高望重，要么心狠手辣，才会被人奉承。
剧中，真正应保卫低种姓利益的警察却沉迷于贪污腐败。他们一边奉承上级希冀升官发财，一边吃着地方势力用于收买他们的美食以解口腹之欲。在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幕中，正直的警官兰詹带队准备对昌丹实施抓捕，他藏匿在电线杆后，并将枪口对准昌丹的脊背，这时他却收到上级立刻停止逮捕的指令。兰詹说：“昌丹就在10米外，我能轻松活捉他。”然而，上级回答道：“但据邦警局指令，必须立刻停止抓捕。”当兰詹带着一脸愠怒撤离时，镜头却转向了比哈尔邦的选举现场。原来，逮捕昌丹的日子正值邦立法议会选举结果公布日，而此次选举出现了戏剧性结果：反对党首次击败执政党上台执政。鉴于当下的政治形势，抓捕前执政党“眼中钉”的昌丹无疑是和新政府“唱反调”，而这也是警局局长叫停缉拿昌丹任务的直接原因。影片通过该片段揭示出一个残酷的现实：警察逮捕黑帮势力并非基于犯罪事实，而基于哪个政党掌权。
二、是帮派分子，也是“杜尔迦女神”
如果要问昌丹最崇拜的黑帮英雄是哪位，那么答案正是他在剧中脱口而出的名字——普兰·黛维，一位来自印度北方邦农村，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的“强盗女王”。
上映于1994年的电影《强盗女王》曾试图还原普兰的人生经历。这部电影不仅让普兰名扬海外，也使其成为代表印度黑帮的文化符号。今天，影视剧中的黑帮角色也不时向普兰致敬。
《强盗女王》主要围绕普兰的种姓和女性二重身份刻画她的人生经历。一方面，普兰自小就见证了父母因其低种姓马拉人的身份在土地纠纷中饱受欺压。另一方面，普兰不仅是童婚的受害者，还在少女时期屡次遭受高种姓塔库尔人性侵。在此背景下，她毅然决定加入当地黑帮，并希望惩罚高种姓塔库尔人，为自己和家庭报仇。影片中，普兰加入黑帮后曾回村报复自己的丈夫。当她用土枪枪柄将丈夫打得头破血流时，普兰怒声吼道：“任何一个娶小女孩的男人，我都会杀了他。”惩罚丈夫的行为让普兰很快在村里成了名人。然而，真正使她在全印范围内名声大噪的事，是她发起的贝迈大屠杀。
影片中，普兰打砸抢烧高种姓村庄的行径彻底激怒了塔库尔帮派头目罗摩·辛格。辛格一气之下将普兰的情人杀死，并对她本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为了报复塔库尔人，1981年，普兰到辛格的窝点之一贝迈村，一次枪杀了该村22名塔库尔男性村民。该事件成为印度自印巴分治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匪屠杀案，甚至导致时任北方邦首席部长、印度副总统V.P.辛格下台。贝迈大屠杀之所以举国震惊，首先是因为其杀戮行径恶劣，受害人数多。其次，此次杀戮行动由女性领导，这在全印范围内都是极罕见的事。最后，一名低种姓女性一次杀死22名高种姓男性，这对印度高低种姓来说都是一次巨大冲击。
贝迈大屠杀后，普兰不但没有成为人们心中杀人不眨眼的女恶棍，反而被尊奉为杀魔除暴的杜尔迦女神。在印度教神话中，杜尔迦是集众神之力创造出的女神。在与牛魔王摩希刹的对战中，杜尔迦面色平静，手持三叉戟战胜了邪恶势力。作为代表宇宙实在的阴性力量，杜尔迦身上体现的毁灭性实际上还具有解放受压迫者的崇高性。而普兰被冠上杜尔迦的光环，英国左翼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在其匪徒史研究著作《匪徒》中写道：“土匪最终获得了道德上的立足点，站在了人性与神性之间。”更进一步看，宗教意义上的杜尔迦也许只能给低种姓者以精神慰藉，但现实生活中的“普兰女神”却在后来以参政的方式为低种姓群体争取到了切实的政治权力。
影片的讲述止于1983年。那一年，普兰身穿卡其色警长制服，头戴血红色头巾，在向圣雄甘地致敬后，她将一把司登枪举过头顶，宣布缴械投降。
普兰·黛维（1963—2001），曾经是帮派首领，后来成为政治家，为印度低种姓妇女发声。电影《强盗女王》根据她的经历改编而成，图为影片中的普兰·黛维，由希玛·比斯瓦斯饰演。（图源：《世界博览》）
影片没有再讲述普兰“从良”后的政治生涯。1996年，普兰加入代表低种姓和落后阶层利益的印度社会党，并成为北方邦米尔扎普尔市议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北印度地区政党大力号召低种姓群体投身选举政治，以对抗一直以来由高种姓主导的政治格局。这一趋势也被称为曼达尔种姓政治，以呼应印度1979年为确定落后种姓生存状况而成立的曼达尔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印度社会党等一批基于种姓的地区政党纷纷涌现。普兰作为北方邦的低种姓“黑帮女王”，能够在选民的支持下获得政治地位，也映射了印度种姓和政治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质的转变。
《大西洋月刊》在1996年曾评价《强盗女王》中的普兰“一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另一半是尼采式的”。一方面，虽然普兰经受了种种苦难，但这些苦难后来成为她确定自我存在的重要经验。另一方面，普兰一生都在与种姓压迫作斗争，从政后，她仍强力维护低种姓群体的利益。这种超越性早已战胜其身为低种姓女性的悲剧性。
三、作为“帮派”的种姓
一方面，在印度黑帮影视剧中，低种姓和高种姓间似乎存在着永远不可化解的矛盾。印度宪法之父B.R.安贝德卡尔曾在其著作《国大党和圣雄甘地对贱民做了什么》一文中将种姓形象地描述为帮派。这些帮派狭隘地维护本社群利益，对构成印度社会其他群体的态度是漠然的，甚至是鄙夷的。这造就出了一群“文化贫瘠、盆满钵盈、举止挑剔”的精英阶层，而他们暴政、虚荣、贪婪的背后，是“贫穷、堕落、丧失自由和尊严”的底层民众。当下，印度影视剧也着重体现这种矛盾。例如，在泰米尔语黑帮电影《罗波那》中，主角A.G.罗波那被塑造成一位代表低种姓的黑帮英雄。剧中，当他的死敌、安得拉邦副首席部长强调其所在种姓的主导地位时，罗波那说道：“那么我所在的部族就是推翻统治阶级的部族。”
另一方面，在黑帮影视剧中，高低种姓之间的冲突又能通过选举政治得到缓和。具体来看，黑帮和政治势力相互利用，他们彼此“不离不弃”，继而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共生关系。在今天的印度，像普兰一样背负刑事犯罪指控却依旧称霸政坛的政客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印度民主改革协会（ADR）2023年发布的报告，全印各邦议会中约44%的议员曾公开承认其背负刑事诉讼。而在前文提及的比哈尔邦，这一比例则高达67%。印度选民将选票投给支持有犯罪记录的候选人看似疯狂，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这是因为，在执法不力、社会阶层分裂的地方，黑帮分子的名气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暴力资产”。在那些国家机器未能触及的角落里，帮派势力便成为垄断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主体。这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当中央政权统治薄弱或空心化，而地方权力中心处于动荡调整期时，黑帮势力横流。
由此可见，虽然各类影视剧总是将黑帮描述为一群暴虐残忍的法外之徒，但是，他们无法脱离社会——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诉求、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树立权威的手段，一切都与政治、经济、社会息息相关。在黑帮与种姓分化之间，政治资本、暴力资本、财富资本三位一体，共同成为印度社会运行的驱动力。当越来越多的黑帮影视剧用镜头放大印度社会的“阴暗面”时，也体现出印度底层社会秩序正持续对精英主导政治秩序发起挑战。
1990年，奈保尔将他在孟买的经历写进了《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一书。他写道：“帮派分子可以摇身变成政治名流，他们会得到政党和影坛的青睐，他们可以把钱投资于电影拍摄。”在书中，奈保尔将拥有权势的帮派分子形容为“中产阶级人士”。今天，以低种姓形象出现的黑帮分子，对抗的也正是一部分有权势的“中产阶级人士”。在这些转变中不变的是，黑帮影视剧所呈现给大众的，都是关涉印度种姓阶级矛盾的永恒话题。
作者简介：陈卓，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亚研究小组成员
本期编辑：李冉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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