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欣赏：《水浒传》
一、内容及主题
1．内容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长篇章回小说。它以北宋末年史书记载的宋江起义作为主要依据，结合民间传统的戏曲、话本中有关故事加工创作而成。
小说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为主线，通过一百零八位传奇式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小说以他的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如西门庆、郑屠、毛太公等，正是他们狼狈为奸，渔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抗。小说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官逼民反，倾向鲜明地描写了人民群众反抗压迫者的行动。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通过对一百零八位英雄的描写，概括了当时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觉醒到反抗的斗争道路。像鲁智深的反恶霸，林冲的受凌辱，宋江的被迫害，武松报杀兄之仇，晁盖、吴用劫取不义之财，以及浔阳江上的张横、张顺，揭阳岭上的李俊、李立，梁山泊岸边的阮氏兄弟等，他们都是由于受迫害而不得不起来反抗，从而汇成一股狂波巨澜，奔向梁山泊。小说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救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峰巅之时选择了妥协、接受招安，终于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2．主题
在《水浒传》的主题研究中，目前还存在着不少争议，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歌颂的是忠义(“忠义”说)，二是认为写的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说)，三是认为表现的是市民的意识与追求(“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其他的观点都是从这三种基本观点中派生出来的。
其实这些争论并非产生于现代，而是自该书出现后就一直存在。比如在明清两代便有该书究竟是写“强盗”还是表现“忠义”的激烈争论，而鲁迅就说过该书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话。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揭示了作品所包含的一些思想意蕴。
解放后一直到现在，杨绍萱、王利器、冯雪峰等学者先后提出“农民起义”说或“农民运动”“农民革命”说。称《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以文学形象为手段所做出的一个总结”；是“雄伟的农民战争史诗”；“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采纳了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小说主题出现多元理解，与几种基本事实有关：一是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属于农民起义，作品揭示了它的基本规律和客观意义；二是水浒故事长期在都市流传，既有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又有对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三是小说成书时经过文人加工改造，成书后又有不少修饰评点，所以儒家忠义思想始终贯穿全书。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故事又在民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积累和加工，全书的思想内涵就显得丰富复杂，并非“忠义”两字所能概括。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水浒》中的不少英雄都是“力”和“勇”的象征。他们空手打虎，倒拔杨柳，杀贪官污吏，拒千军万马，一往无前，“敢于大弄”。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神机妙算，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与策略，实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特别是当这种勇力和智谋表现在为百姓抱不平、申正义时，更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鲁智深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说“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都由于建筑在保护弱者的基础上而更加激动人心。小说中的李逵、阮小七、鲁智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礼法、不计名利、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保存了一颗“绝假纯真”的“童心”，与那些被封建理学扭曲了人性的“假道学”“大头巾”的虚伪做作、心胸狭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致晚明的批评家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等纷纷称赞他们是“活佛”“上上人物”“一片天真烂漫”“使人对之，龌龊销尽”。这也说明了《水浒》所反映的这种精神带有一定的市民意识，与后来涌动的个性思潮息息相通。至于小说反对钱财的积聚与贪求，强调“疏财”以成“义士”；追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图个一世快活”；向往兄弟间“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市民的思想和感情，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江湖豪侠的气息。
但是，《水浒传》的题材毕竟有它的特殊性，不管作者如何极力把它拉入“忠义”的思维格局，以及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羼入了多少市井细民的意识，作品最终还是在客观上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尽管领导这支义军的主要领袖并不出身于农民，且在思想上打着“忠义”的烙印，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些领袖出身于“庄稼田户”和其他下层劳动人民，他们有一种“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气概和“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梁山义军的基本队伍是一大批庄客佃户、农民渔夫。这正如第七回结尾处所指出的那样：“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他们在官逼下造反，组织武装队伍，提出政治口号，开展军事斗争，以与封建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就清楚地规定了梁山义军的基本性质是农民起义。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浒》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
（选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二、英雄人物的塑造
《水浒传》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对既真实又带有强烈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小说描写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虽然人数众多，但每个人的面目都很清晰，李逵的心粗胆大、率直忠诚，鲁达的粗中有细、仗义刚正，武松的勇武利落、心思精细，林冲的忍让，宋江的谦恭，吴用的足智多谋，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正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语)。
首先，《水浒传》的人物是传奇性与真实性的完美结合。这里的人物大都是草莽英雄，他们又多带有传奇色彩，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冈打虎，石秀跳楼救人，花荣箭无虚发等等。但作者在写这些时，又将传奇行为置于真实的基础之上，不给人以虚假之感。比如写武松打虎，先写他因醉酒而壮着胆子上冈，又写他得知有虎后碍着面子硬着头皮上山，再写他发现老虎后慌乱中打折哨棒而不得不徒手搏虎，最后写他打死老虎后用尽力气而又遇两虎时失声惊叫等等，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其次，注意到人物性格的矛盾与发展变化。《水浒传》将许多人物统合在“忠”与“义”的矛盾统一体中，同时又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增加了性格的立体感，使人物更富于个性化。比如宋江本是郓城县押司，家庭富足，受父亲的封建传统思想熏陶极深，因此他虽然仗义疏财，结识不少江湖好汉，但并不主张造反。他的性格中既有忠孝的成分，又有对江湖义气的追求。在上梁山前，他为了江湖义气，私自将官府缉捕生辰纲要犯的消息通报给晁盖等人；在杀死阎婆惜后，又因为要尽孝于父亲，便到处躲藏不愿落草为寇。但他最终还是受到造反者的“牵连”，处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之中，直到报效朝廷无望，无路可走才上了梁山。上山后，他一面用义来投合李逵、武松等江湖好汉的野性，一面又用忠来满足朝廷降将的心理平衡，从而使他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领袖人物。但是他又始终不能与封建正统思想决裂，一旦有了适宜的气候，又念念不忘朝廷招安，如此等等，都充分显示出人物的个性特征。除了宋江，整部小说中，林冲的性格发展变化可以说是描写得最为突出的。下边引文还将有详细的分析，可供参考。
再次，《水浒传》多使用白话文，使人物语言个性突出。金圣叹说：“《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这句评语点明白话对于语言个性化的重要性。如李逵初见宋江时，其语言就显示出高度的个性化色彩：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对宋江笑道：“押司，你看这厮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李逵便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戴宗道：“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
这段对话全用日常口语，惟妙惟肖地展示了李逵和戴宗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李逵出身于农民家庭，目不识丁，性格爽快粗鲁，不拘礼节，不会客套，所以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粗话；戴宗多年混迹官场，习惯于官场的礼数，养成了敬上的性格，语言带有拘礼自高的成分。
对《水浒传》人物形象刻画的评论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金圣叹《水浒传序三》)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文字，绝妙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性急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身份，各有家数，各有光景，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叶昼《容与堂本》第三回评)
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水浒》的人物描写，向来就受到最高的评价。所谓一百单八人个个面目不同，固然不免言之过甚，但全书重要人物中至少有一打以上各有各的面目，却是事实……
个个面目不同，这是一句笼统的评语；仅仅这一句话，还不足以说明《水浒》的人物描写的特点。试举林冲、杨志、鲁达这三个人物为例。这三个人在落草以前，都是军官，都有一身好武艺，这是他们相同之处；他们三个本来都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要落草的，然而终于落草了，可是各人落草的原因又颇不相同。因为高衙内想把林冲的老婆弄到手，于是林冲吃了冤枉官司，刺配沧州，而对这样的压迫陷害，林冲只是逆来顺受，所以在野猪林内，鲁达要杀那两个该死的解差，反被林冲劝止；到了沧州以后，林冲是安心做囚犯的了，直到高衙内又派人来害他性命，这他才杀人报仇，走上了落草的路。杨志呢，因为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军，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草了事。只有鲁达，他的遭遇却是“主动”的。最初为了仗义救人，军官做不成了，做了和尚；后来又为了仗义救人，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水浒》从这三个人的不同的遭遇中刻画了三个人的性格。不但如此，《水浒》又从这三个人的不同的思想意识上表示出三个人之不同遭遇的必然性。杨志一心想做官，“博个封妻荫子”，结果是赔尽小心，依然落得一场空。林冲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结果被逼得无处容身。只有鲁达，一无顾虑，敢做敢为，也就不曾吃过亏。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鄙薄其为人；对于林冲，我们既寄以满腔的同情，却又深惜其认识不够；对于鲁达，我们却除了赞叹，别无可言。《水浒》就是这样通过绚烂的形象使我们对于这三个人发生了不同的感情。不但如此，《水浒》又从这三个人的思想意识上说明了这三个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荫子”，只要有官做，梁中书也是他的好上司。林冲出自枪棒教师的家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他有正义感，但苟安于现状，非被逼到走投无路，下不来决心。至于鲁达，无亲无故，一条光棍，也没有产业，光景是贫农或手艺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军官。《水浒》并没叙述这三人的出身(只在杨志口中自己表白是将门之后)，但是在描写这三个人的性格时，处处都扣紧了他们的阶级成分。
因此，我们可以说，善于从阶级意识中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的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
其次，《水浒》人物描写的又一特点便是关于人物的一切都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作者绝不下一按语。仍以林冲等三人为例，这三个人物出场的当儿，都是在别人事件的中间骤然出现的；鲁达的出场在史进寻找王教头的事件中，林冲的出场在鲁达演习武艺的时候，而杨志的出场则在林冲觅取投名状的当儿。这三个人物出场之时，除了简短的容貌描写而外，别无一言介绍他们的身世，自然更无一言叙述他们的品性了；所有他们的身世和品性都是在他们的后来的行动中逐渐点明，直到他们的主要故事完了的时候，我们这才全部认清了他们的身世和性格。这就好比一人远远而来，最初我们只看到他穿的是长衣或短褂，然后又看清了他是肥是瘦，然后又看清了他是方脸或圆脸，最后，这才看清了他的眉目乃至音容笑貌：这时候，我们算把他全部看清了。《水浒》写人物，用的就是这样的由远渐近的方法，故能引人入胜，非常生动。 （茅盾）
三、结构
《水浒传》以人物为中心来展开故事情节，人物一个个出场，故事一件件展开；上一个人物故事结束时，由事件和场景的转换牵出另一个人物，开始下一个故事；结构单纯而不单调，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比如小说以高俅发迹为开端，有交代起义背景的作用；高俅逼走王进，是官逼民反的开始。由王进引出史进，由史进引出陈达、朱武、杨春，一个引出一个或几个，像滚雪球一样，直到一百单八将齐集梁山。每一个人物出场时，都是伴随着事件而来的，有时一个人伴随着几件事同时而来，如鲁智深、林冲、武松、杨志等；有时一个人的几件事是间隔着来的，如李逵、杨雄、燕青、石秀等。人与事经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水浒传》结构安排的最大特色。
《水浒传》中的很多故事情节，可以独立成为短篇或中篇；将某个人的几篇故事串连起来，又可以成为人物有声有色的“传记”。我们曾学过“智取生辰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其他如“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景阳冈打虎”“三打祝家庄”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章节。
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从全书看来， 《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和中篇而无割裂之感。但是，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来，《水浒》的结构是严密的，甚至也是有机的。在这一点上，足可证明《水浒》当其尚为口头文学的时候是同一母题而各自独立的许多故事。
这些各自独立、自成整体的故事，在结构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大概而言，第一，故事的发展，前后勾联，一步紧一步，但又疏密相间，摇曳多姿。第二，善于运用变化错综的手法，避免平铺直叙。试以林冲的故事为例。林冲故事，从岳庙烧香到水泊落草，一共有五回书，故事一开始就提出那个决定了林冲命运的问题，从此步步向顶点发展，但这根发展的线不是垂直地一味紧下去的，而是曲折的，一松一紧的；判决充军沧州，是整个故事中间的一个大段落，可不是顶点，顶点是上梁山，林冲故事也就于此结束。在这五回书中，行文方面，竭尽腾挪跌宕的能事，使读者忽而愤怒，忽而破涕为笑，刚刚代林冲高兴过，又马上为他担忧。甚至故事中的小插曲(如林冲路遇柴进及与洪教头比武)也不是平铺直叙的。这一段文字，先写林冲到柴进庄上，柴进不在，林冲失望而去，却于路上又碰到了柴进(柴进出场这一段文字写得有声有色)，后来与洪教头比武。林冲比武这小段的插写，首尾不过千余字，可是，写得多么错综而富于变化。说要比武了，却又不比，先吃酒，当真开始比武了，却又半真(洪教头方面)半假(林冲方面)，于是柴进使银子叫解差开枷，又用大锭银作注，最后是真比，只百余字就结束了；但这百余字真是简洁遒劲，十分形象地写出了林冲武艺的高强。这一小段千余字，还把柴进和洪教头两人的面目也刻画出来了，笔墨之经济，达到了极点。再看杨志的故事。杨志的故事一共只有三回书，一万五六千字，首尾三大段落：卖刀，得官，失陷生辰纲。在结构上，杨志的故事和林冲的故事是不同的。林冲故事先提出全篇主眼，然后一步紧一步向顶点发展，杨志故事却是把失意、得志、幻灭这三部曲概括了杨志的求官之梦，从结构上看，高潮在中段。在权贵高俅那里，杨志触了霉头，但在另一权贵梁中书那里，杨志却一开始就受到提拔，似乎可以一帆风顺了，但在权贵门下做奴才也并不容易。奴才中间有派别，经常互相倾轧。梁中书用人不专，注定了杨志的幻灭。同时也就注定了黄泥冈上杨志一定要失败。故事发展的逻辑是这样的，但小说结构发展的逻辑却经过一连串的一正一反的螺旋到达顶点。杨志一行人还没出发，吴用他们已经布好了圈套，这在书中是明写的；与之对照的，便是杨志的精明的对策。读者此时急要知道的，是吴用等对于此十万贯金珠究竟是“软取”呢或是“硬取”?如果“软取”，又怎样瞒过杨志那精明的眼光?这谜底，直到故事终了时揭晓，结构上的纵横开合，便是这样造成的。
（茅盾）
精彩部分赏析
一、节选前后的主要情节
这一课节选自第七十三回，上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写的是宋江到东京观灯，李逵、燕青等随行。李师师是东京名妓，暗与皇上有往来。宋江到东京后，先后两次到李师师家，想通过李师师直接面见宋徽宗，请求招安。李逵不知内情，以为宋江等无非是贪恋女色，寻花问柳，于是怒火中烧。正当皇上与李师师私下相会，宋江等暗下商量趁此机会促使皇上招安时，李逵在门外闹将起来。他怒打杨太尉，火烧李师师家，大闹东京，使得宋江一干人等无功而返，慌忙杀出东京城。
宋江等杀出京城，却不见了李逵，宋江让燕青稍候，自己便带大队人马回了梁山。没想到，燕青和李逵这一路上又横生了一些枝节：先是在四柳村乔装成“真人”，替庄主狄太公捉“鬼”；然后路过荆门镇，又发生了课文中所叙的故事。
二、节选部分赏析
节选部分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开端，李逵、燕青回山寨路过荆门镇，听刘太公说女儿被宋江劫去，李逵大怒，上山要与宋江决裂。
第二部分(第2-4段)，故事发展，李逵大闹山寨，发誓要杀宋江，并立军令状，以人头为质去找刘太公对证。
第三部分(第5-7段)，故事发展，宋江与李逵同到荆门镇对证，李逵负荆请罪。
第四部分(第8-12段)，故事高潮，李逵与燕青捉到假宋江，救出刘太公女儿。
第五部分(最后一段)，故事结局。
这是一个喜剧片段，刻画出李逵粗莽正直、嫉恶如仇、崇尚正义的性格，即便是对他最崇敬的宋大哥，也是如此。
说起对宋江的崇敬与忠诚，在梁山泊所有的好汉中，李逵当数第一。在江州，李逵初见宋江，当他得知面前的“黑汉子”就是他日思夜想要去投奔的宋公明时，他“扑翻身躯便拜”。不久宋江因写了“反诗”被官府绑赴刑场，在不知道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李逵一个人去劫法场，准备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取宋江的性命。从此，李逵一辈子追随宋江，忠心耿耿，从未三心二意。甚至最后宋江让他喝下毒酒，他明白后，仍然说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他对宋江的忠诚，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然而，就是对这样一个自己崇拜的人，一旦发觉他做了不仁义的事，李逵也绝对不会客气，选文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当他听说宋江抢夺民女，顿时火冒三丈，回到梁山后，二话不说，“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接着，“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除了矮脚虎王英等几人之外）都不近女色，但他们容不得对女性有半点儿轻侮，鲁智深打死镇关西如此，李逵要杀宋江也是如此。这一系列的语言、动作生动地展示了李逵的性格，既正直，又鲁莽。李逵眼睛里揉不进沙子，耳朵里听不进“奸”字，他对事情的真伪根本不作判断，就采取了行动。他和宋江立下军令状，并以人头为赌注，后来发现抢夺民女之事并非宋江所为，只好认赌服输，在燕青的劝说下，到宋江面前负荆请罪。但是，即使在请罪的时候，李逵的嘴也还是硬的：“哥哥既是不肯饶我，把刀来割这颗头去，也是了当。”一个活脱脱的硬汉形象，给我们诠释着英雄的本真。后来李逵戴罪立功，抓住假宋江，为民除害，故事以喜剧的方式收场。
在整部《水浒传》中，李逵的结局很惨。当宋江喝了御赐的药酒之后，自知必死无疑。他想到自己死后，李逵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派人去润州叫来李逵，也让他喝下药酒。李逵回来后就死了，死在自己一向奉若神明的大哥之手，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是李逵在小说中又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他粗卤直率到天真的地步，常常成为人们耍弄的对象；他有勇有胆但没有思想，遇事欠三思而因此常常吃亏；他嗜斗、嗜杀，伴随着他的往往是浓浓的血腥气，也因此常常遭到惩罚。比如第三十八回，李逵不仅抢鱼，还要打人，被浪里白条张顺诱到水里，呛得半死；第五十三回李逵斧劈罗真人未果，反被罗真人戏弄了一番，把他弄到蓟州府，淋了狗血和尿粪。这些场面都充满了喜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