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让我们懂得理解和慈悲

田晓菲

八岁那一年，我第一次读《红楼梦》二后来，儿乎每隔一两年就会重读一遍，每一遍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十九岁那年，由于个人生活经历与阅读之间某种奇妙的接轨，我成为彻底的“红迷”。在这期间，我曾经尝试了数次，却始终没有耐心阅读《金瓶梅》。对《金瓶梅》最完整的一次通读，还是我二十三岁那年，在哈佛念书的时候，为了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而勉强为之的。

直到五年之后，两年之前。

前年夏天，十分偶然地，我开始重读这部奇书。当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的时候，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此话出口，不知将得到多少爱红者的白眼（无论多少，我都心甘情愿地领受，因为这两部杰作都值得）。至于这种念头从何而起，却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便可说尽的--因此，才会有现在的这本书。简单讲来，便是第一、《金瓶梅》看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更加全面而深刻，更严厉，也更慈悲。《红楼梦》对赵姨娘、贾琏、贾芹这样的人物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与同情，就更无论等而下之的，比如那些常惹得宝玉恨恨的老婆子们，晴雯的嫂子，或者善姐与秋桐。《红楼梦》一书所最为用心的地方，只是宝玉和他眼中的一班“头一等”女孩儿。她们代表了作者完美主义的理想（“兼美”)，也代表了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

第二、人们都注意到《金瓶梅》十分巧妙地利用了戏剧、歌曲、小说等等原始材料，但《金瓶梅》（绣像本）利用得最好的，其实还是古典诗词（关于《金瓶梅》版本和卷首诗词的关系问题，详见下）。简而言之，《金瓶梅》通过把古典诗歌的世界进行“写实”而对之加以颠覆。我们会看到，《金瓶梅》自始至终都在把古典诗词中因为已经写得太滥而显得陈腐空虚的意象，比如打秋千、闺房相，思，填入了具体的内容，而这种具体内容以其现实性、复杂性，颠覆了古典诗歌优美而单纯的境界。这其实是明清白话小说的一种典型作法。比如说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兴哥远行经商，他的妻子三巧儿在一个春日登楼望夫。她临窗远眺的形象，岂不就是古诗词里描写了千百遍的“谁家红袖凭江楼”？岂不就是那“春日凝妆上翠楼、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闺中少妇”？

然而古待词里到此为止，从不往下发展，好像歌剧里面的一段独唱，只是为了抒情、为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清白i舌小说则负起了叙述情节、发展故事的责任。

在上述的例子里，凭楼远眺的思妇因为望错了对象而招致了一系列的麻烦：三巧误把别的男子看成自己的丈夫，这个男子则开始想方设法对她进行勾挑，二人最终居然变成了值得读者怜悯的情人。这都是古诗词限于文体和篇幅的制约所不能描写的，然而这样的故事却可以和古诗词相互参照。我们才能既在小说里面发现抒情诗的美，也能看到与诗歌之美纠葛在一起的，那个更加复杂、更加“现实”的人生世界。

《红楼梦》还是应该算一部诗意小说。这里的“诗意”，就像“诗学”这个词汇一样，应该被广义地理解。《红楼梦》写所谓“意淫”，也就是纤细微妙的感情纠葛：比如宝玉对平儿“尽心”，并不包含任何肉体上的要求，只是“怜香惜玉”，同情她受苦，但其实是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占有”平儿的要求，用“意淫”描述再合适不过。宝玉去探望临死的晴雯，一方面在这对少年男女之间我们听到“枉担了虚名”的表白，一方面宝玉对情欲旺盛的中年妇女比如晴雯的嫂子又怕又厌恶：晴雯的嫂子属于那个灰暗腐化的贾琏们的天地。这幕场景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感情和肉体被一分为二了，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

《金瓶梅》所写的，却正是《红楼梦》里常常一带而过的、而且总是以厌恶的笔调描写的中年男子与妇女的世界，是贾琏、贾政、晴雯嫂子、鲍二家的和赵姨娘的世界。这个“中年”，当然不是完全依照现代的标准，而是依照古时的标准：二十四五岁以上，又嫁了人的，就应该算是“中年妇人”了，无论是从年龄上、还是从心态上来说。其实“中年”这个词并不妥，因为所谓中年，不过是说“成人”而已--既是成年的人，也是成熟的人。成人要为衣食奔忙，要盘算经济，要养家糊口，而成人的情爱总是与性爱密不可分。宝玉等等都是少男少女，生活在一个被保护的世界。宝玉当然也有性爱，但是他的性爱是朦胧的，游戏的，袭人似乎是他惟一有肉体亲近的少女（对黛玉限于闻她的香气、对宝钗限于羡慕“雪白的膀子”)，就是他的同性恋爱，也充满了赠送汗巾子这样“森提门答儿”（感伤）的手势。对大观园里的女孩子，更是几乎完全不描写她们的情欲要求（不是说她们没有），最多不过是“每日家、情思睡昏昏”而已，不像《金瓶梅》，常常从女人的角度来写女人的欲望。成人世界在宝玉与作者的眼中，都是可怕、可厌、可恼的，没有什么容忍与同情。作者写贾琏和多姑娘做爱，用了“丑态毕露”四字，大概可以概括《红楼梦》对于成人世界的态度了：没有什么层次感，只是一味的批判。

但《红楼梦》里“丑态毕搏”的成人世界，正是《金瓶梅》的作者所着力刻画的，而且远远不像“丑态毕露”那么漫画性的简单。

归根结底，《红楼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而《金瓶梅》才是属于文人的。早在《金瓶梅》刚刚问世的时候，宝爱与传抄的《金瓶梅》读者们不都是明末的著名文人吗？袁宏道在1996年写给董其昌的信里，称《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无论“云霞满纸”四个字是何等肤丽，以铺张扬厉、豪奢华美、愉目悦耳、终归讽谏的汉赋，尤其枚乘极声色之娱的《七发》，来比喻《金瓶梅》，实在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作家张爱玲曾发问：“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论写作》）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有人尽管熟读成金瓶梅》，可是不好意思说，怕被目为荒淫鄙俗；此外，《金瓶梅》一直被目为淫书，所以印刷、发行都受到局限。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注定了《金瓶梅》不能成为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通俗小说”：大众读者喜欢的，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定是“色情与暴力”--我疑心这只是知识分子的“大众神话”而已--而是小布尔乔亚式的伤感与浪漫，张爱玲所谓的“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红楼梦》是贾府的肥皂剧，它既响应了一般人对富贵豪华生活的幻想，也以宝哥哥林妹妹的精神恋爱满足了人们对罗曼斯的永恒的渴望。在我们现有的《红楼梦》里面，没有任何极端的东西，甚至没有真正的破败。我有时简直会怀疑，如果原作者真的完成了《红楼梦》，为我们不加遮掩地展现贾府的灰暗与败落，而不是像现在的续四十回那样为现实加上一层“兰桂齐芳”的糖衣（就连出家的宝玉也还是披着一袭豪奢的大红猩猩毡牛篷），《红楼梦》的读者是否会厌恶地退缩，就像很多读者不能忍受《金瓶梅》的后二十回那样。

与就连不更世事的少男少女也能够爱不释手的《红楼梦》相反，《金瓶梅》是完全意义上的“成人小说”：一个读者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能够直面其中因为极端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无论是语言的，是身体的，还是感情的。《红楼梦》充满优裕的诗意，宝玉的“现实”是真正现实人生里面人们梦想的境界：试问有几个读者曾经享受过宝玉的大观园生活？《红楼梦》摹写的是少年的恋爱与悲欢--别忘了宝玉们都只有十四五岁而已；而宝玉、黛玉这对男女主角，虽有性格的缺陷与弱点，总的来说还是优美的，充满诗情画意的。《金瓶梅》里面的生与旦，却往往充满惊心动魄的明与暗，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般读者所习惯给予的注渭分明的价值判断，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金瓶梅》直接进入人性深不可测的部分，揭示人心的复杂而毫无伤感与滥情，虽然它描写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代表性，但是这部书所呈现的感情真实却常常因为太真切与深刻，而能够令许多心软的、善良的或者纯一浪漫的读者难以卒读。

其实，众看官尽可以不理会我耸人听闻的广告词。因为《金瓶梅》和《红楼梦》，各有各的好处J在某种意义上，这两部奇书是相辅相成的。《红楼梦》已经得到那么多赞美了，所以，暂时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一部因为坦白的性爱描写而被指斥为淫书、导致了许多偏见与误解的小说，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