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中国古代士大夫是从先秦“游士”演变而来的，两汉以后，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特征逐渐成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后延续两千多年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阶层是官员、文人、教师和地方绅士的复合体，而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士大夫阶层所形成的政治理论、政治价值、政治习俗和政治意识的统称。在本文中，我们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围缩小。主要以其中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习俗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与政治理论相比，政治情感和政治习俗往往具有更强的延续性，它的变化往往要落后于政治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的变化，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其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是文化知识的主要创造者，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遵循者、发展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政治文化尤为发达；而政治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政治文化的地位最为重要，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传统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因而对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间的联系。
在本文中，我们从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特征——“两重性”——人手，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和制约这种文化传统的相关因素，最后简单探讨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问题。
一、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特征
以“读书一人仕”为主要人生轨迹的士大夫，在从先秦列国纷争、“处士横议”中走出之后，便步入了秦汉专制帝制时代。两汉以来，读儒家之书，入官僚政治之仕，成为士大夫人生经历的常态；东汉时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基本形成。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自身的各种两重性特征，这些特征本身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维系。
（一）“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
中国古代绝大部分士大夫都有宏伟的政治抱负，他们主张“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因而在野时常“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定于其始矣”；未受重用时，常自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三年有成”他们以治平天下，流芳千古为人生目标，视“没世而名不称焉”为奇耻大辱。与此同时，士大夫往往又宣称“穷则独善其身”，他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无求于人”“以诗书自娱”，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抱负常常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胸怀天下的士大夫在时机不利时，常常隐居不出；人仕之后，一旦遇到仕途风波，也常常辞官退隐。
东汉末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同时却又胸怀大志，“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是隐居待时的典型。唐朝的李泌素有大志，“以王佐自负”，受到唐玄宗的赏识，但因遭到权臣杨国忠的嫉恨，“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在“安史之乱”时，他又挺身而出，同时“称山人，固辞官秩”，声明“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受到李辅国的嫉忌，于是“畏祸，愿隐衡山。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这是隐居避祸的典型。
还有的士大夫隐居是为了自抬身价，渴望找到入仕捷径。两汉隐士很多“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名不副实，“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晋代有专门的“充隐”之士；唐人有以隐居终南为“仕宦之捷径”者。
在帝制时代，隐士和志士之间往往是难解难分的。士大夫既抱着“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的功业思想，又常常隐居不仕。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仅同时出现在同一个阶层身上，甚至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物身上。
（二）“道高于势”与“曲学阿世”
先秦士人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们在处理政治关系时，强调坚持道义，不从权势，主张“从道不从君”；相反，先觉先知可以藐视当权者，“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为巍巍然”，因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荀子·王命》中还认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更是把士大夫的地位提高到与天地平起平坐的程度。
先秦（尤其是战国时期）士大夫“从道不从君”的例证很多；秦汉专制帝制的建立，使得士大夫处理政治关系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汉之后，尽管历代都不乏敢于坚守道义、不屈权势的士大夫，诸如西汉的辕固生、汲黯，东汉的杨震、李固、黄琼、杜乔，唐代的魏征、张九龄，明代的海瑞等，但士大夫群体中，更多的是“曲学阿世”之辈。
西汉丞相公孙弘“曲学以阿世”，其后诸位宰辅都是“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东汉情形更为突出，在李固、杜乔等人因坚守道义而殒命时，“无謇直之风”的胡广却“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唐代的杨再思谄谀巴结，“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宋明以后，朝臣中这类谄谀苟且者更多。
这些士大夫在读书应试时，多以圣人之道自砺；入仕初期，多数尚能以道义自守。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官场习气熏陶或经过几次挫折之后，就沉默下去，或屈从于当权者的意志。西汉董仲舒喜言灾异，借以讽论朝政，得罪了汉武帝，“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明代严嵩初涉官场时，书生意气难以适应复杂的政治环境，被迫“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东山再起后，即“惟一意媚上”。明太祖朱元璋曾无可奈何地评价士大夫说：“岂期擢用之际，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
同时，当君主或上级刚愎昏愚时，士大夫常阿谀取容；而当其开明豁达时，他们又犯颜直谏。裴矩在隋炀帝时，“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在唐太宗时，却是“遂能廷折，不肯面从”。司马光评价道：“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在帝制时代，士大夫这种“从道”和“从势”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士大夫既希望从道，又不得不从势，大多数历史时期的绝大多数士大夫都生活在理念和现实的冲突之中，而专制体制使得生存下来的士大夫要么泯灭了道义良心，要么则是心知不可却又唯唯诺诺。
（三）“伏膺儒教”与“外宽内忌”
士大夫在政治形象上也存在着两重性。他们以儒家的礼仪伦理为思想指导，主张“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又常妒贤嫉能，不遗余力地打击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所谓“女无美恶，人室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
西汉公孙弘“学《春秋》杂说”，是一位儒家经师，生活中“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平时在朝也一副儒者“犯而不校”的风范，但实际上“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主父偃因为权大势重而被他置于死地，董仲舒则因研究《公羊春秋》的水平超过他而被排挤出中央政府。三国时期的司马懿更是如此，史书称他年轻时“博学洽闻，伏膺儒教”；但是多年宦海后，他表面上继续保持儒家谦恭退让的形象，“帝（司马懿）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以太常常林乡邑旧齿，见之每拜”；同时在政治斗争中却又诡诈毒辣，“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唐代李义府进献《承华箴》，“文致若谠直者”，把自己装扮得刚正不阿；同时又“貌柔恭，与人言，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伤之”，人号“笑中刀”。宋明理学兴起之后，表里不一的“假道学”更是泛滥。
这些士大夫都是读着儒家“圣贤之书”成长和入仕的，在进入政坛后，官场的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将他们思想中的儒家道德观逐渐清洗掉了，剩下的只有表面的“宽绰能容”与骨子里的“意深内忌”，两种不同政治形象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国政治史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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