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才秀士
——《战国策》写人叙事的另类价值取向
刘兴林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反映出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化的特点。《战国策》的主导思想属于纵横家，没有持之以恒的政治主张，只有永久不变的利害观念，以纯利害关系取代儒家的道德说教，是对周初以来传统礼制的解放。纵横家是社会分裂的产物，也是分裂社会的因素，追求的是多极化的平衡。《战国策》以欣赏的笔调描写士人的活动，显示出与西周以来的传统道德和春秋的儒家伦理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历代封建统治多奉行儒家思想，视纵横策士为异端，战国士人的另类价值取向常遭诟病。《战国策》记载和描写的并非全是纵横策士，此外还有义士、勇士及其他人物，他们各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士阶层思想的活跃打破长久的沉寂，掀起新的思潮，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一、趋利避害的策士
士人中以策士最具影响力，策士概念比较宽泛，泛指为人出谋划策的士人，包括纵横家和忠心事主的谋臣。
纵横家朝秦暮楚，唯利是图，主观上求富贵，客观上安社稷。“纵横”本意指地理方位，南北为纵，东西为横。秦国与其他诸侯国以殽山为界，殽山以东称为山东。齐、楚、赵、韩、魏、燕六国在殽山以东，是为山东诸侯。山东诸侯南北联合，共同对抗秦国，就是“合纵”。秦国与山东诸侯中的强国联合，对其他诸侯国实行各个击破，就是“连横”。《韩非子·五蠹》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而横者，是一强以攻众弱。”纵横家就是从事连横或者合纵的政客，譬如苏秦、苏代、苏厉、张仪、陈轸、犀首、范睢、蔡泽、甘茂、甘罗、顿弱、司空马等。他们一般出身平民，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了解诸侯各国的情况，能言善辩，忍辱负重，充满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强烈愿望。纵横家无所谓对某个诸侯国或君主的忠心，无视传统的道德伦理，只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周旋于诸侯之间，戏剧般地引发矛盾，解决矛盾，获取功名富贵。
《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所写的苏秦是一个典型的纵横家，他先连横，后合纵，连横时大讲“非兵不可”，合纵时居然“未烦一兵”，前后主张截然相反。连横失败之后刻苦钻研，自谓：“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成功之后喟叹曰：“人生世上，势位富贵，蓋可忽乎哉！”《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中苏秦批驳忠信、廉洁和孝顺等观念，认为如果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则不能建大功，信行“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公然以不信、不廉、不孝之臣自居，一反当时之公议，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作者欣赏他的才智和进取精神，同时也欣赏他的人生价值观。
纵横家求务实进取、谋求事功，轻视清名，抛弃前代奉为圭皋的传统道德，毫无顾忌地追求个人价值和欲望的实现。这种思想把人们从传统道德观念中解脱出来，正视个人的欲求，对后代为繁文缛节所累不能成事的政客，为封建礼教所限痛苦挣扎的人性，为清名毁誉所困不能处事的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启示。周公制礼作乐是一种说法，意味着自西周初年开始，便是礼乐制度的统治。礼乐制度形成的传统，到东周的春秋时期受到挑战和破坏，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派奋起捍卫礼乐制度，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也未能阻挡历史潮流。《史记·高祖本纪》论赞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文”的统治包括礼乐和法度，孔子捍卫的是礼乐而不是法度。司马迁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周秦之间坚守礼乐法度，便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敢于破坏礼法传统的是纵横家，可见纵横家适应了历史潮流。纵观《战国策》全书，虽有不慕名利之人，但绝少不求建功之士，都投身历史的洪流，四方奔走，积极进取，驰骋辩说，运筹谋划，以辞锋相争，以智谋相夺，充分张扬个人的智力、个性和气度，显出人之为人的生命力量和存在价值。纵横家的务实精神为社会增添了活力，其进取有为的人生观，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策士中有一类忠心事主的谋臣，专为某个国家或主人出谋划策，如《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和《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等。庄辛本为楚臣，并非纵横家者流。他谏劝楚襄王远小人，止淫逸，居安思危，遭到楚襄王一顿辱骂。于是避于赵，静观其变。楚国危急，庄辛被召回，先以“见兔顾犬”、“亡羊补牢”相勉励，再劝诫楚襄王居安思危，表现出一个忠臣的深谋远虑。冯谖家境贫寒，寄食于孟尝君门下，食鱼、乘车、养家的要求看似贪得无厌，其实是试探孟尝君的待客之道。得到满足，便以“狡兔三窟”相回报，使得孟尝君“在位数十年，无纤介之祸”。冯谖终身为孟尝君的个人安危出谋划策，缺乏重大的社会意义，表现的是士人的智慧和“士为知己者用”的价值观。一个可怜可嫌的贫贱士人，竟是保住孟尝君相位的大能人，从侧面揭示出人不可貌相，士不可轻慢。
二、排难解纷的义士
义者，宜也，即符合公认的道义，义士不计个人得失，致力于公认的道义。义士也出谋划策，但具有鲜明的道德准则。既出谋划策，则义士也是策士；坚守道德准则，则与纵横家截然相反。义士的道德原则与儒、道、墨诸家有某些相近之处，却并不属于某一家。他们不畏权势，不慕富贵，为人排难解纷，不求感恩回报。譬如《齐策四·颜斶说齐王贵士》中的颜斶，《赵策一·张孟谈既固赵宗》中的张孟谈，《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中的鲁仲连等。《战国策》同样以欣赏的态度对他们作倾情的描述，表彰清流人物，推崇高才秀士。
颜斶一介平民，却十分关注尊贤重士的问题，然而并不是为自己谋取功名富贵。在颜斶的身上不仅表现出对士人的高度重视，而且糅合着儒、道两种思想因素。颜斶的说辞自成一篇说理文，其理论根据有儒家的《周易》，也有道家的《老子》。事实论据则列举古代的重士，俱以儒家所称道的尧、舜、禹、汤、周成王和周公等为楷模。“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者？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垄亩，出于鄙野，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其厚古薄今之意溢于言表。“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可见古代圣君的成功，全在于尊贤重士。尊贤重士是儒家的一贯主张，颜斶只是重复了儒家的主张，与传统道德价值观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不同于战国策士的口吻，似乎完全是一个儒家的信徒。颜斶为齐宣王“言要道已备矣”，却绝不为自己谋求功名富贵，坚守自己完美的个体人格，拒绝“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的诱惑，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完全是达道之士的生活态度。
鲁仲连与颜斶有共通之处，积极干预社会，解决实际问题，却拒绝接受回报。不同的是，颜斶是启迪齐宣王重视人才，而鲁仲连亲入围城为赵国解围。鲁仲连也是一介平民，却心系天下安危，助弱抑强，见识卓越。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困难解决了，便拂袖而去。鲁仲连的奉献精神有似于墨家的“非攻”，却不同于墨家刻意反对进攻性的战争，而是反对强暴。存亡继绝，功莫大焉，拒绝回报，则高出一般士人。他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积极干预社会而超越功名利禄的“义”，使鲁仲连的形象光彩照人。
赵襄子的谋臣张孟谈是一位足智多谋而不恋富贵的义士。春秋末期晋国公室衰弱，知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和中行氏六卿强大，互相兼并。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先消灭范氏和中行氏，知氏进而向赵氏、韩氏和魏氏索取领土。赵氏不听，知氏便胁迫韩氏、魏氏一起进攻赵氏。张孟谈为赵襄子出谋划策，与韩康子、魏宣子联合起来消灭知伯，于是赵、魏、韩三家分晋。张孟谈在赵襄子保存自己、消灭知伯的过程中转危为安，反败为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功之后赵襄子欲封张孟谈，张孟谈却不贪富贵，毅然选择了归田隐逸。躬耕三年，韩、魏、齐、楚四国背弃盟约图谋攻赵，张孟谈复出，与其妻、子分别出使四国，消除了四国的阴谋。鲍彪注评曰：“孟谈，有道之士也。国有危难，不顾万死，进入行阵，以就其谋，功成事遂，则委而去之。已去而复出，以销国家之难。非有道，孰能出处语默若是之裕哉？”张孟谈既是谋智之士，也是有道之士，他的“道”就在于当出则出，该隐则隐，不恋富贵，不贪名位。
三、一诺千金的勇士
《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些勇士的事迹，勇士的特点是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譬如《赵策一·豫让刺赵襄子》中的豫让，《韩策二·聂政刺韩傀》中的聂政，《燕策三·荆轲刺秦王》中的荆轲，《魏策四·唐且不辱使命》中的唐且等，人物不多，但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行刺报答知遇，缺乏重大的历史意义，却反映了士人渴望知遇的心态和重视诚信的道德。
豫让始事范氏、中行氏，没有受到重视。后来投归知伯，深得知伯宠信。赵、魏、韩三家灭知伯，赵襄子最怨恨知伯，将知伯的头骨漆为饮酒之器。豫让遁逃山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于是隐姓埋名，自为刑人，以至于“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又吞炭为哑，变其音”，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来。豫让行刺未能成功，最终请求刺赵襄子之衣，“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伏剑而死。”豫让的朋友认为豫让应该善事赵襄子，取得赵襄子的信用，然后行刺赵襄子，才是聪明可行的办法。然而豫让认为这种做法是“为先知报后知，为故君贼新君，大乱君臣之义”。他之所以选择很难的方式为知伯报仇，是要让人们明确什么是君臣之义。如果委质事奉赵襄子，而寻找机会刺杀他，那就是“怀二心以事君”。豫让的报仇除开讲究君臣之义，还特别讲究知遇之恩。赵襄子抓住豫让责问说：你不是事奉过范氏、中行氏吗？知伯灭范氏、中行氏，你不为范氏、中行氏报仇，反而委质事奉知伯。知伯已死，你为何一定要为知伯报仇呢？豫让回答说：“范氏、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
聂政刺杀韩傀是受人利用，替人报仇。韩国的严遂受国君重用而与国相结仇，欲求刺客刺杀国相韩傀，奉黄金百鎰为聂政之母祝寿，请求聂政替他报仇。聂政老母在世，既未接受黄金，也未作出许诺，然而已经被严遂的“知遇”所感动：“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白金为亲寿，我虽不收，然是深知政也。”母亲去世之后，聂政独行仗剑至韩，为严遂刺杀韩傀，然后自杀。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姐姐，聂政自行毁容，剥下脸皮，挖掉眼珠，剖腹出肠而死。聂政的行刺自杀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是因为得到了一位诸侯卿相的尊重。聂政姊认尸自杀，就是为了说出“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以为聂政扬名。聂政姊说：“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可见聂政也很重名，只是在保护亲人和爱护名节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保护亲人。聂政的故事凸显出勇士的重要理念：孝悌之义、知遇之恩、壮烈之名。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其实荆轲也是被人利用。荆轲行刺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秦始皇，才引起人们长久地说长道短。荆轲与秦王嬴政无怨无仇，他之所以行刺秦王嬴政，只是因为受到燕太子丹的尊礼和田光的激励。燕太子丹求刺客行刺秦王嬴政，是出于政治目的，与严遂使聂政刺杀韩傀有所不同。统一天下是历史的潮流，刺杀秦王嬴政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这一手段也不值得肯定。然而荆轲表现出来的气概确实不同凡响，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和筑而歌，为变徵之声，复为忼慨羽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面对秦王，荆轲辞令谦谨，神态自若。行刺失败，身被八创，尚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为失败找个说法：“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也！”荆轲显示出刚毅、沉着、机智，悲壮中洋溢着个人英雄主义精神。
唐且不辱使命，保住五十里国土，而不是行刺秦王。针对秦王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威胁，唐且列举“士之怒”：“专诸之刺王僚，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苍鹰击于殿上”。“与臣而将四矣”，说自己要继三位勇士之后，行刺秦王。当时韩、魏已灭亡，唐且仅凭这番话保住安陵君的五十里国土，不大可信。再说秦法不容许臣下带兵器上殿，唐且何能“挺剑而起”？鲍彪注评认为唐且是闻道勇士，“为其激而发，不专志于此。”目的不是行刺，而是为义理所激发，告诉秦王不可恃强凌弱。
四、多种警世主题
《战国策》在宣扬义士、勇士道德的同时，还有些篇章通过历史人物的行事提出多种警世主题，表现出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譬如《齐策四·赵威后问齐使》反映出民为邦本的思想；《赵策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反映出革新进取的思想；《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阐述了居安思危的主题；《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揭示了逆境教育的主题；《燕策一·燕昭王求士》趣谈尊贤重士的佳话；《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推崇广开言路的至理。
《战国策》中不乏讽刺和揭露性的文章。《秦策二·秦宣太后爱魏丑夫》记载秦宣太后将死，欲以情人魏丑夫殉葬。秦臣庸芮巧妙设问，陷太后于两难境地，有效地劝阻了这一愚蠢的行为，同时也暴露出秦国野蛮的人殉制度和宫闱性丑闻。《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掩袖工谗”的故事，展现了楚王夫人郑袖的心狠手辣。楚王宠爱魏美人，郑袖则对魏美人爱护有加，取得楚王的信任，解除美人的戒备，然后施展诡计，使美人被割去鼻子，达到自己的目的。
《宋卫策·宋康王之时有雀生鶀》记载宋国的灭亡。宋国是殷商后裔，战国时变为小国。一只小雀孵出一只大鸟，太史占卜后说：“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于是灭縢、伐薛，取淮北之地；甚至箭射皇天，鞭笞后土，焚烧社神稷神的牌位，要威服天下鬼神；辱骂进谏的国老，剖开驼子的驼背，砍断早上涉水人的小腿。宋康王的昏庸残暴与商纣王无异，终于亡国。本文与殷商灭亡的史实相照应，揭示亡国之道，重为后世留下“殷鉴”。
（约5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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