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集市
宋代在中国医政史上具有显著地位，是一个“把封建社会的医政事业推向了高峰”的时代。宋时医学制度完备，医事政令频颁，医学成就辉煌等既体现了宋代医学的繁荣昌盛，又表明了宋代政府对医学领域的极大关注。本文将深刻探究宋朝城市的防疫制度，体味先祖在防疫工作方面的智慧结晶。
1、宋朝人民对疫病的认识
宋代是中国古代疫病多发的一个朝代，这不仅造成宋代人口的大量死亡、疫情的广泛传播，而且还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战争的进程。宋代政府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疫情预防和疫病救治。但在认识到疫病危害性到制定有效的防范疫病措施经历着不断摸索和改进的过程。起初受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疫情灾情发生时多建议君臣检点自身行为。
随着人民对瘟疫的认识渐渐增多时，渐渐地不再将瘟疫视作君臣失礼，导致上天降下灾难的惩罚，而开始将其视作自然灾害的一部分。如“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古代人民将疾疫列于首位，认为其与早灾、水灾、畜灾是有损国力的四大灾患，进而在政府治理中提示需要特别关注。
军营瘟疫
哲宗时，范祖禹对于救灾方法不当可能引发疾疫流行的奏议，将对疾疫的认识提高到了相对科学的层面。宋臣程叔连指出，救灾时集中施舍粥饭的行为不当，因为这样集中救济的方法会造成人口聚集，进而引发疾疫扩散，并在奏议中明确说明了“众之所聚，疾势易成，转相渐染，难以复治”是疫病传播的重要原因。
宋人对疾病的认识亦体现出新儒学的“格物致知”的学术思潮，那时的知识分子希望探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新知。《太平圣惠方》是太平兴国三年至淳化二年由太宗下诏官修的医学方书，书中记载了北宋前期有关传染性疾病的病因、病机、病候的认识，体现出宋人对传染病的认知程度。
2、宋朝时期疫病的危害与严重程度
尽管说宋朝的医学水平可以在封建王朝中达到巅峰的水平，但宋朝时期人民的医疗条件还有卫生意识都还是十分薄弱的，因而当瘟疫病发作时，带来的灾害是十分严重的，《太平圣惠方》载:“但一人受病，全家不安，有此相染 时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傍至外人，无有不著者，转相染者，延及外人，人不敢视者。”如上论当传染病出现时，出现了人传人的迹象特征，得了传染病的患者不仅传染给与其有亲密接触的亲人，至使全家被灭门，还会通过气息传染给与其接触过得陌生人，可见当时的疫病的可怕程度。而且一场瘟疫下来可能造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的死亡。对当时的人民的生活和生存带来很大的影响。
早期预防措施
1、宋朝防疫制度产生的思想根源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产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体系一一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响。宋代儒、道、佛三教共存，相互融合，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表现为仁政。同时，儒、道、佛思想也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医学的主要思想，在治病救人的行为上表现为仁术，在养生修身方面表现为道术和禅术。
三者成为了当时宋朝人民能够普遍接受的思想，因而在制定防疫制度时必然会受到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和指导，因而可以说宋朝防疫制度的思想源泉来自于儒、佛、道三家思想的结晶和融合。
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及道家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思想和佛家以慈悲为怀的思想的指引下，广大宋朝学子积极投入到治理国家和治病救人的行列之中，如宋代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追求，正是当时宋朝学子梦想的典范，要么成为良相治国要么成为良医济世，可见当时的儒佛道思想的交融为当时的医疗防疫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而可以说儒佛道思想的共存和相互融合是促进宋朝先进的医疗防疫制度的思想根源。
因此在宋朝时期，宋臣程叔遴乞奏朝廷实施医疗防疫时中应注意如下事项：疫病多发地点为城郭、多发季节为春季、多发时期为灾荒时期，因此建议政府及时掩埋尸骸、安置流民、施以医药、及时救治。从防疫的措施中我们也能感受那种在三种思想交融下产生的格物致知，追求理性认识的思想对当时的君臣产生的作用。
医官行医
2、宋朝防疫制度采取的措施
建立专门救灾防疫机构
由于宋代灾害与瘟疫多发，针对突发的灾情与疫情，政府需要采取相应急救措施予以应对，建立机构遂成为及时救助灾民的方式之一。《寿安院记》载:“国朝置福田院，恤穷疾。与天地同一好生。常平仓专使领.为凶荒疾疫设，将以救民病，而或者反以政事病民。朝廷将抚恤患病百姓，施以医疗救助，作为政事过问。出现了以救灾救疫为初衷而建平民医疗机构——福田院。
隔离疫病疑似患者
考虑到疾病的传染性问题，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就此调整、更名设立专门救治病患的安济坊。安乐庐的管理规定中亦出现如下“军民在路遇疾，往往客店户恶其扰人，又虑传染，多是不肯安着。本府巳告示城内外客店户并军巡地分，遇有经过人病患，仰即时具状，经提督官，随即押下，差医人诊视，给药医治。”据此可知，宋代平民医疗机构在管理中关注到了隔离病人以防传染的必要性，遂建立制度保障执行。
派放医疗物资提供用药保障
如孝宗隆兴二年(1164)，战争引发疫情:“两淮经虏人蹂践，流移之民饥寒暴露，渐有疾疫。令和剂局疾速品搭修合合用药四万帖。”《宋会要辑稿》载，孝宗淳熙八年(1181)四月十一日诏:“军民多有疾疫，令医官局差医官巡门诊视，用药给散。” 分析上述史料可知，宋代药局开设有急诊服务:一是实施夜间值班制度，为百姓急诊用药提供保障;二是面对疫病流行，能够统一布控药品，以期全力急救感染者，稳定百姓恐慌情绪，关注到了医疗急救工作的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
布药防控
实施完善的助葬制度
宋代医家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将疫病的病因归纳为“况疫气之所兴··一狱温、伤温，墓温，庙温，社温，山温，海温，灶温，岁温，天温，地温等，不可不究。其中的“墓温”位居第三，可见当时人们就开始注意处理因疫情导致死亡人的遗体的处理，在处理遗体安葬时与墓地择址有较大的关系。
因而宋朝的人民用义冢漏泽园的方式掩痊贫病尸骸，漏泽园妥善选址的做法有效地防止了因墓址选择不当而引起的“墓温”等疫病。其作为与医疗防疫相关的助葬制度，有效防止了疫病传染，维护了公共卫生安全。就此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生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的制度体系，这种助葬体系制度不仅减少了瘟疫病情的再次传播，而且还有效的减少了当时百姓因疫情导致的殡葬困难。
奖惩疫情管理人员
为了监督管理人员的医疗救助行为，保证医疗福利机构的有效运作，宋代平民医疗机构制定有奖惩制度。浙江绍兴府养济院规定:“将病患人拘籍，累及一千人己上，至来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给度碟一道，及五百人己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五十贯;二百人己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二十贯，并令童行分给。”对于救治效果好的机构，医护人员都会给予奖励。
京师福田院规定:“书为课绩，量与酬奖，死损多者，亦立殿罚，令官吏用心贩恤须要实惠及贫民。”文中说明死亡率高的机构给予惩罚，表明了建立这些机构遂要惠及于民的目的，并且通过设立奖惩制度，不仅可以激发疫情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好，还能够通过制度的设定来赋予疫情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使得当时的官员们在面对疫情时避免出现散漫消极的作为。
官员问责
宋朝是较为重视医药卫生事业的朝代，在宋代医药机构的设置较为合理，除了沿用前代的一些医药机构，宋代翰林医官院的职能为主管医药行政事务，从而强化了政府在医药行政方面的管理，宋代针对平民百姓而建立医疗福利机构，以政府、官员为主的官办性质主导，在为贫苦百姓提供正规医疗场所的同时，这种健全的公共卫生管理理念，和运行机构，在当时防护控制疫情中取得了一定救治成效，获得一定医疗经验，对医学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
2、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
3、宋朝后勤运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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