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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在18世纪和20世纪曾经有两个最著名的回答。那就是康德在1784年和福柯在1978年关于启蒙论述。如果我们仔细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历史上最著名的启蒙观点，相隔时间几乎是整整相差两百年。而前者的发表时间，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启蒙现代性在欧洲确立的时期。在康德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这篇论文发表五年之后，法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世界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承认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而发生在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无疑是启蒙的一个结果。尽管革命本身暴露了现代性启蒙设计的一些问题。
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同时也是理性和批判的世纪。我们无法不提到理性和批判，而单独来谈论现代性启蒙。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18世纪的现代性启蒙，就是理性的启蒙。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理性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和卢梭，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但启蒙精神的真正总结者，却是德国的康德。康德的哲学，无疑是自笛卡尔以来，欧洲以理性为基础的认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认识论曾在休谟的怀疑论中受到威胁，而康德则重新为其划定了范畴。如康德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批判力批判》所示，他的哲学核心观念就是理性和批判。而理性的批判，就是现代性启蒙的精神实质。
康德
康德早在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前言中，就已经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我们的时代在特殊的程度上就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宗教想通过它的圣洁，立法想通过它的最高权威，企图避免受到批判。但是，这样一来，它们只是唤起正当的怀疑，不可能要求得到真诚的尊重。因为只有那些已经能够经受自由和公开的审视这个检验的东西，理性才能给予尊重。”在康德，同时也包括那个时代大多数启蒙思想的认同者和同情者看来，启蒙就是用“理性”对以往和现存的一切事物进行批判和检验。理性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立法者。而其崇高地位，最初是由笛卡尔的“我们故我在”，即第一哲学原理所赋予的。后来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最终得以被确立。因此我们说，康德是现代性启蒙精神的总结者。这同时也意味着，启蒙理性和主体认识论观念，已经走到了尽头。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历史的终结和现代历史的开端。但是革命的后果，对现代性启蒙理性王国设计的偏离，很快就引起了欧洲知识分们子对理性的质疑。康德在三大批判中，不仅确立了理性的崇高批判地位，而且也对理性的作用和有效性划定了范围。理性是近代主体认识论的基础，但并不是客体存在论的基础。康德把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和现代哲学的存在论，留给了理性无法认识的“自在之物”。这一近代欧洲认识论的阿基琉斯脚踝，最终成为启蒙理性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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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所造成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引发了一股具有“世纪末”情结的悲观文化思潮，即浪漫主义。它以怀旧的姿态，企图在被理性所排斥的宗教、梦幻和神秘事物中，寻找心灵和精神的慰藉。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最后在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中彻底走向了悲观主义。如果我们说文艺复兴向古希腊罗马的回归，带有一种对世俗肯定性的快乐和自信，而浪漫主义向中世纪的回归，则带有一种对现实否定性的悲观与失望。浪漫主义作为对启蒙后果的怀疑，实质上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否定了理性的崇高地位。在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建立于主客体二元对立之上的认识论，在绝对知识、绝对自我和绝对精神中，被一种新的本体论所取代。正如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所指出的一样：“绝对精神既是永恒地在自身内存在的同一性，又是不断返回着的和已经返回自身的同一性；是作为精神实体的那一个普遍的实体，是在自身内和一个知识中的判断。”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理性主体走向了精神客体，而精神客体又成为绝对存在。认识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开始向现代存在论过渡。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绝对精神无疑就是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但此时的绝对精神，仍具有理性的抽象性、普遍性和逻辑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似乎解决了康德关于理性无法认知“自在之物”的致命弱点。将存在的一切事物，都纳入到绝对理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和发展之中。黑格尔哲学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正是在他的哲学中，古代的本体论和近代的认识论，被融合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辩证体系之中。与古代的本体论，即柏拉图的理念论不同，前者是静止的，后者是运动的；与近代的认识论，即笛卡尔的主体论不同，前者是相对的，后者是绝对的。因此，黑格尔的哲学，既非本体论，又非认识论，而是一种存在论。这种存在论同时带有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的精神优先性，因此被指责为一种唯心主义。
马克思
19世纪中叶，以费尔巴哈、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论和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论，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存在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继承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传统，而叔本华却走向了非理性，从而真正的击中了近代理性哲学的阿基琉斯脚踝。他以非理性的意志，取代了康德哲学中理性无法认知的“自在之物”。黑格尔哲学中带有辩证逻辑自我运动的绝对精神，被叔本华变成带有盲目冲动性扩张的自由意志。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的生命意志哲学，结束了近代由笛卡尔所开创的理性哲学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基于理性主体的认识论，同时也出现了危机。
胡塞尔在20世纪初，曾经试图以现象学来挽救由理性所建基的认识论危机，重新将近代认识论建立在主客交融的“纯粹意识”基础之上，从而开创了一条“回归事物本身”的新认识论。而他关于“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观点，则启发了海德格尔和萨特关于此在和存在的思考，成为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源头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唯意志论哲学和非理性思潮，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理论基础。尼采、柏格森的哲学和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逐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韦伯、本雅明和卢卡奇关于现代性的观点，直接影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和启蒙反思理论。
20世纪后半叶，以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和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结构哲学家和后现代理论家，对逻各斯主义和启蒙现代性进行了激烈的解构和批判。从而形成了一股影响巨大的反现代性思潮。但是，福柯在1978年发表的《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又一次重申了关于启蒙的话语。如果我们将康德视为现代性启蒙的代表，那么福柯无疑就是“后现代”启蒙的代表。这两次时隔近两百年的启蒙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对于何为后现代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但至少有一种说法，我们必须加以重视。那就是利奥塔1986年在一次演讲中所提出的：“后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事业的基础之上的宣言的重写。”由此可见，无论我们将“后”现代，作为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后期”现代性，还是批判意义上的“重写”现代性。后“现代”，都只是“现代”整体中的一部分或延续。
如果我们将考察现代性的视域，放在更长远的历史时期中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作为与“中世纪”相对的“现代”时期，应该包括自15世纪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整个历史时期。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作更加细致的划分的话，又可以分出三个阶段。即15、16世纪的现代性的萌芽期，即“前现代”时期；17、18世纪的现代性形成期，即“现代”时期；19、20世纪的现代性反思期，即“后现代”时期。其中，前现代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个性解放和知识革命冲破从宗教禁欲和蒙昧主义的束缚，现代性的诸观念和价值得以萌芽。现代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教会的权威被从世俗政治中分离出来，国王和贵族的特权被废除。科学理性和自由平等观念，在欧洲文化中取得主导性的地位。在后现代时期，以非理性思潮为基础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是最重要的事件。现代主体、工具理性、社会进步、人类解放，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等现代性核心理念和宏大叙事，被普遍的怀疑和解构。
人类步入21世纪，由价值混乱和信仰缺失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空前严重。放弃启蒙现代性，还是重写现代性，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抉择。康德和福柯关于“启蒙”的两篇文章，恰好出现于现代性的形成期和反思期，因此两者呈现出鲜明的“现代”与“后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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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康德的观点。“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的开头，康德就如此明确的给启蒙下了这样的定义。康德将启蒙作为一种让人摆脱不成熟状态，进而走向成熟的道路。在他的哲学中，我们知道，理性的批判能力是先天具有的。但是有人放弃了运用理性去思考和判断，将自己对事物的认识交给了他人。从而在别人的引导下，过一种不自主和不自由的生活。康德将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称为不成熟的人。并把原因归结为他们的懒惰和怯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通过运用自身的理性，进入一种摆脱他人引导和说教，自己去思考和批判一切事物的能力。而敢于运用这种能力，就是一种被启蒙了的成熟的人。我们由此可以说，康德所说的成熟的、自我启蒙了的人，就是近代的理性主体。
在欧洲的中世纪，大多数人都是经由他人引导而生活的。在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教会和神职人员作为民众生活的引导者，实际上规定了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民众通常只能不加任何思考的给予接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康德所说的懒惰和怯弱。但是，这种被他人引导，而不是运用自己的理智去生活的不成熟状态。在那个时代，并非如康德所说是自我招致的，而是由时代的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在康德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情况明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前夕，在原来的教士、封建主和农民三个社会阶层之外，出现了新兴的城市平民和知识分子。康德所说的“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这些受过教育的新兴市民。近代的启蒙主体，只能是这些在当时代表社会进步文化和力量的“公众”。
狄德罗
康德特别强调启蒙的一个前提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也即理性的公共使用。他想表达的是理性批判功能的社会化，从而真正的影响人类文明的进步。他将理性的批判意义，赋予很高的地位。“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康德将思想启蒙的意义，视为人类进步和解放的基础。如果人类不能通过启蒙，获得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体地位。那么任何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最后都难以取得真正的实质性进步。因此，理性的公共运用，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康德指出：“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
从当时的时代环境来看，像康德这样的启蒙者，试图将理性作为批判的武器，将为人们从传统的宗教权威中解放出来，实现一种对自身行为和生活负责的自由。对此他们是相当自信的，这也体现了启蒙运动试图通过对理性主体的塑造和呼唤，来实现一种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构想。而自由和平等的最大阻碍，无疑就是宗教在思想上的权威。“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以及王权在政治上的专制。“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
在现代性启蒙中，神话与科学、宗教与理性之间的对立，始终是最根本的。现代性文明相对于中世纪文明，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断裂和颠覆。即经济上工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政治上民主政权对天赋王权的颠覆；文化上科学理性对宗教神话的取代。而这一切都可归结为，作为近代主体的“人”，替代了古代本体的“神”，成为现代文明最核心的理念。在哲学上，则表现为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
在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变为人本主义，感性个体成为理性主体，君权神授成为天赋人权，宗教信仰变为蒙昧迷信。理性作为人类文明的曙光，照亮了被古代神话迷雾所笼罩的神秘自然。一切都在“人”的理性认识中变得明晰透彻。所有的神仙妖魔，都被还原为人的想象。人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中走了出来，成为自然和世界的主人。人类运用理性能认识一切，使用科学能改造一切，文明的伟大正午到来了。但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荷尔德林，为什么说世界黑夜到了最黑暗的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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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文明的质疑，我们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运动。但他们除了感叹田园牧歌时代的一去不返之外，无法对现代文明作出深刻的批判。最后就只能如叔本华一样，躲到艺术的空中楼阁里避难。但到了19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尼采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发现了悲剧艺术和生命意志的积极意义。以对超人的呼唤，来克服近代科技理性文化对生命本能的压制和异化，由此开启了西方文化后现代转向的先河。应该说，整个20世纪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对现代理性文明的批判和颠覆，都或多或少与尼采有关。
与尼采以意志取代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准则，对现代理性文明进行激烈的否定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一种对现代性设计的修正方案。以对理性的挽救，来继续整个现代性启蒙事业。在康德的现代启蒙和福柯的后现代启蒙之间，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具有一种过渡的意义，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现代与后现代启蒙之间的桥梁。在《反对自己的理性：对启蒙运动的一些评价》中，霍克海默表述了他对现代性启蒙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在文章的开头，霍克海默即明确指出了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我们的文明的思想基础很大一部分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后果。然而这个进步本身又产生于为某些原则所作的斗争——这些原则现在岌岌可危，比如个人及其幸福的原则。进步有一种倾向——即破坏它恰恰理应实现和支持的那些观念。技术文明危及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
尼采
如果我们说18世纪是理性的世纪，那么19世纪就是科学的世纪。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使科学对自然世界的解释，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就如同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理念对人类精神和文明发展的解释一样。科学实证的原则和方法，这一时期不但超出了对自然的研究，而且影响到社会和人文学科。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就宣称他的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文艺创作方面，出现了以左拉为代表的，用生物遗传来解释人物命运的自然主义小说。几乎同时，在东方古老的中国，以严复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开始把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和的科学方法论，介绍给中国的知识界。成为推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并影响到新文化运动。
科学在19世纪几乎成为了真理的代名词，甚至真理本身的合法性，都要从科学中寻找依据。科学源于理性，最终又超乎理性之上，成为现代知识合理化的首要原则。但科学毕竟是按照经验理性原则运作的一种认知方法，属于理性的一种工具化、形式化、技术化。而其普及和运用，就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出现。工具理性被认为是客观的、功能的和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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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理性的技术化，工具化倾向。因为“科学作为一个精确程序与哲学一刀两断，几乎放弃了解决最关键的人类存在问题的权利。……对事情应当如何，科学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它关注的是手段，而不管要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不关心价值和意义的领域，不过问人类的生存和命运。而当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普遍的成为一个时代的文明基础，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进而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就会造成异化的可怕后果。
当手段取代了目的，方法遮蔽了意义，一种新的神话和偶像崇拜，就被重新确立了起来。人们又再次退回到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之中。当人们通过理性从超验的实体崇拜中解放出来之后，又重新被人造的信念所操控。“当新的人造信念（而不是陈旧的哲学）要被灌输到公众心理去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只要这些信念不是由国家强加的，那么它们就发挥着‘心灵的疗方’和时尚的作用。然而，作为任何一个专制政府的操纵及其的一部分，它们变成了命令，而且甚至比那些要求卑劣的外部行动的命令都更摧残人性，因为他们使人丧失了自己的良心，使他不过成了现代社会潮流中的一部分而已。”
工具理性的异化，就是使人失去个性，随波逐流。从而不再能对自身的存在状况有所反思，盲目的被大众意识形态所控制。在古代，人们的不成熟状态，是对宗教信条的绝对信从；而在现代，则是对科学技术的不加怀疑。而两者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统治阶层的权力运作。被神职人员垄断的教义解释，往往是有利于教士和贵族的，具有麻痹民众反抗意志的作用。而被官方媒体控制的社会时尚，则是有利于商人和资本家的，同样具有麻醉大众警觉意识的作用。
霍克海默虽然严厉的批判了工具理性，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对启蒙价值的异化，但并没有对理性的自我批判能力失去信心。他希望以对价值理性的重新提倡，来克服工具理性给现代性文明带来的危机。他将理性在自身的概念领域内的自我破坏倾向定义为“对形而上学概念进行实证主义的消解，并把这种消解一直贯彻到理论的概念本身。”因此，他针对理性的异化，提出“哲学的任务是继续坚持他的理智努力，直至完全实现由那种消解所造成的各个文化分支之间的对立以及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理性的希望在于摆脱它自己对绝望的恐惧。”我们之所以说霍克海默处于现代与后现代启蒙之间，就是因为他虽然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但对理性能克服本身的异化仍抱有希望。
但是，受到尼采、海德格尔影响的后现代思想家们，却完全放弃了对理性的幻想。他们对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传统，进行了摧枯拉朽的激烈批判。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理论家，在20世纪后半叶，曾以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吸收，来加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提出用“新感性”来克服趋向于单向度的和同质化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但是由于他们始终没有接受尼采对理性的彻底批判，尽管与后现代理论有一定的接近，但仍属于启蒙现代性价值观念的继承者，而不是颠覆者。并在20世纪末，与后现代思想家产生了多次对话和交锋。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的哈贝马斯，将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他试图以交往理性来代替工具理性的做法，对克服异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在后现代解构话语对启蒙现代性的强势颠覆中，显得过于理想化。这或许就是现代性理论所固有的乌托邦倾向。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现代性的“修正”，还是后现代理论家的“重写”，都意味着他们与启蒙现代性具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关系。如果两者真的具有某些相似性的话，那就是对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批判态度。那么，福柯的后现代启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启蒙现代性的拒绝斥，又提出了怎样的启蒙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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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那篇论启蒙的演讲，名为《什么是批判》。在他的后现代启蒙思想中，批判的态度是无疑的，而他几乎所有的哲学话语，都与对知识、权力和真理的批判有关。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福柯的启蒙概念，启蒙就是批判。
在这篇演讲中，福柯所批判的对象，是现代性的统治方式和技术。“如何统治：我认为这是15或16世纪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当时‘统治’一词的广义上，各种各样的统治艺术（你可以说儿童教育的艺术，政治的艺术，经济的艺术和所有统治机构）都是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应。”福柯将现代性统治技术的源头，追溯到欧洲现代性文明发展的15、16世纪，这表明他对权力的批判，是与整个现代性文明形态本身相关的。他进而在此基础上指出，与现代统治技术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它的对立面，即怀疑、挑战和限制统治技术的批判活动。“它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形式，一种道德和政治的态度，一种思想方式，等等。我简单地称它为不被统治的艺术，或者不像那样，不以这个为代价而被统治的艺术。这样，我就以这个一般的描述来相当初步的界定批判：批判就是不被统治到那种程度的艺术。”
真正贯穿于整个启蒙和批判活动中的核心的观念，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如果纳入统治作为一个运动真的就是在一种社会实践的现实中借助以真理为名的权力批判来压服个人，那么我要说，批判就是这样一种运动，通过这种运动被统治者向自己提供了一个权利，以便就真理的权力影响来质疑真理，就权力对真理的述说来质疑权力。”基于对真理与权力之间密切关系的认识，福柯将批判的功能表述为对“真理的政治学”的不服从。进而指出他所说的批判，与康德所说的启蒙相差无几。这样一来，就将现代启蒙与后现代启蒙的精神，在对统治的不服从和自主性的肯定，以及的个人自由和解放观念中联系了起来。“当康德希求在权力和真理的游戏中抵制屈从时，他把批判和对知识的理解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批判成了一项基本的任务，成了当前和未来一切启蒙的序曲。”
韦伯
启蒙的内在精神品性是一种批判，而这种批判在现代文明中的体现，就是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利的维护和肯定。但现代性启蒙与后现代启蒙之间，还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两种启蒙的具体批判对象的不同。在康德的启蒙观念中，宗教在精神信仰中的权威和君主在政治权力上的专制，是其所批判的对象，这是18世纪启蒙的历史任务。而法国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理性启蒙的任务，在欧洲历史中开始实现。
19世纪之后，理性取代宗教、科学取代神话，成为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形态。但是，康德等现代启蒙思想家没有想到的是，作为赋予人的主体地位的先验理性，居然与权力合谋，造成新的统治和压迫形式。理性的异化，早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就已经初现端倪。而在韦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中，则分裂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在19世纪下半叶的实证主义等科学思潮中，逐步的向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扩张和渗透。使在近代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围内的对象性和工具性探究方法，成为现代文化的唯一合法性知识基础。
福柯在他的这篇演讲中，对此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人们承认，理性化不仅反映了16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和科学的特征，也反映了社会关系、国家机构、经济实践甚或个人行为的特征，那么这种理性化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理性化的效果是强制。也许是迷惑人们的思想，并越来越广泛地植入一个庞大的科学和技术体系当中，而这种植入本身却从未遇到过激烈的挑战，那么这种理性化究竟是什么呢？”福柯的疑问，是后现代启蒙任务的前提，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一直试图在理性的内部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以对现代性启蒙原初诸价值的维护，来克服理性异化的危机。他们先后以对价值理性、批判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强调，来挽救工具理性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异化。福柯与他们相比，其批判的道路更加的激进，他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走向了“批判谱系学”。福柯继承了尼采的谱系学方法，沿着尼采所开创的道路，将谱系学的批判从道德，扩展到知识、权力和性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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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思想的去“合理化”，发端于叔本华以意志本体对理性主体的取代。尼采以强力意志对价值的重估；胡塞尔以纯粹意识对事物本质的还原；海德格尔以诗意的呼唤对本真存在的澄明。是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文明诸原则和价值去合理化的思想源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德勒兹的解狭域化和分裂分析，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和作者之死，德里达的解构中心和延异散播，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拟像仿真。都是对自近代以来，被理性主体和科学技术所构造的现代文明“神话”的质疑和批判。现代启蒙对中世纪和古代价值的去“神圣化”和后现代启蒙对现代价值的去“合理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种通过批判对被不加检验就宣称其为“自明真理”的各种价值，进行解构和还原的活动。
康德所说的以理性检验一切事物和尼采所说的以意志重估一切价值，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回事。他们所从事的都是一种批判，也可以说是启蒙。因为他们都认为，某种被认为是不可怀疑的，赋予一切事物的存在合理性的真理，其实不过是人的主观想象或构造的产物。其本身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只不过这种自明或先验的真理，在康德的眼中是宗教信条，而在尼采的眼中恰恰是康德推崇备至的先验理性。而在后现代启蒙者的眼中，无论是理性，还是意志，都不能作为设定真理的基础。而且他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如果以某种新的最高价值，取代以前的知识基础，那么无疑就会造成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级制。而当这种新的知识基础一旦与权力相结合，必然会出现新的等级和统治技术。进而造成人的自由被剥夺，生存被异化。因此，后现代启蒙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彻底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二元对立等级观念。
福柯
西方自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即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时期。前现代时期破除了宗教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肯定了人的现世生存价值和世俗需要；现代时期，确定了人的社会主体权利和平等观念；后现代时期，提出了人的本真生存意义和精神自由。其实，这三个阶段，分别是现代性文明在经济生产与世俗需要，政治革命与平等权利，文化颠覆与精神自由三个方面，逐步从中世纪文明形态向现代性文明形态转型的表现。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西方古代由“神”为核心的农业畜牧文明形态，向现代以“人”为核心的工业商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逐步解构旧知识型，建立新价值观的思想文化运动。因此，启蒙就是现代性文明对人自身的解放的历史要求。
批判是启蒙的工具，但并非所有的批判都是启蒙。而欧洲自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不论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所指向的都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人的自由和解放。即康德所总结的，福柯所重申的，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对于前现代启蒙来说，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人被束缚在对彼岸世界和道德生活的强制性追求中；而对现代启蒙，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人被束缚于教会的监督与王权的专制统治下；而后现代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人被束缚在对形而上学观念和技术理性的操控里。
而启蒙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将人一步步的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批判的意义，就是通过解构各种真理话语的虚妄和欺骗，对其进行去神圣化和合理化的还原。从而让人们从对这些自身所创造的神话迷信和偶像崇拜中解脱出来。因此，启蒙的批判，就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攻击，而是一种解构和去蔽的超越性活动。而其目的，就是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一文结尾所说的：“如果有必要在知识（conna issance）与统治的关系中提出知识问题，那么提出这个问题的首要前提就是某个不被统治的意志；这个意志既是个人的态度，也是集体的态度——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摆脱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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