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指出，后来的甲骨文的文字成形原理并非是基于象形的，而是基于书契-道义的。甲骨文并非汉字的源头，而是对早已成熟的“文”系统的继承和扩展。文就是契齿文，其起源要比甲骨文早很多。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契齿文来自西安半坡遗址，时间在7000年前左右。而契齿文实质是数字符号，是绝对抽象的，而非象形的。
目前考古出土的契齿文并非书契本身，而是刻在陶器上的契齿文。因为书契的材质是木头或竹子，很容易腐烂。契齿文能够在长达4000年的历史跨度内，在南北长达1800公里的地理区域广泛存在，说明契齿文本身已经脱离书契本身，而成为独立的符号，即符号化了、文字化了。
因此，契齿文实质上就是文字了，其成形原理是数学的、抽象的，当然也是表意的。但是，现代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文字的成形原理一定是象形的，而且一定与语言紧密联系，甚至是语言的符号化。因此，中外的语言、考古专家们就杜撰出了种种千奇百怪的从具体到抽象的文字逐渐进化说，认为世界最早的文字是古两河的楔形文字，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要比古两河的楔形文字晚。殊不知，中国的文字在一开始就是绝对抽象的，而且至少要比楔形文字早2000年。
实际上，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古两河的楔形文字与中国的书契文有着很高的相似，很可能是受书契文的启发而出现的。以后再专门讨论这一点。
唯有明白了书契文的成形原理之后，才能明白中文的高级性、高尚性何在，明白传统的中文为何与语言之间总是保持着距离，明白字母化的西方语言文字落后性、低级性所在。
现代人总是想当然地把字母化的文字说成是抽象文字，把中文说成是象形文字，意思是中文是具象的，而字母文字则是抽象的，因此，字母文字比中文先进。其实事实恰恰相反，人类历史中唯有中文是抽象的，其他任何文字，无论是古两河-埃及的象形文字，还是后来的字母文字，都是具象的。
请问中文“玉”、“朋”是象的什么形？玉本来是石头，而世界上绝不存在“玉”字形的石头。朋友之“朋”，本来是指人的，但是，其字形绝对和人没有任何关系。显然这两个字都不是象形的。
更令人吃惊和不解的是，玉、朋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其甲骨文字形却是相同的。因此这引起了早期甲骨文大家们的注意，王国维和郭沫若都专门对释读玉朋二字写过文章。但是由于他们都没弄明白文字的成形原理，而跟风认为，中文的成形原理是象形的，甲骨文是中文的源头，因此他们的释读最终都是错误可笑的。
玉、朋二字的甲骨文字形实际是直接来自双排契齿文，这个符号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成形了。因此要准确释读这两个字，就必须对书契的功能和原理进行准确理解。
前面我们已经基于书契的原理，对双排契齿文的内涵做了总结。其意义包括三点；一是诚信和道义，二是朋友之朋，三是数量和货币单位。其中最核心的是第一点的诚信和道义。
“玉”、“朋”二字的甲骨文之所以都是双排契齿文，原因在于，本质上玉、朋都是书契，都是用来传达和保障诚信之工具。朋是指代原始的木质书契，而玉则是玉石这种新材料做成的书契，即“瑞”、“符瑞”、“瑞信”。朋友之“朋”，是从一对书契的两个持有人上演化出来，表示的是可以相互信用的两人。
而在《说珏朋》中，王国维则将双排契齿文说成是对玉串和贝串的象形，并以此推测一朋是十个。而在《释朋》中，郭沫若更进一步说，双排契齿文实际是一种首饰。
目前的文字学者依然在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有的说双排契齿文是对玉琮的象形，有的说是对玉戚的象形。其实说双排契齿文对任何东西的象形都是捕风捉影，因为它不是对任何东西的象形，从其本源来说，是完全抽象的数字。
一旦把中文说成是象形文字，一旦把中文的源头定在甲骨文，不仅把汉字的实际历史拦腰砍断，把此前至少3000年历史抹杀了，更重要的是，把文字成形的书契原理、数学原理也搞丢了，这样就无法理解文字的真实内涵，对本来存在其中的诚信道义内涵视而不见，整体上把中文大大矮化了、庸俗化了。
中文从起源和本质上，是一种完全抽象的文字，不仅和具体的事物毫无关系，而且与语言也毫无关系，是超脱于具体事物和语言之上的，是彻底的表意符号。“意”就是义理、道义，因此中文从起源和本质上，也是义理文字，道义文字。文字是传达义理、道义的工具，而非传达任何具体事物的工具，更非传达语言的工具。
现代人竟然把传统中文，即文言文与语言的脱离看成是“八股的”、“落后的”，认为西方的与语言合体的字母文字才是先进的，这简直是颠倒乾坤。古汉语之所以与语言的脱节，恰恰是其抽象性、高级性的证据。
西方的字母尽管和有形的物体无关，貌似是一种抽象，但是，字母实质是具体发音的符号化。声音尽管没有具体的形象，但是也是一种具体的事物。字母语言是对声音的模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具象文字，象音文字。这种文字只能传音，而无法表意，更无法传达更高层次的诚信和道义。较之于中文，尤其是最原始的中文，契齿文，其落后性、低级性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文字只是传达义理、道义的工具，所以，最重要的是意本身，是义理、道义本身，而非表意之文。对意、文之间的关系，传统文献中也有诸多讨论，这在人类文明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汉字发达到何种程度。
《周易 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里的“书”已经是指狭义上的文字了，即甲骨文之后的文字，而非书契之书。“书契”之“书”，指的契齿文，或用刀刻画契齿文。“书不尽言”是说文字和语言并不对应，远比语言少。“言不尽意”则是说，义理、道义是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也是这个意思。
“立象以尽意”中的“象”是指八卦符号。其实八卦符号与契齿文在实质上相同的，都是数字符号，都是实质上的，也是最原始的文字。八卦符号是象，契齿文也是象。
《周易 系辞》还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里明确指出书契和八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易经中的象数实质和契齿文一样，都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也就是说，中国文字的初始状态都是数字，但是又有两个应用分支，一个是易经八卦系统，一个是书契系统。两者都是对数字、数学的具体运用，一个应用于形而上的占卜和教育，另一个在是应用于形而下的日常契约。
《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接着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意、象、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质就是道义、文字、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
契齿文、八卦符号之所以能够发明出来，去传达道义，根源在于，在契齿文、八卦符号出现之前，道义的理念已经在中国成熟。道义是“鱼”，契齿文、八卦符都是“筌”。鱼一定先于捕鱼的工具而存在。
因此，中国文字的本质在道义，中国文明的本质也在道义，文字和文明都是源自道义。中国文字是道义文字，中国文明是道义文明。
“文”是“文以载道”之文，其本质在“道”不在“文”。也可以说“文”即“道”。因此，文字不是“文”字，而是“道”字；文章不是“文”章，而是“道”章；文化不是“文”化，而是“道”化；文明不是“文”明，而是“道”明。（DYH：道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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