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真正的文人，都有一个悲剧的情怀，因为，这是中国式的文人。这个悲剧的情怀，简单地说，就是无以安身立命的苦衷。中国的历史很是不幸，也很特别，用它的残酷给人以安身立命的侈望，又以其残酷，让人不知道去哪里兑现这样的侈望。民以国为家，或者说，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人一当做了民，就自有的情怀。这样的情怀，在多数中国人那里，很容易散灭，以国为家，体现了中国人普遍的依靠心理，当现实里无以可依，无以可靠时，多数中国人很快转身忍命，把苦难看成是自己命里该有，怪不得天地，以隐忍克痛克苦。于是，匹夫有责，成了文人情怀的一句空言。没有以国为家心理的散灭，也就不会有国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

无论如何，这样的情怀，在多数中国人那里，不会成为心理悲剧。而文人却不同，他们的安身立命情怀，不从以国为家出发，而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出发点，把自己的性命同天下人和国家捆绑在一起，在治国之治和平天下之平那里寻觅和体现个体生命的意义。中国文人的如此情怀，由不得他们自己，而最终的悲剧也一样由不得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现实之中：

如此情怀，是中国文人的自觉，但中国文人决不止于此，他们要实现的是这种情怀的他觉。于是，中国文人必然地陷于不个悲剧式的现实里：当他们越是强烈的要实现如此情怀的他觉时，偏偏正是多数人情怀散灭殆尽之时。原因很明白，天下和国家清明平和时，哪里还需要有人去治，去平？

另一方面，天下和国家的昏乱，不只是文人情怀无以救，更可怕的是，有如此情怀的文人很容易成为天下昏乱的敌人。或者不得重用，或者成为昏乱的对立面，变成迫害的对象。

一代又一代的如此残酷，迫使文人情怀扭曲，成为孤独的存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的这句话，十分形象地表达了文人情怀的扭曲。更为悲剧的是，不管怎样的残酷，文人的如此情怀都不会散灭，蜡炬可以成灰，泪可以干，光明也可以灭，但烛心却只有燃烧，只能燃烧。

李白的《行路难》十分形象地描绘出古代文人情怀的苍天呼告。我先将李白的这首《行路难》抄写如下：

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度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诗的前两句，以夸张手法，描写了一场华宴，美酒美食，金尊玉盘，千金买醉。然而，醉的只是身，文人的行路难心岂是酒能醉得？

果然，本来想以酒灭愁，结果却是停杯投箸不能食，举杯销愁愁更愁。

下面几句，写出了诗人内以悲苦的根源：

拔剑四顾心茫然。治国有文武之道。诗人一介文人，文不可治，于是，在内心里梦想自己仗剑行天下，一腔热血，却在四顾之下，变成茫茫然一片空寂。

文治无路可去，武功无途可走。

欲度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看看，这是怎样的一个天下，怎样的一个世界，川谷结满寒冰，山河大雪冷封。有欲无可度，有心不可攀。

这是诗人面对的现实，雪茫茫，冰俨俨，路在哪里，哪里有路可行？

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这步田地，在这无路可去的困境下，中国文人的情怀只剩下一个去处可以驻留，归隐。李白一样想到了这个去处：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卧闲垂钓，远离尘世，碧溪相映，空虚心中。这差不多是中国式文人情怀的归处。把身心安放在山水间，以闲适安顿澎湃心潮，在世外桃园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佛家和道家为中国文人建立了一个精神上的后花园，以供文人做最后的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