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精神失常，对于妈妈来说无疑是一场变故。变故？一个正常的丈夫，现在精神失常了，不能正常说话。叫他吃饭，正常的时候，他起码会嗯一声。如今，他很可能连吃饭的叫声也听不到或者听不明白了。很多时候，她要走到他的屋子里去，把他从椅子里拽起来，再把他扶到餐桌边让他坐下。她不知道哪一天要喂他才能吃饭。她其实没有这样想。让她承受突如其来的变故已经够了，她惟一能够的就是像现在一样，面对一个默默无声的丈夫。幸亏许多年来，丈夫一直都话语不多，但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减少她如今面对丈夫的压力和痛楚。一个话语不多的丈夫和一个语言失常的丈夫是完全不同的。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丈夫，因为，这不是简单地把他从一间屋子里拽到餐桌上吃饭那么简单。还有多少非常的事情在等待着她，她不知道，她也不想在还没有等到的时候知道。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女人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和品质。她们只会面对当下的不幸，不对这种不幸的更加不幸预想和推测，让自己承受可能不幸的重负。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妈妈该如何面对这场变故吧。
她很想明白，丈夫怎么就精神失常了。这是一个很难弄清楚的事情。她几次问丈夫，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也不想这样。再问他，他连这句话也不说了。做为当事人，他最能让她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可丈夫如今根本不能向她说清楚这件事。别的人呢？她被自己排除了，只剩下单位的那些人。哪些人，领导，同事。她已经从两个所长那儿得到了完全不知情的回答。如果说，两个所长在有意回避这件事，那么，她又如何证明他们是在回避呢？如果说，她可以从同事那儿弄明白些什么，可明白了又能怎么样。我们可以假设她想弄明白，就是说，在这个假设里，妈妈所能做的不过如此。
她可以求告于医学。可医学上的解释，只能通过医生具体要求说明。得到这样的说明，有什么意义？医学的解释，不仅不能证明丈夫的病是由什么事什么人而引发的，并且很有可能证明他本人的身心脆弱。假如说，丈夫是因为受到什么刺激才如此，从医学的角度无以解释有那么多的人遇到比他丈夫更大的刺激也没有精神失常。就是说，从医学和医生那里，她得不到任何安慰。如果她只是想得到如何照料丈夫的医学指导，她这样做，也许还有些意义，但是不会有哪一个医生能给出具体的照料建议，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丈夫是如何精神失常的。
她也许还想到了与至亲好友述说自己的痛苦。可我想，这只有两种可能。她一想到与哪一个人述说自己的遭遇，自己先感到无聊。谁的劝慰都替代不了她自己的承受。她惟一能做的，是在那些人面前保持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如果她向人倾诉呢？她除了后悔外，只能自我安慰，说了就说了吧，只当释放一下。结果只能是，很多人或看到了她有一种痛苦，或者以不幸的眼光看她。这是多么没有意义的事情。
也许，她会得到这样的提示，用一种非常的方式，得到单位一点补偿。不管是怎样的非常方式，首先是她改变自己，临时让自己充当一个非常角色。我想，这在妈妈，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在两个所长面前，连一句强词夺理的话都说不出口，.她哪里能扮演什么非常角色。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她能做的只有如此。不把这件事告诉女儿。女儿一个月只回来两次，并且，她可以以女儿学业重为由让她更少回来。然后是她自己，面对今日的丈夫，决不去想他明天又会如何，明天她又会承受怎样的不幸。
最后，她必须抛开和一个正常丈夫交流的自由，妻子的角色需要改变，从一个妻子过渡到保姆，过渡到护工，过渡到亲情报偿者的身份。这个过渡需要她怎样的付出？她不知道。
所以，实际上，妈妈什么也没有想，她惟一能做的是，让日子慢慢消解这一变故里的一切。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各有各的生活，从昨天的生活里过到今天的生活里，时间会湮灭从昨天到今天变化里的一切。她要做的，只是活在昨天，然后，活在今天，最后，什么也不想地在明天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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