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的2017年博士生调查显示，虽然在攻读博士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但博士生们还是和以往一样坚定地追求科研事业。
科学博士生们热爱他们的科研，但是也有许多人为此备受煎熬。这是《自然》对全世界范围内超过5700名博士生调查后的发现。
《自然》每两年对博士生的生活和职业理想进行一次调查，本次调查是最新一期的结果。受访者整体上对读博经历展示出了较高的满意度，但是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忧虑和不确定感：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担心自身的心理健康，其中45%的人（占所有参与者的12%）表示曾经就博士学业中产生的焦虑或抑郁寻求帮助（见“长路漫漫”）。
许多人指出，他们觉得科研压力很大，担心自己的前途，并对自己的付出是否会换来一份收入体面且称心如意的事业表示迷茫。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一切已令人不堪忍受。某美国大学的生态学博士生在调查的评论区留言：“每个大学都应该为研究生专门设立一个房间，让他们在压力山大的时候可以喊出来。”
调查还发现，和博士导师意气相投的学生更容易成功，这一点或许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导师优秀的指导是提升学生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大多数参与调查的人对自己的导师感到满意，但仍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希望换导师。
博士生们可以克服读博过程中的挑战，并获得成功，只不过他们不能单打独斗。一位来自南非的遗传学博士生这样留言：“我过得很开心。虽然这种生活很艰难，不过这就是我想一辈子做的事，所以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的导师很棒，善解人意，而且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参与2017调查的博士生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学科领域。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参与人数均等。调查的链接被放在nature.com网站、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的电子产品，以及电子邮件订阅中。调查后，有小部分受访者接受了采访，采访内容也被补充到了数据中。读者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查看调查数据： go.nature.com/2kzo89o。
有许多值得欢欣鼓舞的结果。整体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读博的决定表示一定程度的满意，这说明他们对读博这件投入巨大的事依然矢志不渝。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的产业关系专家Katia Levecque认为，这个结果和其他博士生调查贴近。她说：“大约80%的博士生对读博这件事是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在大多数大学里的调查结果都是如此。”
12%的受访者曾经由于读博过程中出现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寻求帮助，Levecque认为这表明了研究生生活中出现的压力的严重性，“你要承担许多责任，但是你对很多事却无能为力。”由于这12%的受访者仅仅包括那些曾经寻求过心理干预的人，因此可以肯定，在所有受访者中，焦虑和抑郁的水平应当更高。
《自然》的调查还发现，焦虑的博士生们并不总是能方便地得到帮助。在那些曾寻求心理干预的人中，只有35%的人表示他们所在的机构能提供有用的资源。接近20%的人表示，他们所在的机构并不能为他们提供帮助。Levecque认为，“在寻求心理援助时他们会遇到许多文化和经济障碍。”
根据《自然》的调查，在那些表示曾经因焦虑和抑郁而寻求心理干预的受访者中，近50%的人表示他们依然对自己的博士项目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悉尼科技大学的药理学博士生Kate Samardzic就是几百名身陷这种矛盾的受访者之一。
她对读博表示满意，但依然感到压力山大。她说：“想要成为研究者是一件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的事情。你要让你的导师满意，还要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各种事情。而且一天的忙碌结束后，你压根不知道最后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博士已经读了一半了，但是还是对前途很迷茫。”
Samardzic知道她不是唯一一个被这种问题困扰的人。她看过Levecque和同事在今年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K. Levecque et al. Res. Pol. 46, 868–879; 2017）。这篇论文发现，和普通人群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相比，博士生患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的风险约是前者的2.5倍。
Samardzic是学生代表，负责和大学理事会联络沟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参与创建了一个名为Research Resilience的大学组织。该组织定期开展研讨会，帮助博士生应对情绪问题。她说：“我感觉对读博感到焦虑或是忧虑的博士生的支持还不够。这本应该是件大事。”
Research Resilience的每月例会会吸引30-40个学生参与。近期的会议主题是正念训练技巧，以及冒名顶替综合征的风险（impostor syndrome，时刻感到自己和其他博士生格格不入的情绪）。Samardzic 表示：“我们博士生的成就都挺高的，这让我们更容易产生这种感觉。”实际上，本调查中将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将冒名顶替综合征列为他们目前的心理障碍之一。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物理化学博士生Andrew Proppe就被冒名顶替综合征困扰着。他和Samardzic一样，虽然承受着焦虑情绪的重压，但依然对自己读博这件事感到满意。对于他来说，除了情感上感到孤立无援之外，他还一度有身处异地的错觉。
Proppe本来在普林斯顿读博，但是在一年半后就退学了。虽然当时的导师很优秀，但是他觉得没有完全适应读博的生活，以及大学所在的地方。他在文化丰富多彩，而且人口稠密的蒙特利尔长大。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在的小城里，他有些举足无措。他回忆：“当时太没意思了。读博前我没考虑过环境对我的重要性。我放弃了家乡的一切去那里读博，但看起来并不值得。我当时很不开心。”
Proppe目前的导师是多伦多大学的Ted Sargent。Sargent曾急切地盼望Proppe加入自己的团队，“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和世界顶级的物理化学家合作过，因此他的一些能力对我的团队肯定有好处。”Proppe也能提供一些前导师如何管理实验室的消息。Sargent 开玩笑地说，“我曾让他去当学术间谍。你或许以为，我都在学术界呆了20年，什么都门儿清了，但其实要学的还多着呢。”
回到加拿大后，Proppe重新站定脚步，不过这并没有完全抹去读博的焦虑。他说，“我会在脑子里把一整天过一遍。凌晨三点我就开始想我的数据。”在读博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压力和焦虑，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当他意识到读博的焦虑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他开始寻求改变。“以前我会工作到晚上11点，但是现在我让自己别这么干。我花更多时间弹吉他、锻炼、陪女朋友。”
博士生的焦虑有很多原因。本调查发现，博士生们普遍对未来的就业忧心忡忡。只有3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博士项目为未来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他们的博士项目为研究类的工作做好了准备。这说明许多人认为研究类的职业和称心如意的职业是有明显差别的。虽然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博士学位能够“显著”或“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就业前景，但三分之一的人却没有这么乐观的看法。
不是所有的受访者都相信读博所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会有回报。英国伦敦癌症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的数据科学家Hannah Brewer认为，她每次在网上搜索过本领域的职位后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她说，“许多职位只要求硕士学位，我不知道博士学位有没有帮助。”但是，她依然满意自己的读博决定，“就算回到过去，我还是会选择读博。我很享受现在的研究层次，我热爱我的研究。”
就受访者对读博期间的整体满意度而言，导师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导师的指导和认可尤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过，有不少受访者对导师的指导不满意。超过2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换导师；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也就是18%的人表示，关于自己的就业，他们和导师之间没有进行什么有用的对话，而导师实际上是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理想职业目标，并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不二人选。
受访者表示，几乎不和导师讨论学术界以外的就业。一个美国的化学博士生在评论区里写道，“我的导师瞧不起非学术工作，他觉得只有那些没什么干劲的人才适合去做那种工作。”
约有30%的受访者（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导师为非学术工作提供了有用的建议。这个比例和《自然》在2015年的调查结果类似。在今年的调查中，一半多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导师接受他们找学术界以外的工作。这和2015年的调查结果相似。
觉察到大学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并不在意后，Samardzic和同学开始自己组织一些活动，让研究生和其他专家可以讨论职业选择问题。她最近组织了一次讲座，演讲的博士生曾出国参加了一个关于创业和生物医药创新的研讨会。她说：“我们需要更多类似的活动。我觉得我对一半的工作机会一无所知。”
本调查还显示，许多博士生缺乏对未来的清晰认识。近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想在毕业后从事学术界的工作，而有55%的人则表示他们想在企业工作。这可部分归因于他们的犹豫不决：近半受访者表示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两个行业里都找工作。
受访者对学术界工作的强烈兴趣和2015年的调查结果吻合。当时有78%的受访者表示，虽然机会不多，但他们（很有）可能在学术界找工作。而2015年的一篇分析直指学术界职位的匮乏（N. Ghaffarzadegan et al. Syst. Res. Behav. Sci. 23, 402–405; 2015）。该论文估计，在美国，平均6.3个生物医学博士生竞争1个终身职位。
博士研究并未让大多数博士生动摇对研究的决心。近80%的受访者表示，自从开始读博以来，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决心就没有改变过，甚至变得更加坚定了。而在2015年的调查中，这个数字只有67%。
学术界的就业市场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那些对做研究有念想的人需要一些指导。但是这点可不容易做到。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在自己所在的机构找到有用的就业相关资源。而2015年的数字是18%。
在很大程度上，博士生是自己的职业顾问。在被问到是如何做出目前的就业决定时，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是靠自己搜索调查；只有34%的人表示是来自导师的建议。
Proppe认为在开始读博时就和导师进行初步的交流，可以改善读博体验。在离开普林斯顿来到多伦多大学后，他立刻和新导师Sargent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他说：“我问了所有那些我当初该问而没问的问题。”在谈话结束后，他对实验室的运作、和导师见面的频率，以及导师可以提供的指导有了清晰的了解。
Alberto Brandl是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Turin）的航空航天工程博士生，在开始读博前就认识联合培养他的博导。他说：“我希望他们是很好的导师，我现在很满意。”读博不久他的女儿降生了，他的导师们都很通融。
他说：“他们说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没有请很多假，但是他们告诉我多请假也没关系，看自己的需要。”他觉得自己的导师们给了他足够的指导意见让他自己做决定，而没有颐指气使地强求他每一步做什么。他说：“这就是老板和领袖之间的差异。”Brandl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我知道有些博士生因为导师的问题而退学。”
本调查的结果就是这样，有时数据下隐藏着更深刻的故事。新加坡环境生命科学工程中心（Singapore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Life Sciences Engineering）的微生物学家 Yissue Woo对自己的导师评价很高，不过他表示，自己和导师没有进行就业相关的谈话。目前，Woo忙于研究，没有机会和导师展开这个话题。
他对读博的整体体验评价也很高，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学会了如何理智地面对挫折。他说：“我不是研究新手，所以我不会对失败感到惊讶。如果有什么行不通，我知道那是正常的。”
或许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医学博士生总结得最为恰当。她/他在评论中写道：“读博的过程道阻且长，但是小小的胜利就会让一切变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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