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该刻些什么上去。”
这是前两年，笔者去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的话。在广场的花岗岩上，镌刻着846位红色特工的名字。当时，我很好奇，为何上面会留下一部分空白。于是，工作人员非常感慨地跟我说了上面那句话。
他告诉我，留白是为了方便今后随时增补。为了查出那一个个代号后的真实姓名，解密出更多特工，相关工作人员一直在努力。
但这项工作并非易事，原因有很多，比如：
第一个原因，组织没让他们公开，他们死都不会说，哪怕是对妻儿。
比如，我军王牌特工阎又文身份的彻底公开，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央调查部老部长罗青长，在看电视时，发现阎又文被塑造成了反派形象。于是，罗部长亲自登报证明：阎又文是咱们的特工。而阎又文其实在1962年就已经病逝，至死他都没对儿女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
第二个原因，有些特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线叫啥，更不知道自己隶属哪条情报线。以一些军迷朋友的话来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牛？
这第二种情况，真的可能吗？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正是这第二种情况：2001年，一位86岁老人身份的公开，曾轰动一时。
一：小伙越想越觉得老父亲不简单
2001年，一个名叫姚一群的江苏年轻人，在单位听了一场讲座。说起来，这次讲座的规格相当高。因为应邀前来讲座的，是我军王牌特工沈安娜。
沈安娜是谁？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张照片：
可以说，这张照片记录下了蒋介石很“尴尬”的一幕。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4月，蒋介石正在大礼堂“侃侃而谈”。而就在他左边不远处，坐着的那位女速记员，就是我党特工沈安娜。
沈安娜潜伏在蒋军高层十多年，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军界有一种说法：因为沈安娜的存在，蒋介石上午说的话，下午延安方面就能知道。可以说，沈安娜的一生就是一部特工传奇。
建国后，因为在隐蔽战线功勋卓著，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担任司局级干部。1983年离休后，沈安娜担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
这么厉害的国安领导到单位来讲座，坐在台下的姚一群和同事们，自然听得非常认真。但听着听着，姚一群发现：沈安娜讲的一些代号，自己好像曾经听说过。
等到讲座结束后，姚一群还一直在回想。后来，他明白了：这是老父亲姚子健，多年前曾跟自己提到过的。姚一群突然意识到，86岁的老父亲年轻时，可能并不像他了解得那么简单。
想到这一层，姚一群匆匆赶回了家，见到了父亲姚子健。为了搞清楚父亲的情况，姚一群特意跟沈安娜取得联系，希望沈老能见一见父亲。沈老一听，欣然同意。
于是，一次特殊的见面，被安排在了北京。在姚一群看来，这次见面仅仅是为了求证父亲的一些零星记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沈安娜在和姚子健谈了没多久后，竟表示：我要立刻汇报给中央国家安全部委。
数日后，经中央部委确认，姚子健的身份，彻底解密。正是因为这段历史的被揭开，作为儿子的姚一群才知道父亲年轻时有多牛。
二：姚子健到底是什么人？
姚子健是江苏宜兴市徐舍镇人，1915年出生，他的父母在镇上开了一家茶馆。应该说，比起当时大多数吃不饱饭的人家来说，他家条件还可以。
小学毕业后，姚子健被送到上海的学校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姚子健刚满16岁。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呼吁政府要有所作为。令人痛心的是，学生们这样的行为却被视为捣乱和煽动。一开始，当局劝学生们回教室上课，到最后见劝不住，索性把这所学校给关了。
没办法，姚子健只能回到老家。因为好歹读过一些书，他在镇上谋得了一个小学老师的职务。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父亲也总劝他：要好好保住这个饭碗，别再出去闹事了。
但姚子健在老家待不住，在学校搞爱国学生运动的一幕幕仍在眼前。于是，他每天从报纸上查看各地的消息，寻找机会。
1933年年初，机会终于来了：姚子健在报纸上看到，国民政府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在招生。姚子健认为要报国，就得学个一技之长，于是选了一个印刷测绘专业。之所以会选这个专业，是因为早年干学生运动时，他就在团队里负责印刷宣传工作，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就这样，18岁的姚子健又背着行囊，离开父母，到上海求学。在学校的时光过得很快，姚子健的测绘、制图、印刷技术，都是一流的。每天，他都像个“书呆子”一样，一头扎在学校里求学。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贵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姚子健的人生。此人名叫舒曰信，是我党在上海的一位地下工作者。舒曰信是姚子健的同乡，早年就相识。
再见面，姚子健听说舒曰信已经入了党，便请求：“我也想跟你们干，你帮我跟你们的组织说一下，看能不能也让我加入！我啥都能干！”
舒曰信了解姚子健的为人，但当时他也只是个刚加入组织不久的年轻人，只能先答应他去找组织问问。就这样，在舒曰信的搭线下，姚子健见到了当时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骨干鲁自诚。
当时的姚子健，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一个进步青年，初次见到我党骨干，自然紧张地很。但鲁自诚毕竟是个隐蔽战线的老同志了，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小伙子将来必有大用：
一方面，他学的是技术性专业，是国军亟需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仅凭经验，鲁自诚就发现姚子健是个脑子活，胆大心细的人。像这样的人，不干情报工作，那可就太可惜了。
于是，鲁自诚对于姚子健的请求加入，欣喜不已。他亲自为姚子健做入党介绍人，并亲自给他安排了任务：毕业后，进入国民政府工作，我为军获取有利情报。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姚子健就已经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特工了。1934年春天，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制图班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国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工作。刚进单位，姚子健兴奋不已，每天都寻思着从哪里捞点情报给组织。
但遗憾的是，他那个部门负责的是一些普通测绘图，对我军情报价值不高。而与此同时，国军又在1934年前后，在各地加紧“剿共”。战友在前线流血，自己身处的敌营岗位又不合适，19岁的姚子健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思来想去，姚子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上级要求换岗位。他称患了眼疾，测绘工作已经不适合自己，目前只能做一些文书类的工作。而后，他又通过上下打点，硬是进了一个看起来很“清闲”的部门。而这个部门最大的工作职责，就是：保管军用地图。
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用？关于这一点，笔者要先给大家普及一点：在那个年代，军用地图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因为测图人员、测图技术的有限，哪怕是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仍然有很多场战役，是在军用地图缺失、不专业的情况下打下来的。
国军的军用地图情况，显然会比我军好一些，但依旧也是珍贵的。一般情况下，国军的作战单位如果要用到地图，都需要到参谋部门来申请、领取。而每个作战单位领了什么地图，都是绝密的：毕竟，用了什么地图，其实就意味着这一地区可能会有行动。
而彼时的姚子健，恰恰就是负责保管、分发这些军用绝密地图的。因此，每一次有国军部队派人来领一张地图，姚子健就会暗暗记下他们的番号。因为同样的地图不止一张，他也会偷走一张同样的地图。
获得这样的情报后，姚子健都要坐火车从南京赶到上海，把东西交给他的上线。每次姚子健都是选择在周六晚上出发，第二天一大早就能到达上海。
他会拎一个小手提箱，把情报藏在皮箱的夹层里，再用书和衣服盖上。因为身着国军军服，一路上也没几个列车警敢随意查他，所以他的情报总是能及时、安全地送到“上线”手上。
就这样，从1934年到1938年，整整4年多的时间，经姚子健之手传出来的军用地图、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而在此期间，姚子健经历了好几个“上线”：
第一个，是同乡舒曰信。两人比较熟，算是知根知底。但是舒曰信从来不会告诉他，自己的上头又是谁？
第二个，是一个姓沈的女情报员，他是舒曰信的妻子。舒曰信不方便来时，就会派他的妻子前来取情报。而此人，正是前文说的王牌特工沈安娜的亲姐姐沈伊娜。
第三个，是一位“熊先生”。这位“熊先生”也从未告诉过姚子健自己的真名，姚子健知道这是组织纪律，所以他从来不问。
为什么要换人，姚子健不知道；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沈伊娜，她去了哪里，姚子健不知道；自己属于哪条线，是华中局还是华南局，他也不知道。
1938年后，由于抗日局势严峻，“熊先生”告诉姚子健：“立刻前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报到！”姚子健甚至都来不及跟测绘局打招呼，就去了香港。此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又是专业人才，如果能由香港去延安的话，定能帮上大忙。
于是，在香港办事处，姚子健领到了两张便条。两张便条的内容都是：
“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
这两张便条的落款，都是“小开”。拿到便条，姚子健很清楚：“小开”和“熊先生”一样，都是一个代号。直到多年后姚子健才知道，“小开”就是我党特工骨干潘汉年的代号。
这两张便条，分别是写给陈云和林彪的。当时，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林彪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有了这两张便条，姚子健在延安就能被认可了。
此后，姚子健进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建国后，姚子健先后在工业部雷达局多个部门工作，直到离休。
三：与沈安娜的见面后，很多事就清楚了
与沈安娜的见面，86岁的姚子健搞清楚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沈安娜告诉姚子健：“老哥哥，你的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说实话，听到沈安娜这样说，无论是姚子健还是其子姚一群，都是极为惊讶的。周总理一手创建的中央特科，无论是在当年还是今时今日，都是一个极为特殊、极为了不起的存在。但同时，它又是如此神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蒋介石丧心病狂地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网一个”，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下。
在这危亡之际，29岁的周恩来带着陈赓等人，毅然成立了中央特科。从一开始，周恩来就定下了特科存在的目的：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
为了实现这些，仅在特科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租界、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等国军要害部门，都是我红色特工的“活动范围”。姚子健这条线，是其中一条，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最高上级是周恩来。
姚子健搞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曾经的上线沈伊娜为何换成了“熊先生”？沈伊娜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军史学者们，都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一个特工和他的上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不知道对方的真名，不知道对方哪一天会被捕，但你必须百分百信任他，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他。
从沈安娜嘴里，姚子健真正地了解她姐姐沈伊娜是一个怎样的女杰。
沈家姐妹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县的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是个秀才，伯父是前清翰林，算是一个妥妥的书香门第。沈家姐妹长大后，都出落得亭亭玉立，两人感情也极好。
1932年，家人给姐姐沈伊娜安排了一个包办婚姻，这让向往自由婚姻的她十分反感。于是，沈伊娜便决心离家出走，去上海求学。妹妹沈安娜舍不得姐姐，也就跟着来到了上海。
自此后，两姐妹在上海都加入了我党，并都成为了我军红色特工。其中，妹妹沈安娜打入了蒋介石身边，做了一名速记员，并最终成为一名王牌特工。
而姐姐沈伊娜则在上海嫁给了战友舒曰信，跟丈夫一起，负责给姚子健、沈安娜等多条情报线，传递情报。遗憾的是，后来沈伊娜在上海的秘密情报工作中，不幸病逝。
理清楚了这些，姚子健感慨万千。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姚子健一直不知道的：他最后的线人“熊先生”是谁？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他是生是死，有没有活到建国后，姚子健至死都不知道。
与姚子健见面后，沈安娜把他的情况和中央部委汇报了，他早前的一切都得到了证实。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病逝。2018年1月，103岁的姚子健病逝。对于他的离世，很多媒体这样写道：
“作为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老战士，姚子健老人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但他留下的精神，将永远被人们记住。”
尾声：
笔者在看红色特工们的回忆录时，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那位同志，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样了；那位同志，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些仅留下一个代号、一个姓氏的英雄，他们到底在哪里？他们是否在送完情报后回家的路上，就已被敌人杀害？他们是不是明明已经活到了建国后，但却一辈子都不曾公开身份？我们这代人，还有没有机会知道他们的名字？
又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并不重要。因为在豁出性命的时候，他们并不曾要求子孙后代会记住他们的名字。正如毛主席在《卜算子·咏梅》中写的: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在某一处，他们应该正笑看着新中国的崛起。谨以此文，纪念无名英雄广场上的那些人，无论刻上了名字的，还是没留下名字的。
